清华大学的历史到一九七九年四月，已经整整六十八个年头了。中间，经历了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八年的清华学校时期,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清华大学时期、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六年的西南联合大学时期、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的清华大学时期和解放后社会主义清华大学等几个大的发展阶段。本文介绍的是它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一一清华学校时期的一些基本情况。
一、美国“退款办学”的经过
早期的清华,外国人通常称它为“赔款学校”(Indemnity Col- lege)，也有国人称它为“国耻纪念碑”，这是因为清华最初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余额”办起来的。
一九〇〇年,美国参加了“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镇压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翌年九月，清政府与各侵略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要按人口(每人一两)向各侵略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连同“利息”共达九亿八千多万两。这就是历史上通称的“庚子赔款”。美国从中分得三千二百多万两,合二千四百多万美元,外加年息四分。
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间，清政府驻美公使梁诚根据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Hay)曾有“美国所收庚子赔款原属过多”的表示，一再向美国政府交涉，要求核减退还;并一面上书清廷，“请将此项赔款归回,以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
一九〇六年,美国商人兼传教士斯密士(Arthur H,Smith)为“退款办学”事回国，受到美国总统梯奥道尔·罗斯福(Theod- ore Roosevelt)和国务卿鲁特(Elihu Root)的接见。由于他的参与,“退款办学”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退款”的目的也更加明确化了:“不是完全退还这笔钱，而是要把这笔钱用在使类似事件(按指义和团事件--笔者注)难以再生。”同年，美国伊里诺大学(University of Iuinois)校长詹姆士(Edmund J.James)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说:“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国家就能够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已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励行教育，使此繁众之国能渐渐融洽于近世之文化。援助之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一半，俾中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使修业成器,蔚成有用之材。”
一九〇八年五月二十五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有关议案,并授权总统“酌定适当的时间与方式”予以退还。并多次强调“退款办学”之旨。
一九〇八年七月,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W.Roakhill)正式通知清政府外务部，美国政府决定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中除去所谓“实应赔偿”的美金一千三百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九十二元六角九分外，剩下的一千零七十八万五千二百八十六元一角二分从一九〇九年起至一九四〇年止，逐年按月“退还”给中国。一九〇八年七月十四日,清政府照会美驻华公使“表示感谢”,并同意将退款用于派遣学生赴美留学。还初步提出了遣送留学生办法。同年十月二十八日,又草拟了派遣游美学生规程(由袁世凯签署),交美国公使审查修改后，确定:自退款的第一年(一九〇九年)起,清政府在最初四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一百人，如果到第四年派足了四百人，则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要派五十人赴美留学，直到退款用完为止。双方还商定，在派遣学生的同时,由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一所留美予备学校(TrainingSchool)，如有必要，还准备在中国其他城市设立分校,这就是后来创办清华学堂的起因,也即所谓“赔款学校”这一名称的由来。
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美国国务卿鲁特正式通知中驻美公使,美国总统已决定,“退款”将从一九〇九年一月一日起始实行。
二、从游美学务处到清华学校
一九〇九年一月,在美国开始“退款”的同时,清政府外务部根据与美国公使商定的遣派学生规程草案，着手筹办遣派留学生的事宜。五月,外务部会同学部拟定了《遣派留美学生办法大纲》。其第一条规定:“设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学部会派办事人员，专司考选学生、管理肄业馆，遣送学生及与驻美监督通讯等事，并与美国公使所派人员商榷一切。”
一九〇九年六月，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和学部共同管辖。两部共派周自齐(外务部“左丞参议”、学部“丞参上行走”)为总办,各派唐国安(外务部候补主事)、范源濂(学部员外郎)为会办。这些人都是当时所谓“办洋务”的官僚。游美学务处起初租赁北京东城侯位胡同一所民房做办公处，后又迁入史家胡同。
游美学务处成立后，立即按照规定(自退款第一年起,前四年每年派一百名学生留美),于一九〇九年八月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在报考的六百零三人中,录取了程议法、金涛、梅贻琦、胡刚复、王世杰、金邦正、何杰、秉志、张準(即张子高)等四十七人于同年十月赴美。因为这批学生程度不齐，一部分人先入美国高级中学补习。一九一〇年七月,又招考了第二批学生。在投考的四百余人中,录取了赵元任、张彭春、钱崇涛、竺可桢、胡适、庄俊、易鼎新、周仁等七十名学生,于同年八月赴美。这次招考还录取了备取生一百四十三人，以备入肄业馆接受训练。一九一一年七月，学务处又考选了第三批学生共六十三人，其中包括姜立夫、陆懋德、杨光弼、卫挺生、关康等,于同年六月赴美。这三批直接留美学生共一百八十人，大都来自国内各教会学校及省立高等学堂。他们是经过学务处进行“学品甄别考试”后送往美国的，所以又被称为“甄别生”。他们都是男生,年龄均在二十岁以下,出洋前都剪掉了辫子。此外，一九一一年，还曾挑选了十一名十二、三岁的幼年生，于一九一四年送往美国读中学。有关当局认为只有这样自小培养才能收“蒙以养正”之效。
游美学务处一面选派学生直接赴美，一面即着手筹建游美肄业馆(即原拟设立的留美予备学校)。当时拟定的章程，规定其办学宗旨为先在国内招考学生，经过训练,“择其学行优美、资性纯笃者,随时送往美国肄业”。
按照章程,肄业馆考选的学生应分为“第一格”与“第二格”两种。两格学生都必须具备“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等条件才能入学。
据参加这次考试的同学回忆一九一〇年三月，清政府学部制订了《考选学生与考送游美学生办法》①.《办法》规定，除由学务处在北京直接招收一部分学生外，大部分学生由各省“提学使”分别在该省招考,经过各省初试后保送进京复试,合格者入肄业馆学习。各省保送的名额,则根据该省所摊缴的庚子赔款额的多少而定。譬如江苏赔款最多，可保送二十六名;云南、贵州、新疆、甘肃负担的赔款少，每省只有二名。
一九〇九年八月，经外务部、学部奏准，由内务部将清室皇家“赐园”--清华园①拨给游美学务处,作为游美肄业馆的馆址。肄业馆原定一九一〇年秋季开学，后来因为聘请的美国教员尚未到馆,清华园内的馆舍也未修葺、兴建完竣，而改到一九一一年春季开学。
在肄业馆筹备期间，游美学务处又提出了创设留美预备学校的方案。一方面是有鉴于当时各省新制学堂设立不久，完全从这些学校学生中考选直接留美生难以满足需要;另一方面,外务部和学部在招生政策上存在意见分歧。外务部主张招收十六岁以下的幼年生从小送美培养,否则对外国语言“已绝无专精之望”;学部则主张招收三十岁以上的中年人,否则“国学既乏根基，出洋实为耗费”。据范源濂说，当时甚至闹出这样的笑话:在两部评阅考卷时，“有一次外务部英文取第一之人，在学部一分未得;而学部取第一之人,在外务部也一分未得。谁去谁留,亦竟至争不相下。”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于是提出学务处专设游美预备学校,先在国内有计划地训练、培养出合格的毕业生送美留学。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游美学务处向外务部、学部提出了改革游美肄业馆的三项办法:一、将游美肄业馆的学生名额由原定的三百名增至五百名;二、将学制定为八年,分高等、中等两科，各为四年制;三、“高等科分科教授，参照美国大学办理”。毕业学生“不仅限于留美一途”(事实上,所有的毕业生一律留了美)。同时，还是请将游美肄业馆改名“清华学堂”。 十二月,清政府学部批准了这个办法。一九一一年二月，游美学务处和筹建中的肄业馆全部迁入清华园，正式将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学堂设正、副监督(相当于正,副校长)共三人,分别由学务处的总办周自齐(任正职)和会办唐国安、范源濂兼任。
一九一一年三月，清华学堂在北京宣武门内学部考棚,举行了入学复试。参加复试的有各省保送的学生一百八十四名，一九一〇年七月备取的留美生一百四十三名和在北京招收的学生一百四十一名共四百六十八名,经过复试,全部合格入学，其中九十四人编入中等科，其余入高等科各班。这是清华学堂最早的一批学生。
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宣统三年四月初一),清华学堂在清华园正式开学。以后学校就定这一天为校庆日。
清华学堂开学不久，因正监督周自齐出国参加英王的加冕典礼,副监督唐国安也赴欧美“考察”,就由颜惠庆代理正监督，范源濂仍任副监督,教务长先后由胡敦复、张伯苓担任。
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多数学生因害怕战争而四散回家。同时,清政府又挪用这一年“退还”的庚款去弥补镇压革命的军费,清华学堂的经费来源断绝，只好关门。十一月九日起，学堂宣布停课。
一九一二年四月，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成立北京政府后,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被任命为山东省长,会办范源濂也升任教育次长(不久又继蔡元培任总长),相继离校,北京政府外交部逐将游美学务处撤销，将其所有职权划归清华学堂,任命唐国安为监督,周诒春被聘为教务长。
一九一二年五月一日,停顿了半年的清华学堂重新开学,返校的学生仅有三百六十人。十月,清华学堂按照教育部关于《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将“学堂”改称“学校”,把“监督”改称“校长”。唐国安任第一任清华学校的校长，周诒春为副校长。但学校的一切措施依然如故,辛亥革命对清华学堂来说,只不过是“革”换了一个名称而已。
一九一二年,继前三批选送的直接留美生之后,清华学校又遣送高等科毕业生侯德榜等十六人赴美留学，这是由清华学校遣送的第一批毕业生。
以后，清华学校每年高等科毕业生都全部资送留美。大约每隔一年，还招收一次女生(一九一四年开始)和专科生(一九一六年开始)直接资送留美。此外，还有一些留美自费生也接受清华的一部分津贴,称为“津贴生”。
所有清华留美生在美国都由游美学生监督处管理。它原为游美学务处的派出机关，一九一二年四月以后,改归清华学校直接管辖，改称“清华学校驻美学生监督处”。该处设监督一人，受校长领导,其职权是“经理清华学校所派留美生学费、月费、川资暨已核准之自费生津贴，并考核课务，约束风纪，及统计报告庶务一切事宜”。此外，中国各机关、学校资送留美的官费生也由清华驻美监督处管辖。但实际上,驻美监督对留美学生是不监不督，只是按月发发留学生的各种费用和津贴而已。
驻美监督处设在华盛顿，第一任监督是清政府驻美公使馆参赞容揆，清华学校时期,赵国材、梅贻琦等人也都先后做过驻美监督。
三、清华学校的隶属关系、董事会
辛亥革命前的清华学堂，隶属于清政府外务部和学部共同管辖之游美学务处。那时的“学堂”,实际上是办洋务的官僚机关,行政负责人都是官员。游美学务处就设在校内，其办公处工字厅亦称“衙门”。虽然在教学上“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但在行政管理和日常礼仪上则是不折不扣的封建主义的一套。据当时的学生回忆，那时清华校名的全称是“帝国清华学堂”。英文校印字样是“Tsing Hua Imperial College”。总办到校视事时,从校门到办公处工字厅,沿途两旁摆满菊花,俨若王爷驾到。学生有事要见总办，得先呈“禀帖”。在入学考试时,总办穿着清朝官服,高坐堂上，旁边一个考试官按省籍唱名:“浙江听点!”“江苏听点!”……总办就用硃笔点名,十足的科场习气。
辛亥革命后,游美学务处撤销,清华学校改归北洋军阀政府的外交部“单独”管辖。但有关清华的重大事宜，最后都听命于美国驻华公使馆。早在一九〇九年，清政府公布的《遣派游美学生办法》中就已规定有关游美学生事宜，均须“与美国公使所派人员商榷一切”。清华学堂成立后,有关清华的经费、校政等重要事项，都直接或间接受制于美国公使馆。一九一七年以前，美国公使与清华学校在名义上还没有公开的行政组织关系，但美公使已派有专人掌管清华事务。清华校长一方面对外交部负责，一方面还必须听从美国使馆的“建议”。
一九一七年,校长周诒春因被控告“妄糜巨款”而辞职。北洋政府外交部为加强对清华经费和校长职权的控制，于一九一七年八月颁令成立“清华学校基本金委员会”,由外交部总长、次长和美国公使三人组成。九月，又在这个基本金委员会下设立清华学校董事会，派外交部官员十人为董事。董事会的任务是具体负责“稽核”清华经费的用途，并“限定经费”。这样一来，清华学校的财权基本上掌握在董事会手中,而董事会则唯美国公使之命是听。
一九一九年十月，学生因斋务长无理开除一学生而群起反抗，迫使斋务长辞职。十二月，又因校长张煜全派巡警干涉学生会成立大会而爆发了校史上有名的“驱张”风潮。一九二〇年二月，在张煜全辞职后,外交部在美国公使馆的授意下,将原十人董事会改组,由外交部部员二人与美国公使馆参赞一人组成三人董事会(其第一任主席为严鹤龄，董事为刁作谦及美使馆参赞斐克)，并将董事会的职权大大扩大,原董事会法定职权只是“筹备基金，核算用款”，表面上还规定“关于教务方面不得干预”。改组后的三人董事会的职权是:“辅助校长，赞划一切。”规定清华学校的“一切事务”与“各项问题”均得由董事会处理。清华学校的校长也是由董事会荐举,在董事会下还另设审计会,具体管理清华经费。这样，学校最高权力都集中于三人董事会，“而董事会之实权，则操之于美国公使馆之洋董事，中国董事承颜画诺而己。”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一日,清华学生支援北京八校索薪斗争，举行了“同情罢考”，在美国董事的指使下，董事会竟罚全体参加罢考的一九二一级和一九二二级学生留级一年，推迟出洋。当时，在学生的强烈反对与社会舆论的谴责下,中国董事有意撤销处分，但“终格于美国董事之意而不能成”。
一九二二年四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美国公使竟然向清华校长提出,要派美国海军陆战队前来“保护”学校。一九二五年四月，美国公使还为苏联大使加拉罕来清华演讲一事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英文《京津泰晤士报》还为此公然发表题为《清华之过激主义》的社论，说:“清华为美国赔款所设立，美政府既不承认苏俄，……更不容其主义之宣传于清华”，并威吓说:“过激主义之侵入清华,将妨碍彼等留美之权利。”
美国公使馆及其所控制的董事会，对清华校政和学生活动的日益露骨的干涉和控制,引起了学生的不满。一九二一年十月，在清华学生中爆发了要求改组董事会的斗争。当时学生把这一斗争称为“彻底翻腾的清华革命”,他们在校内外广为宣传,一时清华教职员、清华同学会以及一些社会人士都先后响应。有人指出三人董事会的组成使“完全国办学校，一变为中美合办，实系丧失主权”,甚至清华校长为扩大自己的权力，也卷入了这一风潮。曹云祥曾上书外交部称:“董事会问题(一日)不能解决，则校务一日不能发展,纵有种种计划,亦属空言无补。”改组董事会的斗争时起时伏,持续了多年，直到一九二七年九月，外交部才再度改组了清华董事会，除原有的三人外,又吸收了“教育专门家”、“财政专门家”五人为董事,这五人中,规定必须有两个美国人。此外,还要有清华校友一人。这样,九人董事会中,美国人仍占三分之一。董事会的职权并未改变。
四、历任校长
早期清华的校长,都是外交部任命。随着国内政局的变化,军阀政府的不断改组，清华校长也不断更迭。从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八年的十七年中，清华学校的校长就十易其人。先后担任过清华校长或代行校长的,有唐国安、周诒春、赵国材、张煜全、罗忠诒、严鹤龄、金邦正、王文显、曹云祥、温应星。在这些校长中，多数任期不到一年,有的只三个月，有的甚至未到任就遭学生拒绝(如罗忠诒)。其中,唐国安是因病去职的,接任的是周诒春,他任期较长(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一八年一月共四年多)。
一九一八年一月，周诒春辞职，表面原因是被人控告“妄糜巨款,营私害公”,实际上是外交部有人争夺清华校长这个“肥缺”,周受排挤而去职。其后,外交部令副校长赵国材代理了半年,又派外交部参事秘书张煜全来作清华校长。
张煜全作过清华第一届董事会的董事，他来清华主要是“养病”。作了一年校长，病假半年以上,极少与学生见面。当时,一九二一级学生闻一多画了一张漫画，讽刺这位多病而不理校务的校长,说他是“垂床听政”。可是,“五四”运动以后，他却派巡警来干涉学生会成立大会,还把电灯关灭,引起学生公愤。学生当即宣布罢课抗议,从而爆发了清华第一次赶校长的风潮,校史上习惯称它为“驱张”运动。
一九二〇年一月底,张煜全被迫辞职,外交部又派一名官僚罗忠诒来作校长。学生事前派代表去“相面”，回来报告说这个新校长有肺病,从言谈举止上看不足胜任。学生会就决定“拒罗”,动员全体学生每人写信一封给罗忠诒，劝他不必来校。罗忠诒就这样在几百封拒绝信的敦促下,未到校就“辞职”了。
经过“驱张拒罗”之后,外交部一时派不出合适的校长来,只好 暂时由三人董事会主席严鹤龄来代理校长。严干了六个月，外交部正式任命该部参事金邦正为清华校长。金上任不久，又因协同董事会压制学生运动(即前述的“同情罢考”事件),引起学生反对。一九二一年秋季开学时，全体学生相约拒不出席金邦正召集的开学典礼,金只好借故悄然离校赴美。学生就趁机去信“请其不必作卷土重来之梦想”,金又被迫辞了职。
校长被学生一赶再赶，致使曾经作过清华副监督的范源濂慨叹地说:“从前办学校,怕的是上司发生问题;现在办学校，怕的是下司(按指学生)发生问题。”
经过这样“三赶校长”,外交部一时没法再派校长,只好令原清华教务主任王文显“兼代校务”,暂时维持。直到一九二二年四月，外交部才又派一位担任过伦敦总领事的外交部官僚曹云祥(他是一度作过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的颜惠庆的表弟)来校接任校长。
曹云祥来清华前,也是清华学校的董事。他作清华校长六年，是这一时期所有校长中任职最久的一个。他在行政各部门安插了自己的亲信。这时,清华学校早期毕业生陆续回校任教者也渐多。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左右回校任教的清华留美生，大多是哈佛大学毕业，得过硕士、博士学位。回校后不满于清华的落后状态,他们以改革清华、提高清华的学术地位、反对官僚政客控制学校、实行教授治校等主张相号召，形成一个颇具声势的“少壮派”，而与不学无术，官气十足的校长曹云祥及其亲信的保守派势力相对抗。一九二六年六月，教务长张彭春因受到曹云祥所庇护的保守势力的攻击而辞职,从而爆发了所谓“挽张去恶”的风潮。在少壮派教师的支持下,学生们在校内游行请愿，高呼“打倒清华恶势力”、“改造清华”等口号,当面要求“于清华前途发展有妨碍者三人辞职”。
此后，校内开展了改造清华运动，反对由少数行政寡头治校，迫使曹云祥接受了教授治校的原则。少壮派教师即利用教授会，迫使曹云祥于一九二七年底辞职。“少壮派”起而成为左右清华校政的核心势力。
曹云祥被赶走后,一九二八年初,外交部派严鹤龄再度代理清华校长，不到三个月，奉系军阀进入北京，派了他们的保定军警执法处处长温应星来做清华校长。不到两月,国民党势力伸入北京，北洋军阀倒台,温应星就此去职。从此，结束了北洋军阀政府控制清华的历史,开始了国民党时期对清华的控制与反控制的历史。
五、学制与教学方针
办清华学校的宗旨既然是为留美作准备，所以它的学制便以学生出洋后能适应于进美国大学为准绳。这个期间，学制虽也曾有某些变化，但基本的形态是分为中等、高等两种。在校共学八年，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四年。高等科的三、四年级,实际上是大学的一、二年级,或相当于美国的初级大学(Junior College)。这一点，当时美国的各大学都予以承认。所以，学生毕业到美国后，一般都插入美国大学三年级。念完美国大学三、四年级后，再进入研究院念二年或三年,得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然后回国。
清华学校的教育宗旨,还在于造就“领袖人材”。它要“成一造就中国领袖人材之试验学校”。
清华学校的办学方针是一切仿效美国。根据《遣派游美学生办法大纲》的规定，肆业馆的办学方针是“延用美国高等初等各和教习，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以便学生熟悉课程，到美入学可无扞格”。以后清华学校一直遵循这一方针，并具体化为三个方面“第一，教导充分的科目,俾学生可以直接升入美国大学;第二，引注美国的风俗习惯和教授法,俾学生到美不至感不便;第三，成立个模范学堂，俾国内学校知所效法。”
根据这个方针，教学方面学制、课程、教材、教学法、体育、兵操、课外活动等,几乎全部是搬用美国学校的。在学校范围内通行的语言文字,英语取代了汉语;除了少数几门国学课程是用汉语讲授以外,其余课程全部用英语讲授。学校行政的会议、布告、印行的级刊与年刊、校长及中外名人在校的讲演、学生自己的演讲会和辩论会、戏剧歌舞的演出等等,大半也是用英文。早期的校歌也是一个美国女教师写的英文歌词。英国哲学家罗素一九二〇年参观清华以后说:“清华学校恰象是一个由美国移植来的大学校。”
学校的课程，分为西学部课程与国学部课程两种。国学部的课程有国文、中国历史、中国地理。西学部课程，在中等科，主要是英语训练。其他课程，如世界地理、数学、化学、卫生、图画、音乐等，甚至修身课，也都是用英文教本，用英语上课。英语训练全部集中在上午。主课是读本，每周课时最多;辅课是文法、作文、默写、拼音,每周各占两小时;每晚还有两小时集体自修,有教师值班辅导。这些拼在英语上的时间,一天约有五、六个小时。四年之后，每个人对英语的读、听、说、写，基本上都掌握了;再加上四年的高等科的文学选读和语法修词等课程的训练，和其他课程中英语的运用，又进一步起到了巩固的作用。
高等科的西学部课程，特别是三、四年级的课程，主要是学习美国大学的若干基础课程，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基础课程，如数学、物理、化学、政治、经济、美国史、英文文学、西方文化(后改称现代文化)和第二外国语等。
学校为了培养合格的留美予备生，教师对学生的要求是严格的。八年的学习，使学生养成了刻苦钻研的学风。为了督促学生努力学习,当时的考试甚多:一是口试,几乎天天举行。二是笔试,不定期举行。在一堂课开讲前或快要下课的时候，教员便出其不意地发下纸张,出个题目,限学生在十分钟内交卷。三为月考，例在必行。
考试的计分。一九一六年以前,与国内其他学校无异,采用百分制，六十分及格。一九一七年改为七十分及格。总平均不及格的要留级。一九一八年,根据西学部一个美国教师的建议,采用了美国密苏里等大学的计分制，称为“科学计分法”或“等数计分法”。这种计分法的主要内容是把学生成绩分成六等,即超、上、中、下、末、不列。据当时清华的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说,这六等评分有着一定的比例，一班一百个学生,中的当然最多,上、下次之、超、末、不列最少,各占百分之五;即一次考试或年终成绩一班之中总得有几个幸运的得超,几个倒霉的得“劣”(末,不列)。这样,一方面,保证了学生学习的质量;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很高的淘汰率。从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一年的十年间,学校招收了一千五百名学生，到一九二一年为止，历年被开除的有三百O一人，退学的有一百三十五人,死亡的有四十五人，淘汰率达百分之三十二。
在对学生的管理上,实行封建家长式的管束，有很严格的制度和办法。经过八年的潜移默化，在学生的灵魂深处，打下了烙印，逐步形成了所谓“清华精神”。在唐国安和周诒春作校长的时候,对于学生的所谓“品格”,十分注意。他们两人常与学生接触,认得的学生很多。但唐国安对于管理学生的事,不过开其端倪,到周诒春的任期内，才达到了顶点。学校为管理学生食、宿、游息和课外社团活动，设立了斋务处。在周诒春任期内，斋务长为陈筱田，外号陈胖子。一提起这人,学生大都要惧怕三分。据后来的人回忆说,凡在中等科耽过的人，他不但能叫出名字，而且能叫出学号，这位斋务处长管理学生的办法，大体上有如下一些:晨起七时二十分，实行早餐点名。这时斋务处长手持纸笔,面对食堂大门而立，对迟到的，记其学号;十分钟后，再沿各饭桌检查，记下未到者的名字(累.积成过,三小过合一大过,三大过开除)。晚十点,熄灯睡觉,不得说话，不许随地便溺。学生的脸盆手巾，都要放在一定的位置，手巾过脏的,要没收。每星期得洗澡一次,不洗澡的,在星期五集合时，要当众点名。仍不洗澡的,要勒令洗澡,并派人在一旁督看。学生的零用钱,要存在学生储蓄银行里,用时需说明理由经斋务处允许后，才可以支取。用款记账，学生用新式簿记，月终送斋务处查阅一次。学生每两周得写家信一封,送斋务处注册后，即投入该处邮箱内。不按规定与家里通信的，经查出后，由斋务处督其当面书写，以示“惩罚”。有的学生,两周期满,对父母仍无话可说,只得写“我很好”,“我平安”只言片语,投入箱内。门禁也很严，非经请假、领得出校门的牌子,不得擅出校门一步。
以上的种种管束,又因年级的高低而有所不同,对于年级愈低的学生，管束得愈严。概括一点说，学校对于中等科，采取严厉的管理制度，对于高等科，采取监督的自治制。管束的程度虽然不同,但都需要进行管束。
体育,在清华学校的教育中,有一个突出的地位。一九一二年,学校成立了体育部。体育部的前两届主任，都是有博士头衔的美国人,学校用重金把他们聘来，但体育活动并未得到认真的开展。一九一九年，建成了体育馆，它的建筑材料，除砖瓦而外,都来自美国;它内部的器械设备,也是美制舶来品;建成以后，又以“罗斯福体育馆”命名。在该馆的走廊下正中壁上，曾有一块铜制的竖匾，上有罗斯福的侧面头象，并撰文说,“本校成立，深荷美国前大总统罗斯福赞助，缅怀盛德，亟宜表彰，爰以体育馆为罗斯福纪念”。国人之称清华为“国耻纪念碑”,良有以也。
民国初年，对于国内各学校来说,体育还是“新玩艺儿”。轻视体育的社会风气还很普遍。清华尽管是洋学堂,但在早期,体育并未列入正式课程,一九一九年开始实行“体育实效测验”,不及格的不能毕业。
一九一四年,马约翰先生到校。开始并未担任体育工作,但对体育问题很关心,有所建议。一九二〇年起,马先生担任体育部主任，体育工作进一步开展起来。为了使学生走到运动场上去,学校采取了强迫运动的方式,规定每天下午四时到五时,为强迫运动的时间。这时,学校就将图书馆、教室、宿舍全部锁起来,学生都要穿上短衣到操场或体育馆去运动,体育教师则巡视场际，加以指导。尽管这样，有些学生仍躲到树底下看书，对此情形，美国教师很少过问，马先生却常到各个角落里去寻找他们。他出于一种责任感和爱国思想去说服他们，要他们好好锻炼，将来有个强健的身体，以免到国外时,被人讥为“东亚病夫”。经过他多次劝告之后,躲起来看书的“小老头子”们也出来活动了。当然，除了教师做说服工作以外，对于学生来说，还有一种较大的动力和压力，则是万一体育不及格,就不能出洋。这是学校的规定。当时有个“五项测验”八年期间，必须通过。测验的时间，由学生自己选择，最后一年可以，提前也可以。当时确有少数学生因体育不及格而不能按时出洋。如吴密，跳远只跳了11呎多(12呎才及格),被马先生扣留了半年,通过后才出洋的。
清华学校的体育比较普及。一方面,要求普遍到每一个人,一方面要求把体育的一些基本技术,如跳高、跳远、赛跑、某些球类等加以普及。体育训练方法如田径和球类的练法、体能的测验方法以及各种矫正体格的方法，都是马先生所创造，而不是从美国搬来的。
当时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官僚士大夫和资产阶级家庭，多是文质彬彬，体质不强;朝气蓬勃,勇往直前的精神也很不够。马先生针对学生的这些弱点,在体育的普及中,强调一种“活跃的、自动的、勇敢的精神”。他常对学生说:“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要去干。外国人打棒球,你们也去打;外国人踢足球，你们也去踢。不要出去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别人一瞪眼，你就哆嗦。”这种精神,后来又归结成一句话:“干到底，决不松劲。”(Fight to the finish, never give in!)
在代表队的训练中，马先生又特别强调运动员的体育道德。当时华北各校之间，体育比赛的活动很为频繁。但比赛场上的风气却很坏,打架、骂人之风很盛。一方面看到局势不利了，快输了,没有希望了的时候,就起哄，打裁判,打运动员，常使比赛无法进行，无结果而散。针对这种情况,马先生在校内外都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在校外,他请了五大学(北大、燕大、师大、辅仁、清华)的体育教师,一起研究怎样改变这种情况。他当时有一种思想,就是教师应注意在体育道德、生活作风上以身作则,不要叼着烟卷去上课。要学生健康，首先教师得健康;要学生有很好的体育风尚，首先教师得有。这种思想后来为五大学的教师所接受。打架的歪风被纠正了。此后的比赛,秩序井然,各校的成绩也都上升了。
在校内，他常向代表队员们讲:“比赛可以不必十分在乎输赢，但千万要讲运动道德。运动员不能说假话，不许欺骗，不许踢人、压人、打人。球可以输,运动道德可不能输。”
随着运动的开展,大多数学生逐渐养成了体育锻炼的习惯,形成了爱好体育运动的好传统。在体育运动开展的基础上，体育比赛的成绩也达到了国内较高的水平。在这将近二十年内，田径方面取得了三十七个华北冠军,创造与保持了二十项全国记录。球类方面,历年与华北各校比赛,胜多负少。一九二五年获得了足球,篮球、棒球三项冠军。
在历次远东运动会上，清华学生也为祖国争得过荣誉。第一次远东运动会，潘文炳曾获得全会个人第一奖,“十项运动”第一、“五项运动”第二、跳远第三。第二次远东运动会,黄元道曾获得高栏第一、低栏第二、十项运动第三。其后的几届远东运动会，清华学生也迭获名次。
六、教师、职工和学生
(一).教师
清华学校初期，教师只有三十多人(其中美国教师占一半以上)。以后增加到五、六十人。
清华学校的教师分为三类:西学部的美国教师,西学部的中国教师和国学部的中国教师。这三类教师在学校中的地位与待遇是很不平等的。美国教师待遇最高,月薪按美金计算，每月最高者达一百六十多美元。西学部的中国教师月薪最高者也才一百二十元银洋，合美金六十元。不过，由于他们有留洋的资历，所以也还能拿较高的工资。譬如,在欧美大学得过博士学位的，可以加月薪四十银元;在国外大学教过书的,又可以加薪四十至八十银元。而国学部的教师，因没有这些资历，他们的待遇最低，每月才拿几十块银洋。
但和别的公私立学校比较起来，清华教师的生活待遇又是比较优越的。第一,清华因有庚款作为经费的可靠来源,教师从来不受欠薪的威胁，生活比较安定。这在当时是一种很难得的境况。在腐败的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国立大学”里，经常闹欠薪。有的教授名义上月薪二百元，实际上有时只能拿到一、两成，许多教师有时只得靠借债度日,或者四出兼课。当时有所谓“拉三车”的说法，就是在一校当教授，同时又在其他两校兼课，以防备一校欠，二校拖……。清华教师则稳坐清华园内,不必为此而奔走担心。第二，清华教师还可以享受一些生活福利，如以较少租金在校内租用设备良好的房子等等。
(二)职工
清华学校的职员分为主任(相当于科长)、事务员、助理员、书记四个等级;工人有勤杂工、清洁工、园工、电灯工和守卫队等。一九一二年度，清华有职员三十一人，工人一百四十三人，以后逐年都有增加。到一九二五年，改办大学部时，职员到过九十人，工人有二百六十四人。
清华学校的职员，一般都要懂得点英文才能称职。一般职员的月薪，最低的十余元,最高的六十至七十元,工作满两三年,可以加薪一次。职员的生活福利比教员差一等，眷属不能住校。他们大都在附近的成府等小镇上租房子住。职员请事假，得自己出资请人代职。一般职员不得过问校事,只有奉命工作，稍有差错，就有被辞退的危险。清华的规章制度多而严，这就养成了一般职员循规蹈矩、照章办事的习惯。
清华的工人在校内则处于最微贱,最受歧视的地位。他们被称为“下人”、“听差”、“校役”。来清华工作,得求情送礼,甚至得改名换姓。
工人的薪给是最低的,一般是七至九元左右,技工最高月薪也才有十几元。一个月薪为九元的工人，只有校长月薪的四十四分之一。他们吃的是三餐不饱的窝头,每月饭费三元,剩下的不足以养家。住的是“下房”，六、七人挤一间小屋，眷属根本不能住校。早晨五点就得起床,干到夜间十一、二点才能休息。有的工人冬天没有棉衣,只好求情到锅炉房去干活。教职员能享受的福利待遇，如冬煤费、校医院免费看病等等,工人一概没有。逢年过节还得给工头送礼。因事因病请假，也得自找替工,自付工资。每年暑假须受庶务处的一年一度的“考核”,或因违犯条规面“汇计罚款”,或被辞退。
平日,学校规定工人得穿“号衣”,挂“号牌”，清洁工人还得在号衣上印“水夫”二字。他们从早到晚须听候在“校役室”里。一声“听差”,得应声而到。在日常生活上,教职员学生与工人之间，也界线分明,连厕所也得分开。工人不得使用抽水马桶,只能使在墙根屋角挖的茅坑。工人洗澡是大池子，明文规定每次以十五分钟为限。工人的日常生活也受多种限制,甚至明文规定禁止“贪吃生葱生蒜”。
(三)学生
清华学校在校学生中等科入学时大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人数一般为五百人左右。清华学堂创办时为四百六十人，到一九一八年学生人数达到六百六十五人,为这一时期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年。一九二四年因停招高、中等科学生，只剩下二百多人，是人数最少的一年。
清华学校学生的来源,主要是由各省经过初试录取后,保送来校的新生，也在北京、上海直接招收若干插班生。各省保送的新生，表面上都经过公开考选,实际上有一部分名额是把持在地方官绅势力之手。他们的子弟常被优先录取，致使清华学生中亲兄弟、堂兄弟、中表、叔侄、舅甥联袂入学者颇不乏人。例如曾国藩家族的子弟、端方的侄子、曹汝霖的儿子等等。其中，曹汝霖的儿子还是顶替新疆省的名额，不经考试就送入清华的。有的省份(如陕西)在本省师范学校内附设了一个“清华予备科”，招收本省学生，先在科内学习一年后，再经过初试保送来京。该省规定只有入科的学生才能报考清华,而能进入“予备科”的,自然大多数又是一些地方上有权势的子弟。
此外,清华还为一些大官僚的子弟开辟了特殊的入学门径:如一九一九年订立的《项城袁氏亲友子孙游美及入清华学校简章》规定，每年给袁世凯的家族保留三个留美生名额、两个清华学校留美予备生名额，称为“袁氏后裔生”。校方又曾为北洋政府总统冯国璋的子弟,每年设两名自费生名额,称为“冯氏子弟特别生”，让他们不经考试“捐款入学”。他们只要缴纳一万元的捐款和每年一O五四元的学费，就可入学学习，校方专为他们设立“特别予备班”，也同样可以取得留美资格。不过,总统的少爷并不肯好好念书,跟不上班,中途就退学了。
清华学生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南洋大学、圣约翰大学等教会学校。他们多半是直接考取的插班生，每次报考的人数多,学校要求的英文程度高，因此教会学校学生录取的比例较大。也还有一些大学生为了获取清华留美生的权利，而宁愿降级插班进入清华,读两三年就留洋的。
一九二五年以后，清华公开招收大学部学生，由于收费少，名声大,考的人多,几千人中才取几十人,以致一些刻苦用功、成绩优异的小康子弟得以进入清华大门。
早期的清华学校，在校外人士的心目中，一直是一所贵族学校,这是指它的学生的成分和养尊处优的生活而言。而学生入学，所费并不多。一九一四年以前,学生免交学、宿、膳费,一个学期只交体育费一元和予付赔偿费五元，这五元期终如无所赔偿仍可如数退还。其他如洗衣费、蚊帐床单费等十二元，虽由学校代收，但属于学生自己生活所必需。可以说，全部缴公的费用不过一块钱而已。一九一五年起，才开始收一半膳费,一九一八年起，入学新生开始收全膳费,每学期三十元。一九二三年起,开始增收三至六元的学费和五元的实验费。这样，一个学生每学期缴费约五十至六十元，新生还缴三十元左右的操衣费。这些费用中属于缴公的也不过十几元。而学校为一个留美予备生每年所花的费用则达一千〇五十四元，在校八年，共需要八千四百多元，再加上留美五年至少一万二千元的费用，总数达两万余元。
清华学生在学习上，享受的是大学规模的设备条件。在生活上，住宿优越,水暖卫生设备齐全。吃的是七块钱一月的伙食，相当一个工人的月薪。平日是八人一桌,八菜一汤或四盘五碗,从十一月一日全校生炉子这一天起，五碗就合成一个大火锅。有钱的学生嫌饭菜不好,常出去吃馆子。据一九二四年六月的调查,清华学生每月在高等科厨房加菜请客和在校内售品所、校外菜棚里吃喝，花费达四千五百多元,平均每个学生每月花十二元，几乎等于两个月的膳费。
清华学生讲究吃是比较有名的，但衣著方面还比较朴素。平日大都穿竹布长衫、布袜子,戴白布帽子。学校每年收费后发给两床帆布被单，一套童子军装或兵操制服。出洋前领到学校发给的一笔治装费,才换上西装革履。当然，少数豪门子弟奢侈挥霍也是有的。例如有一个江西学生,一年就穿了九十双各色各样的鞋。好好的穿几次就扔了，由别的同学拣去穿。也还有大官僚子弟如冯国璋的儿子、端方的侄子，上学时还随带“听差”去侍候他们“读书”。
总的说来,一个清华学生每年学杂费用及生活零用，一般约需一百五十元，宽裕些的得二百至三百元，也有用到六百至七百元的。由于清华远离闹市,学校斋务处管得较严,所以清华学生生活上还比较循规蹈矩,象城内有些大学生那样抽烟、酗酒、听戏、打牌以至嫖赌的荒唐生活,在清华是少有的。
(四)毕业生与留美生
自一九一一年清华学堂开办,到一九二九年留美予备部结束，共计派送留美生一千二百七十九人。
这一时期的清华留美学生，照例都是要经过直接考选或由清华学校毕业后派送的。但是也有徇情舞弊的事。如一九一〇年第二批直接留美生，在赴美途中,忽然发现一个学生长高了许多，原来是没考取的哥哥顶替了考取了的弟弟,负责人也不加追究。又如驻美公使夏偕复把自己的儿子送去顶替一个已故的幼年生等等。
留美予备部毕业的留美生，留美期限一般定为五年。但因各人所念的科目和程度不同，也有延长或缩短留学年限的。延长年限的多半是学理工的，缩短年限的多半是学文法的。专科生和女生的留美期限，一般定为三年。留美学生赴美时发给垫装费二百五十元,除由京赴沪和旅沪期间费用由学生自理外,所有自沪赴美的旅费、手续费等,都由学较直接支付。学生在美入学后,按月由游美监督处发给月费美金八十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发六十元)作膳宿生活费用。至于入学所需的学杂费、实验费和医药费等,都由监督处直接支付,其他特殊费用还可临时申请补助。留美生归国时，发给旅费三百元。以一个入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为例，五年所需费用约需美金六千余元(加上医药费及临时补助费还不止此数)，与在国内交通大学培养一个学生比较，超出六、七倍的费用。由于清华留美生领得的公费较多，所以生活比较安定。在美国西部读书，物价便宜,生活可以过得很宽裕,每年还可省下一笔钱,在归国时，用这笔钱到欧洲游历一番。在东部读书，生活水平较高，但也可维持生活，可以专心致志学习，毋须象其他留学生那样，课余要去做工赚钱补助零用。
由清华津贴的自费生,一年可领美金四百八十元，按月支取。津贴时间,一年为限，最多不得超过三年。
在清华留美学生中，学理、工、商、农、医的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七(其中学工程的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三,学理科的占百分之九点九,学商科的占百分之十一,学农医的占百分之十点五)，学文史哲的占百分之七点二,学政法的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五(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新闻等。其中以学经济的比例最大，占百分之九点六),学军事的占百分之二点二。可见，清华留美生所习科目趋势，以理、工、农、医、商居多，这与清政府和美国公使共同商定的遣派游美学生的意图大体相符。至于专科生的女生，在考选时即已规定了科目范围,只限于采矿、电机、土木、化工及农林等科。清华留美生多数能够勤奋学习，一般学习多居上乘。
清华留美生学成归国后,必须自行奔走找职业。虽然外交、教育两部会同制定了《清华游美毕业生回国安置办法》，实际上只是一纸空文。在反动统治下的旧中国,百业不兴,学工的回来无厂可办,学矿的无矿可采,学林的无林可营。大多数人只好去教书。能够在本行范围内做点工作的是少数。截至一九二五年为止,清华归国留美生约六百二十人,从他们的职业分布看，教育界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七八,工程实业界占百分之十五点八,政界的占百分之二点二四，新闻界占百分之十一点〇九，军界的占百分之〇点六四，其他各界占百分之一点七,无职业的占百分之四点六六,其余的已故或不详。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培养青年学生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解放后，不少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以自己的专长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其中有的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也有些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些还成为党和国家建设事业的领导骨干;有些人在学术上有较高的成就,在解放后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中作出了贡献。在一九五九年公布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这一时期的清华留美生有二十九人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如加上清华津贴生则有三十四人)。他们是:(名前有*号者为常委)数学物理化学部委员*周培源(一九二四级)、*叶企荪(一九一八级)、*黄子卿(一九二二级)、杨石先(原名杨绍曾，一九一八级)、张钰哲(一九二三级)、*江泽涵(一九二七专科生);生物学部委员戴芳澜(一九一三级)、*李继侗(一九二一级)、秉志(一九〇九年直接留美生)、钱崇澍(一九一〇年直接留美生)、张景钺(一九二〇级)、刘崇乐(一九二〇级)、胡经甫(一九一九级)、*张锡钧(一九二〇级)、邓叔群(一九二三级)、涂治(一九二四级)、汤佩松(一九二五级);地理部*竺可桢(一九一〇年直接留美生)、*孟宪民(一九一五级);技术科学部委员*侯德榜(一九一二级)、梁思成(一九二三级)、蔡方荫(一九二五级)、*茅以昇(一九一六专科生)、周仁(一九一〇年直接留美生)、朱物华(一九二三年专科生)、*杨廷宝(一九二一级);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金岳霖(一九一四级)、汤用彤(一九一七级)、王力(国学研究院一九二七级)。此外,各学部委员中还有清华津贴生庄长恭、陈焕镛、周志宏、陈翰笙以及清华津贴的官费生马寅初等。
七、最早的革命活动和组织
在旧中国反动统治下的清华学校，是一所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学校。但是,清华毕竟建立在中国的土地上,清华的教师和学生毕竟是生长在中国人民之中，民族的苦难和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不能不推动着他们的觉醒，他们不能不反映出中国人民的爱国激情,因此,清华又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
早在“五四”时期，清华就有学生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参加了“五四”运动。五月四日那天的游行,清华学生没有参加。当天晚上，城内各校学生进行反帝爱国大示威的消息传到了清华园，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连夜工笔抄录了岳飞的《满江红》词，把它贴到了学生饭厅门口，用这首词抒发了他对国事的忧虑,对列强的愤恨和“从头收拾旧山河”的爱国情怀。第二天早晨，一些学生又接连贴出大字报和大标语，要求全校同学立即行动起来。从此清华学生和北京各校学生一起积极参加了伟大的“五四”运动。一向平静的清华园沸腾了，一向脱离政治的清华学生投进了反帝爱国学生运动的激流。
“五四”以后,“科学与民主”新思潮在清华广泛传播开来。施滉、冀朝鼎、徐永煐等人抱着追求救国真理的赤诚愿望,组织了“唯真学会”。“唯真学会”是当时清华进步学生社团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真理所在,即趋附之。”他们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以后，施滉、冀朝鼎、徐永煐等同志成为清华留美学生中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九二六年,清华学生又参加了“三一八”反帝爱国大示威。在震动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中,清华学生有二十多人受伤，大学部一年级学生韦杰三同学光荣牺牲。后来,同学们特地从圆明园的废墟上找来一根断石柱,为韦杰三烈士树立了纪念碑。这“断碑”至今屹立在清华图书馆前的草坪上。韦杰三烈士的临终遗言:“我心甚安，但中国快强起来呀!”一直激励着清华同学,为祖国的富强而努力奋斗。
在中国和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和推动下，在追求救国真理的实践中,清华学生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清华园内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这一个时期的共产党员有朱理治、冯仲云等同志。从此，清华的学生运动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一辑，有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整理，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