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武汉|荆楚名剎——武昌三佛阁(上)

人文历史武汉 2024-09-28 12:13:06
话说武汉 | 荆楚名刹——武昌三佛阁(上)

原创 高双桂

今夏酷热之际,老朋友刘建林给我一条信息,说有人要求人文武汉公众号上写一写武昌三佛阁,主编田联申将此条信息发布,建林推荐我写。随后田联申也将此信息告诉我,询我可否一写?

我与三佛阁有点缘。但自知力不从心,尤其是资料的缺乏,但我却没有理由推脱。对历史的敬畏,让我不得不向历史学习。我向昌庆旭、刘谦定、刘建林、董玉梅等老朋友求助。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文献资料。

董玉梅在外地暂时不能给我提供文献,建林在他搜集的资料中,不时给我发来相关信息,为我提供支持。昌老师尽其所能,为我提供“同治年间的《江夏志》和现代的《武昌志》上下卷的电子版,让我能够查询相关资料。刘谦定老师相约,天凉后我们一起去寻三佛阁遗址。

我自己重复听2007年至2012年间,拜访慈学长老的部分视频和录音。同时回忆父亲在世时提到的三佛阁的故事,在有限的资料和记忆中搜寻片段,渐渐一个遥远的历史影像在我心中渐渐清晰起来了。

三佛阁--武昌老城地理性标志

1883年《湖北省城内外街道总图》局部•《武昌志》

武昌三佛阁,原址在武昌读书院路3号。始建于宋代(一说是唐代)其中早期为关帝庙(武庙)对照历史图片和实地考察,所处位置应是一处。据1997年版《武汉市志·社会志》载,武昌三佛阁,宋代时由妙慧禅师开基,元代重修,明代扩建。历代高僧辈出。更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武汉乃至整个中国的近代佛教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三佛阁位于武昌老城核心区域,历史上影响巨大,很多记录都是以其为地标描述:

据同治《江夏志》卷二廨宇篇P161记“清军厅署在学院右,今移三佛阁左”。P175同上卷二记录“益善堂,建于三佛阁内营坊堂。”同上p331记载,“昭宗祠均在长街三佛阁巷内,兵燹后尚未修复,不可废也”

在2008年版的《武昌志》上,与三佛阁有关的史料条目很多。1886年(光绪十二年)汉口、武昌间过江电缆线路竣工。武昌三佛阁设武昌电报局。是为武昌有线电报通讯之始。1893年(光绪十九年)9月,张之洞与湖北巡抚谭继洵联衔奏请在武昌铸造银元获准,利用武昌三佛阁原守备署旧址改建湖北银元局,蔡锡勇为总办。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5月13日,吕大森、朱和中、孔庚等数百学生,在曾公祠、三佛阁等处集会,抗议俄国侵占东北领土和清政府丧权辱国,史称“拒俄运动”。

1940年,三佛讲寺

网络照片

现在见到的一张三佛讲寺照片,反面有签字是昭和15年,这应该是日本人侵占武汉后拍的。近代佛教泰斗虚云与徒儿佛源照片,是1952年的9月在三佛阁合影。还有一张市场拍卖的清末明初老照片一少女肖像,这张照片标价3300元,也是武昌三佛阁容康照相馆照的,容康照相馆是武汉近代史上三大照相馆之一,曾经为孙中山拍摄过照片。

三佛阁兴盛时曾占地面积300多亩,许多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

武汉志记载,1903年5月27日,美商会喇洋行在汉口老跑马厅放映了美国“轻巧新奇影戏”。6月10日又迁往武昌的三佛阁放映,这是武汉首映的第一部片子。12月张之洞在武昌三佛阁开办湖北省立宣讲所,是为全国省立宣讲所之始。而张之洞创立的自强学堂原址在三佛阁大朝街口,即是国立武汉大学的前身。

我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闻一多,幼年时即随家人租住在三佛阁寺庙的一间厢房内,直到他后来考入清华大学,离开武汉。西泠印社的发起人之一唐醉石,晚年亦居住在武昌三佛阁附近,在他的传记中,对三佛阁也多有描述。

1952年9月,虚云大师与徒儿佛源三佛阁合影

听父亲讲当年张之洞初到湖北,第一次打马过长街,一个来回就将长街两边的店铺,书院,学堂都一一写下来,记忆力超强,后为几十年的佳话。这里的长街历史上又称为十里长街,是武昌老城的核心地带,就是现在的解放路。

清朝末年清政府在楚望台遗址建立了楚望台军械库,将湖北新军的武器由武昌三佛阁迁到此处。当时库内存有德、日、汉阳造步枪数万支,机枪大炮及无数弹药,号称是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军械库。

1911年10月10日,新军工程八营首先发难。革命党人熊炳坤率40余人向楚望台进发,驻守的工程八营士兵起为内应,一举抢占楚望台军械库,打开中和门,迎接南湖炮队进城。次日凌晨完全占领武昌城,辛亥首义取得成功。

1912年,熊秉坤与母亲、夫人在武昌三佛阁容康照相馆合影

很奇妙的是,现存世的有熊秉坤在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一周年纪念,他与母亲、夫人在武昌三佛阁的容康照相馆照的合影,见证了三佛阁和一段历史奇妙关系。

三佛阁----著名的净土道场

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记载,“三佛阁是武汉城区的重要佛教丛林,著名的净土道场,常住僧众百余人,是武汉过往高僧及云水衲子的必经之处。尤其是近代大鑫和尚是中兴三佛讲寺的一代高僧。”1932年大鑫受湖北佛教会会长、武昌正觉律寺方丈晓岚大和尚的指令,出任武昌三佛阁住持。

三佛讲寺大鑫和尚

大鑫和尚上任伊始,便高瞻远瞩,推私为公,将三佛阁长期沿用的子孙规制改成了十方丛林,挂单接众,同时还将三佛阁正式改名为“三佛讲寺”。

鉴于以往该寺主赶经忏流弊甚多,他还仿效印光十三祖的灵岩寺宗风,彻底把武昌三佛讲寺办成了六支香、两堂殿的净土道场,为此,他深受四众弟子的拥护。该寺从这时起,清规甚严,收徒一律以宗字为名头,于是,民间有人称其为“一窝宗”。正是这一窝宗,很快就形成为武汉三镇僧团中的一支新兴力量。在他的住持下,近代许多高僧大德和三佛阁结下深厚佛缘。

1936年2月,中国佛教教协会首任会长圆瑛法师在三佛寺讲经并传授三皈五戒。1937年,抗日战争时爆发,近代高僧能海法师受邀在三佛阁举办法会,主讲《仁王护国经》。

近代佛教的改革家太虚大师、湖北籍高僧道根法师、常乐法师、明幻法师、白云法师等,都曾在三佛阁过往或常住参学过。特别是中兴三佛阁的大鑫老和尚,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高僧。他作为武汉市佛教协会的第一任会长,为建国后整个武汉地区佛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是爱国爱教的楷模。

1952年农历四月,刚经历“云门事件”、时年113岁的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受邀进京途经武汉,受大鑫和尚邀请,住进三佛寺。

据《虚云和尚年谱》,虚云老和尚携弟子佛源、觉民、宽度、法云等人于四月初四日从广东乳源云门寺启程,初十日乘粤汉火车,十一日抵达武昌。老人在“云门事件”中身体遭受重创,这次北行,“沿途劳顿,楚疮毒发”,到武汉时,已经病重不支。在三佛阁大鑫和尚及僧众全力护持,得到很好医务、调理,一住三个多月。老人病体稍愈,应大鑫和尚请,在三佛讲寺主持了一个“观音七”,“归依者二千余人”。

2007年,作者(中)与慈学长老(右)

参加该法事活动慈学长老告诉我,当时信众云集,一度堵塞交通。正值国家初定时期,她受命协调此事。法事结束后,虚云长老“扶病北行”。临行留影纪念题诗一首:

业风吹送到武昌,老病驰驱累众忙。

三月淹留三佛寺,一场灾难一惭惶。

无心欲跨楼头鹤,有愿同登选佛场。

尚想玉泉关壮缪,能于言下悟真常。

三佛阁----爱国爱教的大鑫和尚

说到三佛阁,就不得不写近代高僧大鑫和尚(1932-1958年为三佛阁方丈)。大鑫和尚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生于今武汉市新洲区陈先里村。于1912年投黄冈茅店横山寺依宗法师出家,法名宗授,号大鑫。1923年到武昌洪山宝通禅寺受戒,次年便任该寺库房的“库头”。1925年,大鑫参学于江浙佛法兴盛之地,先后住宁波天童寺、扬州高旻寺等名刹。

由于他是成年后出家,在禅堂打坐往往双腿盘不下去,他竟然不顾疼痛,常用大石块来压腿,硬是磨练自己适应了跏趺而坐的佛教徒生活。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他的记忆力非常好,所学经典,几乎都能背诵。

1927年冬,大鑫回到武昌宝通禅寺任知客,他协助了尘方丈恢复了禅堂坐香制度,领众参禅,使宝通禅寺刷新了“小金山”的传统美誉。1929年至1931年,大鑫在宝通禅寺方丈问贤大和尚的支持下闭关三年,礼持《华严经》、《法华经》各一部,更加坚定了“将此深心奉尘刹,普度众生报国恩”的信念。

1932年出关后,大鑫出任武昌三佛阁住持。他彻底把武昌三佛讲寺办成了六支香、两堂殿的净土道场,他深受四众弟子的拥护。该寺很快成为武汉三镇僧团中的一支新兴力量。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鑫以满腔热情宣扬爱国护教宗旨。武汉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鉴于大鑫法师在佛教界享有盛名,就动员大鑫出来做中日亲善团主席,利用他的影响从精神文化上征服国人,大鑫以没有文化为由拒绝。他的举动受到佛教界和社会有识之仕的敬仰和响应,在沦陷的日子里,武汉佛教界始终保持不与日亲善不为他们办一件事的态度。

抗日战争时的武昌大小几十座寺庙,有些小庙在战乱中僧人都已出走,几十座庙宇无人看管,有的被人破坏和偷盗时有发生。大鑫和尚一边拒绝参加中日友好协会,一边不顾自身安危领着他的弟子们夜晚到处巡视照看这些没有人的寺院,将不牢固或损坏了的铁锁全部加锁,保护着佛教文化和庙宇。

抗战胜利后,他和李书城、沈肇年、苇舫等7人在武昌三佛阁成立了中国佛教湖北省分会整理委员会,负责战后武汉三镇的庙产登记整理工作。同时法会讲经活动仍频,他礼请外地的大悲、虚云、慧庆、显光、无碍、性德等佛教大德来三佛阁讲经说法。

新中国建立之初,大鑫法师作为特邀代表,先后出席了武昌区以及武汉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抗美援朝时,他组织武昌佛教界积极响应巨赞法师与赵朴初等大德的倡议,捐款认购“中国佛教号飞机”。

1953年,大鑫和尚当选为湖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参加了中国佛教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为了配合维也纳世界和平会议召开,大鑫请佛教泰斗虚云老和尚在武昌三佛讲寺主持盛大的“祈祷世界和平大法会”,这次参会者有一千多人,直接推动了佛教界爱国爱教爱和平的认识和热情。

1954年4月29日《湖北日报》。刘建林供图

1954年防汛,大鑫带领弟子们出色完成了分配任务,武昌三佛讲寺获得政府颁发的三等红旗奖。1954年10月19日上午,大鑫和尚作为佛教界代表,与湖北省主席刘子厚、武汉市代市长王任重等领导一起,陪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及其女儿英迪拉·甘地等一行9人,参观访问了汉口古德寺。

1955年8月,德高望重的大鑫当选为武汉市第一届佛教协会会长。当时,在全国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大鑫法师积极组织僧众参加生产劳动,他带头把三佛讲寺的大部分房屋腾出来创办了装订生产合作社。1958年,大鑫法师为贯彻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他不辞辛劳,千方百计把武昌区乃至武汉市的僧众尼众组织起来搞生产自救,自食其力,成功办起了制盒厂、制袜厂、毛巾厂、鞋衬厂、印刷厂、药用安瓶厂等。

据1988年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武汉人物选录》记载“大鑫任三佛阁主持甚久,点滴归公,分文不私有。他虽然文化不高,脾气也刚强,坚持老规矩,家风严谨,受到爱国爱教者的拥护和赞扬”据慈爱学长老回忆大鑫本人食的是能照镜子似的清汤稀饭,他为武汉佛教界的事务往来大江两岸,舍不得花钱乘车,只在寺里取5分钱过江费,不多带1分钱。1958年,武汉市的272所寺院被集中为16所,三佛阁亦因为东风印刷厂所用,寺院僧人随同大鑫老和尚一并入宝通禅寺。1997年寺院建筑拆毁无遗。

2024年9月,读书院三佛阁遗址前合影。刘建林摄

1959年7月,大鑫法师当选为湖北省第一届佛教协会副会长,同年出任武昌宝通禅寺方丈。在大鑫法师住持宝通禅寺期间,正逢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他除了发动僧众开荒种地外,还组织寺里投资4万元创办食用菌生产点。

从培养菌种到蘑菇生长、收获,菇床由最初的80平方米发展到1800平方米,产品远销省内外。当时来寺里参观学习食用菌生产技术的先后达385个单位,开现场会10次,办培训班9期。新中国的出家僧人实现了由吃蘑菇者到种蘑菇者的转变一时传为佳话,大鑫法师也成为新闻人物。

1961年10月圆寂于武昌宝通禅寺,享年74岁。弟子们遵照其遗愿按佛教仪轨用寿缸装殓葬于武昌九峰寺左塔院。中国佛教协会以及社会有关方面都送了花圈,印度还送来了黄结余缠身。他的送葬队伍长达数里,《湖北日报》报道了关于他的追悼会盛况。

宝通寺大鑫和尚纪念塔

2014年听刘谦定老师讲宝通寺建有大鑫和尚的纪念塔,后经隆醒方丈指引我找到了,原来在昌明长老主持下2001年塔就建成,此后我与家人朋友年年来此祭塔。

(待续)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武昌三佛阁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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