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的"大管家"
住进北京饭店的那天夜里，父亲想到应该举行一个入城式，以扩大人民解放军的影响，为北平增添胜利的气氛。天亮后，他把想法告诉了林彪和罗荣桓，二人表示赞同，并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
1949年2月3日，父亲和林彪、罗荣桓、彭真、叶剑英等领导人登上前门箭楼，检阅了参加入城式的部队。入城式盛况空前，历时8个小时，上百万北平市民夹道欢迎，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和欢呼声，响彻在北平的上空，这座古老的千年古城似乎在一夜间恢复了青春活力。
同一天，平津卫戍司令部宣告成立，父亲兼任司令员，薄一波兼任政委。从这个时候起，父亲迎来了他一生最繁忙的时期，一直持续到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
3月5日至13日，父亲出席了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他在会上发言说：平、津两市的"解放热"要冷下来，迅速整编部队，发动群众，恢复秩序和生产，为新中国定都北平扎实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
3月25日，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父亲和叶剑英亲自组织了在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他们二人陪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检阅了部队。
此后，父亲身上的担子不断加重，一直到身兼六职﹣﹣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中共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北平市市长、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父亲所担负的职务其实就相当于首都的"大管家"。建国前后，百废待兴，百端待举，事无巨细，千头万绪，每天不知有多少事情等着他去处理。
自从中央确定定都北平后，改编起义部队，整顿北平地区的社会秩序，迎接党中央进城，是父亲的首要任务。父亲抓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迅速改编傅作义的部队。起义的25万国民党官兵，总放在北平城外，不是个办法，不要说安全，仅吃饭就是个大问题。但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来不得半点疏忽。父亲和林彪、罗荣桓为此投入了很大精力，他们反复研究改编方案，既要让中央满意，又要让傅部官兵满意﹣﹣共产党不能失信于人，答应了的事情就得办到。
方案定下来后，便是抓紧实施。而这时，林彪、罗荣桓率部队南下，有关傅部改编的工作，主要就由父亲组织实施。由于政策得当，工作细致，这项工作进行很顺利，很快就圆满结束了，傅作义将军本人也很满意。他的部下大多数人获得了新生，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1949年6月，父亲被军委任命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他搬到中南海办公，协助兼任总参谋长的周恩来主持总参谋部的日常工作。后来由于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周恩来的精力大多集中到政府方面，总参谋部和军队的日常工作实际上就由父亲来办理。
那时，全国各地实际上实行的是军事管制。在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政务院来管，军事工作就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来管，总参谋长是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负责全军的作战和军事工作。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时，总参谋部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决定，组织好消灭约120万国民党军残余部队的作战部署。此外，总参谋部还遵照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组织解放军39个军140多个师约150万人的兵力，对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数以百万计的土匪进行了清剿。这两项工作又牵扯了父亲的很大一部分精力。
1949年9月8日，由毛泽东亲自草拟的新华社电讯宣布："北平市市长兼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将军奉命赴两广工作，担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及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聂荣臻将军继任北平市市长兼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当时，父亲花费精力最多的，是北平的会治安，因为这是关系到中共中央的安全和定都北平的关键问题。部队虽然进驻了，但治安情况仍然很糟糕。北平是和平解放的大城市，没有经受战争的洗礼，这里不仅集结了华北各地的一些反动残余势力，而且东北解放后，许多国民党特务、党团骨干和地主、恶霸、流氓头子等流亡到北平，加上社会上还流散着傅作义部队的数万名散兵游勇，很多人手里有枪，这就造成了北平的社会治安形势异常严峻。
我和母亲来到北平不久，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路过动物园，突然看到动物园的墙壁上写着几个刺眼的大字："活捉聂荣臻。"我的心猛地一紧。而在根据地的学校读书时，从来没感到紧张过。我还记得，北平的群众形容那时候是："特务多，散兵游勇多，抢匪多，小偷多，银元贩子多。"
仅1949年3月，就接连发生103起案件。
父亲也曾间接遇到过危险。有一天晚上，父亲的轿车外出办事，车刚到北海北门桥头，突然窜出来一个骑自行车的黑衣人，挡住了小车前行的道路，司机赶紧刹车。就在这时，斜刺里又窜出一个人，紧接着"叭"的一声沉闷的枪响，一颗子弹打在汽车后座的玻璃上。那是一支无声手枪，声音很小。枪声未落，那个打枪的人迅速钻进附近的胡同，消失在黑暗中。与此同时，那个黑衣人也骑车溜掉了。
那天父亲没在车上。司机和坐在车里的警卫员下车查看，发现子弹打偏了，没有穿透玻璃，只留下一个乳白色的小坑。如果子弹射进来，将会打中坐在后座的警卫员。如果父亲坐在车上，打中的将会是他。
父亲知道情况后，平静地说："这些人是对着我来的。"
不久，一辆与父亲的墨绿色皮尔卡轿车一模一样的车也挨了枪击，那辆车从我们家出来后，中了一枪，子弹打在了钢板上，车里的人安然无恙。显然，这次又是针对父亲的。
公安部门始终没有抓住这两次打黑枪的特务。
整顿社会治安，父亲决定先从收容散兵游勇做起。到1949年6月，平津两地收容国民党军流散官兵近4万人，解决了社会治安中最大的隐患。
然后是对那些危害社会秩序的反革命势力及流氓小偷下手，公安部队、卫戍部队、人民群众多方联手，在开国大典前，北平已经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秩序，旧北平时期隐藏下来的万余名敌特分子、反动党团骨干等，除逮捕了一批和少数的潜逃外，大部分向军管会和人民政府自首，基本瓦解了北平的特务组织，使市区的安全有了保障。
北平社会秩序的迅速好转，为新中国的定都，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保障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倾注了父亲的大量心血。
开国大典那天，北平正式改称北京。11月下旬，北京市召开了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上，父亲被推选为北京市市长。由此说来，父亲是北京市第一任民选的市长。
就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决议规定，将"集中所有妓院老板、领家、鸨儿等加以审讯和处理，并集中妓女加以训练，改造其思想，医治其性病，有家可归者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者助其结婚，无家可归、无偶可配者，组织学艺，从事生产"、"没收妓院财产，以作为救济妓女之用"。
作为新当选的市长，父亲对这件事极为重视，他认为这是共产党向旧社会丑恶现象宣战的大事，是对我们执政能力和能否取信于民的考验。当天，他就和市委书记彭真联名发布了封闭妓院的命令。
仅仅用了12个小时，就封闭了北京市所有的224家妓院，400多名妓院老板和领家被集中管训，1200多名妓女则被收容到8个教养院改造思想、学习技术，由政府帮助她们另谋生活出路。
北京市带了个好头。全国各地都迅速掀起封闭妓院的联合行动。妓院和妓女，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没有哪朝哪代管过。新中国成立不久，这一千年污垢便得消除。说起来这件事情不算大，但它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新中国是一个新风扑面的新国家，是一块变干净了的国土。
毛泽东主席很快便知道了北京市的这一行动，他对我的父亲说："你们这个决议很好，是办了件大好事。"
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也就是后来人民常说的开国大典，震惊世界。父亲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也就是后来人民常说的开国大典，震惊世界。父亲是开国大典的阅兵总指挥。7月初，中共中央成立了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周恩来为主任委员，彭真、父亲等人为副主任委员。接着，又成立了阅兵指挥机构，朱德兼任阅兵司令员，父亲任阅兵总指挥。父亲便又把主要精力放到阅兵上，他亲自组织人员拟出《阅兵典礼方案》，和副总指挥杨成武一起向中央领导汇报，毛泽东等人对方案给予了肯定，毛泽东总结说："阅兵也像打仗，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兼任平津卫戍区防空司令员的父亲，最担心的是对付蒋军空袭的问题。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陆军的优势已消失殆尽，蒋介石最后的一张牌便是大量地进行空袭。几个月前，他们空袭了南苑机场，是从青岛起飞的6架 B -24型轰炸机，投下了30枚炸弹，炸死炸伤24人。如果开国大典时敌机前来空袭，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损失可就大了。
父亲和有关人员一道分析了敌机的特点后，向毛泽东提议，将大典的时间定在下午3点，这是因为敌机长途奔袭，大多上午行动，下午一般不出动，这个时间，敌机从所占有的任何一个机场起飞，向北平飞行，都将面对太阳，在空战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且难以在天黑前返回，增加了其空袭的难度。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时间。
参加开国大典的骑兵部队，有1978匹战马。如遇空袭，马匹管控不好，后果不堪设想。受阅的骑兵部队，采取了各种措施，把各种情况都想到了，该做的也都做了，父亲仍然作着最坏的打算，他向受阅部队发出了一道死命令："如遇空袭，要保持原队形，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
按照原定的阅兵方案，空军不参加阅兵式，因为此时的解放军空军实在太年轻了。但是，周恩来、朱德和父亲不甘心，8月底，他们三人到南苑机场视察，到了飞机跟前，见了飞行员，就问："情况怎么样？能不能接受检阅？""现在能飞给我们看看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找个地方坐下，看着我们的 P -51型飞机一架架腾空而起，编队飞行，然后从容落地。他们心里更是痒痒开了。
几天后，父亲又陪同朱德来到南苑机场。17架飞机作了表演，按不同的机种从观礼台前飞过，朱老总和父亲为飞行员的表演热烈鼓掌，心里也更有底了。二人回去后，向毛泽东汇报了情况，这才决定开国大典上，空军也要出动。
受阅前，全体飞行员面对国旗立下誓言：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10月1日下午2时55分，毛泽东、朱德一前一后，沿着西侧的古老梯道，最先登上天安门城楼。刘少奇、周恩来紧随其后。3时整，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今天正式成立了！"他亲自摁下电扭，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阅兵式开始，朱德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篷车通过金水桥，迎候在桥南的父亲向朱德致军礼，并报告："受阅的陆海空代表部队均已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
朱德由我的父亲同车陪同，检阅了三军部队。检阅式完毕，分列式开始。这是新中国这部历史的首页，30万军民汇聚在天安门广场，见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史以来最为庄严的伟大时刻。大阅兵的圆满成功，让为此殚精竭虑了三个月的父亲终于松了一口长气。
1951年初，由于军队工作过于繁重，父亲向中央提出，辞去了北京市市长的职务。他在北京市市长的岗位上虽然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但那是建国前后，特殊时期的一年半，是丝毫不敢懈怠的一年半。不知不觉间，首都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为军队正规化奠基
建国不久，中央重新任命了军委的领导成员，徐向前被任命为总参谋长，父亲为副总参谋长，而且是惟一的一个副总参谋长。实际上，徐向前因为身体有病，一开始就由父亲代管。随后不久，父亲被毛泽东正式指定为代理总参谋长。
国内战争渐渐结束了，人民解放军随之进入和平建设的新阶段。毛泽东适时提出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之初，解放军正处在由战争状态转入和平状态的过渡时期，思想上、组织体制上、技术装备上、部队作风上，都存在一系列复杂问题。要精简整编，要组建新的军种、兵种，要创办各类军事院校，要改善武器装备，要拟定条令、条例等等，非常复杂。这些重大任务如何具体组织落实，大部分落到了总参谋部，也就是父亲的肩上。
父亲后来回忆：解放初期，我军的领导机关，是从战争年代延续下来的。总参谋部实际上还是毛泽东从陕北带来的那个小而精干的班子，人数很少，总共只有20多人，主要是作战部。
最初，父亲在中南海春藕斋办公，中间是大厅，两头各有一间，一头是父亲的办公室，一头是作战室。几张桌子，几部电话机，几个木柜子，一张大沙发，仅此而已，条件简陋可想而知。不久，他们又搬到居仁堂，除了房子大了一点，内部条件并没有什么改善。有一回，苏联顾问团的团长来这里办事，很惊讶地对父亲说："你们这个总司令部怎么这样呀？这也没有，那也没有。"
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父亲带领着总参谋部的一帮年轻人，完成了建国之初一系列军队的重大任务。父亲本人也主要是在这个地方度过了建国初期最繁忙的几年。
父亲那时最常用的工作方法，就是召集有关部门开联席会议，他觉得用联席会议解决问题的组织形式很好，各单位的领导同志也愿意这么做。在现场大家把情况凑在一起，共同提出解决办法，研究确定以后，就去分头执行，情况明，任务清，效率高，公文少，可以避免文牍主义和"踢皮球"的现象。
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就是进行大规模的精简整编。解放战争结束时，全军总人数高达550万人，经毛泽东批准，最后确定军队保留总人数为400万人，以便省下经费加强海、空军的建设。
一次裁军150万，这在我军建军史上是第一次。在世界军事史上，恐怕也不多见。如果做得不好，就会影响社会和部队的安定。过去，国民党军队的兵员依靠的是抓壮丁，打完仗，推出军队完事。这些人为生活所迫，就去社会上打砸抢，祸害的是老百姓。有一次，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过河拆桥。"
父亲担任了中央复员委员会的副主任，主任由周恩来担任。那段时间，父亲压力很大，他和总参谋部的同志一起，认真研究，周密论证，确定了复员的原则，拟定了复员工作大纲。他提出：既要防止完全从政治出发，把老战士都留下来；又要防止完全从精壮出发，把久经战火考验的老战士都复员。要保持新老成分的适当比例，以保持部队的战斗力。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150万军人大部分顺利地复员，在各级政府的大力配合下，这些人大都得到了很好的安置，没造成什么负面影响。这个结果令很多参加新中国工作的原国民党人士佩服不已，他们也曾经搞过多少次复员，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好结果。傅作义和张治中对此感叹地说：同样是复员，这样大的差别，国民党怎么会不垮，共产党怎么能不胜。
曾经在中央复员委员会担任秘书长的雷英夫说："那时工作效率很高，各军区和地方复员委员会的电报，一般几个钟头就处理完了。重要的问题请示聂总，他马上就抓，或做新的指示，或留待晚上请周总理审定，当天晚上就发走了，从不过夜。"
统一全军的编制是精简整编中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战争年代，全军的编制极不统一，也没法统一。但是要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军队，这种状况必须改变。父亲和总参谋部的同志一起，研究了许多国家军队的体制编制，提出了几种方案。经毛泽东批准，最后确定的方案是：以师为基本独立单位，并保持军的指挥机构，把兵团和野战军的机构取消。整编后的军、师统归各大区直接指挥。军师团营连步兵部队的建制，都实行三三制，即每军三个师，每师三个团，余类推。全国统一成立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人民武装部，领导地方武装工作。
精简整编的同时，父亲还在军委领导下，参与了各军兵种的组建工作，先后组建了空军、海军，并逐步建立起了炮兵、装甲兵、防空军和工程兵、防化兵。军兵种的组建和逐步完善，使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不久，人民空军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父亲回忆说："精简整编和组建新的领导机构，都涉及人的问题，许多事情离不开总政治部。在完成这项工作中，总参和总政配合得很好。当时罗荣桓同志是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长，我们思想一致，很多问题两人商量一下就定了，从来没有扯皮现象。这是大规模精简整编和组建新的领导机构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个时期，父亲还抓了对军队建设有长远意义的两项工作：一是建立各类军事院校；二是对全军指战员进行文化教育。在组建军兵种的过程中，父亲深感人才缺乏，1950年3月，他向毛主席建议，建立一批军事院校，以培养各类干部。他在呈报毛泽东的《关于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上提出："军队现代化的建设，不能长期依靠苏联的帮助，必须从建立自己的国防工业、培养自己的科学技术人才着手。"在当时，这个提法是有远见的。他的建议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重视，一批院校很快组建起来。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项战略之举，50年代建立的军事院校，为部队输送了大批人才，这些人成为了我军建设的中坚力量。建国初期，干部战士普遍文化水平很低，这种状况成为学习现代军事技术的最大障碍，因此，军委决定，1952年要把文化教育作为全军训练的中心任务。父亲积极热情地投入到这次文化学习大潮的组织工作。到1953年，部队基本扫除了文盲和半文盲，干部文化程度普遍得到提高，为掌握先进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父亲认为，制定各种条令、条例，是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从1950年起，他就开始抓这项工作，当年就搞出了暂行的步兵操典，虽然那部操典很不完备，但建国以后，总算有了一个比较适合我军传统和现状的全军统一的操典，在当时起到了它的历史作用。
1950年，父亲又组织班子编写了内务、队列、纪律条令，并于1951年颁布了这三个条令，在全军试行。接着，又与总政配合，拟定了《兵役法》、《军官服役条例》、《军衔条例》，经中央批准，于1955年实施。这些条、条例的陆续制定和实施，对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当时，曾聘请了一大批苏联顾问，帮助我军搞现代化建设。父亲经常和苏联顾问打交道，免不了闹出矛盾。苏联顾问有时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和军情，喜欢指手画脚，在训练上，把苏军那一套全搬过来，强调正规，规模大得很，按他们的要求，每个师都要建好多个操场，要占用很大一片土地。父亲就说："我们只有那么多耕地，不能占农民更多的土地了，这个行不通。"
时间久了，矛盾难免增多。苏联顾问团急了，就去告父亲的状，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也参与了告状。一次告到刘少奇那里，一次告到周恩来和毛泽东那里。他们总想逼着父亲买苏联的武器，说只有好的武器，才能达到好的训练效果。
毛泽东、周恩来询问情况，父亲就说："我没办法呀！要买武器，买坦克，我们没有那么多钱。现在训练可以用缴获的坦克嘛，不一定买好多坦克来训练。把干部训练好了，将来再买武器装备也不迟。"
毛泽东、周恩来同意父亲的意见。
父亲脾气好，虽然有矛盾，他却从来不跟苏联顾问拍桌子骂娘。他语气轻松地对苏联顾问说："你们的武器，要不要钱呀？如果不要钱的话，我可以要。要钱的话，我们买不起，没那么多钱。"
父亲在总参谋部工作了5年多的时间。总参谋部的很多老同志都说，那段时间，聂帅为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可谓呕心沥血，毛主席、周总理的设想，很多都是他具体落实的。他是一个奠基者，也是一个铺路人。
身在北京，心系朝鲜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了《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宣布中国出兵朝鲜。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参战。于是，父亲和总参谋部的工作重点随即转向了抗美援朝战争。
这个时候，仍然是身兼数职的父亲感到忙得焦头烂额，恨不得分身有术。有一天，他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说道："这样多的职务，怎么搞呀？"
毛泽东干脆地说："你主要抓总参谋部的工作，抓抗美援朝。其余的事，你不要管。"
从此，父亲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担负起组织志愿军出国作战的任务。从志愿军编组、训练、集结、运送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军工生产、伤病员安置、兵员补充、部队轮换、干部上前线见学等等，他都得运筹实施。
那时，总参谋部经常根据前线的情况，提出作战方面的意见，并且代替毛泽东草拟电报稿，然后上报毛泽东。父亲回忆说："毛主席对我们代拟的作战电稿，看得很细，很慎重，经他修改批准后，发到前方。"
毛泽东后来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说："那一段时间，聂荣臻来毛主席这里的次数最多……一直到朝鲜战争结束。"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
……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那里经常叫我去汇报、谈话或开会。这些会议大多是在晚上进行，而总参谋部的工作在白天，这样我休息的时间就少了。每周总有几个夜晚不能睡觉，更没有什么星期天和节假日，这也是当时我特别劳累的一个原因。
毛泽东同志非常忙，常常是彻夜工作，凌晨或天亮以后才睡觉。白天他睡觉的时候，我一般不去找他，但在战争时期，一些很急的事情，或需要立即处理的作战方面的紧急电报，也只好去把他叫醒。
……周总理的习惯是每天起床后先要到卫生间去，有些急事，我也不得不到卫生间去找他。
当时在中南海作战室工作的参谋王亚志回忆说："聂总常常晚饭顾不上吃，只嚼几块饼干，继续忙到深夜，这对他已是常事了。"
王亚志又说："聂总经常到周总理处去请示商谈。总理的工作总是超负荷运转，会议和各种各样的谈话紧密连接，受约谈话的虽然按排定的时间顺序，但通常是等待前面的谈完立即接上去。聂总到西花厅也常因此而稍作等待。总理的军事秘书郭英会，一面招呼聂总在他的办公室暂坐，一面不断透过窗玻璃观察正在总理那里谈话的进程，同时又不断接外来电话。当看到前面的谈话已完，请聂总前去时，聂总已在入睡，只好唤醒。这种情况多次出现。"
父亲当时的警卫参谋李常海回忆说："我作为一名工作人员，那时感到特别紧张。但聂总作为一个领导人，却从来没有讲过累，实际上他是非常累的……有一回坐汽车回家，他在车上就睡着了，困得叫都叫不醒，我都有点害怕。这种情况不止一次……他真是没黑天白日，那时哪有上班下班之分。我后来离开他，到工厂工作也不分上下班，有人说：老李啊，你怎么这么干法？我心想，那全是跟他学的……我在11所工作过，在707厂工作过，走到哪儿都受欢迎。别的同志离退休了，一般就不到工厂来了，我还经常来看看。为什么这样？我就是跟聂帅学的。"
当时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后来谈到我父亲，他们说得最多的，就是父亲的辛苦忙碌的情景。
有一次，我对父亲说："毛主席都是白天睡觉，你也可以白天睡觉嘛。"父亲说："我没有白天睡觉的条件。每天早上8点一到办公室，等待解决各种问题的干部就已经坐满了。"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经常是天快亮时才回家。我们还在睡梦里，听到汽车的响声，知道是他回来了。肯定又是毛主席、周总理找他开会了。有时是在夜里，他刚刚服下安眠药睡着，毛主席或者是周总理的电话就打来了，秘书自然赶紧把他叫起来，他披上衣服，揉揉眼睛，坐车去中南海。还有几次，他刚刚进入浴盆洗澡，想缓解一下疲劳，毛主席的电话来了，澡也洗不成了，马上穿上衣服去开会。
凌晨回来后，他随便吃几口饭，打一会瞌睡，8点钟又准时去上班。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摸到了他的这个规律，知道上班时他很忙，难以找到，早上这会儿准在补觉，就专门在早晨打电话请示工作。父亲给弄得苦不堪言，但又不能怪人家，人家也是为了工作啊！
五十年代初，每逢周末，中南海都要举办舞会，许多领导干部和家属孩子常去跳舞。父亲虽然也喜欢跳舞，却极少去，他没有时间。我有时特眼馋别人家的孩子，可以跟父亲去中南海跳舞看演出，我的父亲忙得一塌糊涂，根本不可能抽出时间带我去。有时，他偶尔因工作出席一场文艺晚会，秘书和参谋们三番五次追到会场，找他签发文电。你说还有心思看演出吗？
抗美援朝初期，碰到星期天无急事要办，父亲就闭门谢客，抓紧时间狠狠地睡一觉，从吃完早饭一直睡到下午四五点，醒来后，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这一觉又够顶一个星期了。"
没有多久，考虑到工作繁重，时间紧张，父亲提议军委和总参机关取消了星期天的公休日，他肯定得带头执行，就这样，连补觉的时间也没有了。我记得，邓小平、邓颖超、杨尚昆等人屡劝父亲注意休息，父亲表示："难以做到啊！"
那时，我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上初中和高中，平时住校，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每次回家之前，我都在心里念叨：爸爸啊，你最好在家呀，我们好好聊聊天。可是，回到家，十有八九会失望，根本见不到他的影子。
自从1946年我回到父母亲身边后，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和父亲见面的次数仍然很少。全国解放了，不用带兵打仗了，本指望他在家里多陪陪我，或者是给我陪他的时间，我们父女多多交流交流。可是，我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比以前更忙了。每次回家，我是多么想见见父亲啊！和他说说话，听他讲过去的故事，或者是我给他讲讲学校的事情；和他不慌不忙地吃一顿可口的饭，我给他夹菜，或者是他给我夹菜；和他一起坐车，到郊外去散散心，看看风景，等等，等等，那有多好啊！
母亲看出了我的"不满"，说："你爸爸把心思都放到朝鲜了。"
后来，我通过各种途径，得知了抗美援朝的一些情况，也就渐渐理解了父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央上层，抗美援朝期间，有4个人压力最大，也最忙，首当其冲是毛主席，在国外是彭德怀，然后就是周总理和我的父亲。总参谋部是连接中央、毛主席和志愿军总部的枢纽，需要上呈下达，父亲每天都要处理很多文电，随时都要向中央和毛主席提出建议，有开不完的会，不断地请示汇报，需要不断地思考问题……
幸好，父亲战争年代就有锻炼身体的习惯，身体素质一直不错，才能够长期承受超负荷的运转。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用较大篇幅记述了抗美援朝时期的后勤保障工作。他说："抗美援朝中吃饭难的问题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他又说："严格地说，我们是从抗美援朝战争中，才充分认识到后勤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的。打一场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力物力的竞赛。"
当时，军委总后勤部刚刚成立，机构不够健全，也没有什么家底，抗美援朝作战物资保障主要由东北军区实施，华北军区也承担其中一部分。父亲多次告诫军区后勤部，说："当前，抗美援朝是全党全军的首要任务，是大局的大局，中心的中心，只要前线需要的物资，我们有的要给，没有的想方设法筹措也要给，要尽量满足前方需要。"父亲吩咐，凡途经华北的人朝部队，军区一定要尽东道主之谊，尽量把他们所缺的弹药物资补齐，还要给入朝部队团以上干部会一次餐。
但是，由于战线的延长和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志愿军的后勤保障问题愈发突出，有东西运不上去。父亲几乎每天都能接到前线供应困难的电报，有时一天接到一大叠。有一些电报他印象很深，比如，有的部队第一次战役中饿饭3天。有的部队只能喝稀饭打仗。有的部队一边打仗，一边派人挖土豆充饥。
最让他难忘的，是第二次战役，正处于朝鲜最寒冷的季节，此役我军歼敌3万6千人，自己伤亡3万余人，却有5万1千多人冻伤，失去战斗力。
彭德怀有次来电报，电文只有六个字："饥无食，寒无衣。"父亲看了，心情沉重。那段时间，他和总后勤部的部长杨立三、铁道兵的司令员吕正操打交道最多。为了把东西送上去，他们想了很多办法。
为了解决志愿军的吃饭问题，国内立即组织动员东北、华北的城市制作炒面，到后来，武汉、南京、长沙等地的机关和市民也加入了制作炒面的行列，周总理视察时，还动手和大家一起炒制，很快集中了数百万斤炒面运往前线。但是，食用时间一长，部队普遍反映，炒面伴雪吃下去，引起腹胀腹泻，加之副食供应不上，很多人患夜盲，仍然造成大量非战斗减员。
不断有各种消息传到后方，一般都是先汇总到总参这里，父亲再去抓落实。他们提出了很多的措施：增派汽车团、申请购买汽车、突击培训司机、增派工程兵修路、筹调抢修铁路的人力和器材、抽调大批医护人员入朝、装备组训高射炮部队尽快出国参战、责成总后勤部改进服装装具，改善熟食供应．..
父亲后来回忆道："第五次战役结束以后，战线逐步趋向稳定。由于国内组织工作的加强，广大后勤战线同志的努力，后勤的运输供应有了改善，吃饭问题随着有了好转，到后来志愿军能吃上饼干、鸡蛋粉、油炸花生米等，有时还有一些罐头……生活越来越好，战士们就很高兴了。"
1952年秋天的一天中午，他晕倒在办公室里。范济生秘书把他搀到沙发上躺了一会，素来身体无恙的父亲没当一回事，躺了一会又爬起来，继续处理电文。可是，他总感到身体轻飘飘的，怎么也站不稳。他坚持到下班，才请来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诊断。经检查，明确告诉父亲，他得了多种疾病，主要有脑平衡神经失调、高血压、心脏病。
傅连暲要父亲立即住院治疗。父亲仍然没把自己的病当回事，执意不肯，想继续坚持工作。最后，在傅连暲的再三坚持下，才达成了在家中绝对卧床治疗的方案。
父亲病倒了，最着急的是他的秘书范济生。范秘书说，聂总整天连轴转，别说他是50多岁的人了，就是他们这些20几岁的年轻人，也给拖得受不了，真是疲倦不堪，有时走起路来，身体直摇晃。他还说，他早就预感到，首长的身体会出毛病。这么个熬法，谁能受得了？
当年跟随父亲打仗的部下都有个感觉，那就是他们的"聂总"身体一直不错，很少听说他生病，即便是在晋察冀最艰苦的岁月里，在接连不断的反扫荡中，也没见他病倒。但是，这一次，他真的顶不住了。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父亲的身体状况突然变坏了。尤其是心脏病，在他的有生之年里，不知有多少次，让他在死亡边缘上走过。
父亲病倒的那段时间，母亲正在莫斯科治疗她的老胃病，我仍然是住校，每星期在家住一天。这下可以好好地和父亲在一起了，我反而感到很高兴。虽说我已经22岁了，但我更愿意把自己当成小孩子，依偎在慈祥的父亲身边。我和他说话，拉呱，不断有笑声响起。但是我发现，虽说傅大夫嘱咐，绝对卧床，他却很难绝对做到，他躺在床上，还要阅读大量文电，不断地接待来请示汇报的工作人员，口述意见。
于是，我不忍心再打扰他，就悄悄退出去。让他好好地睡一觉吧，把以前损失的觉补回来。
记得小时候我在上海，听人家说，共产党是蓝眼睛，红鼻子，杀人放火。这自然是胡说，但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在我回到父母身边很长一段后，仍然是懵懵懂懂。这时候，我终于能搞清了，真正的共产党人，是那些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百姓，而拼命工作的人，是那些光明磊落的人。
实实在在地说，我是从父亲身上，从敬爱的周恩来伯伯等人身上，悟出这个道理的。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反动派的哪个将军为了工作，累倒在地？他们不可能这样。
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主席带领的这一批人能够这么快地打垮敌人，夺取江山，建立了新中国。
到这时候，我才觉得自己真正地长大了。
父亲卧床一个月后，觉得病情有所减轻，就急着要去上班。我把他送到大门口，望着他的车子在萧瑟秋风中远去。我在心里默默地祝愿："爸爸，你一定多保重啊……"
【聂力，重庆江津市人，1930年生于上海。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参加工作，大学文化，留学苏联，高级工程师。1960年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程组组长；1965年任七机部十三所仪器室主任；1972年在海军科装部科研处工作；1974年在国务院、中央军委"09、718"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后任副主任；1982年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党委常委；1985年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党委常委。曾任第六、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七届全国妇联副主席；第四、五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第一、二、三、四届中国发明协会副会长。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3年晋升为中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