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君观念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的核心内容，先秦时期，忠君观念就得到格外强调。《论语・八佾》记载：“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君臣关系上，儒家先贤孔子认为臣子要以“忠”来对待君主。《管子・戒》载：“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交之庆也。内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泽其四经而诵学者，是亡其身者也。”材料中明确地对“忠”进行定义，指出“忠”是与他人交往必须的品质，是人立身行事的基础。

秦汉以降，伴随着皇权专制制度的发展，忠君思想被更加完善。汉代董仲舒提出了“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的忠君观念。《春秋繁露・基义》载：“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董仲舒将君臣、父子以及夫妇之义定为“三纲”。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臣子对君之忠要如地对天一样，将“君”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忠君不仅是对每个臣子的根本要求，也是对每个百姓的根本要求。任何人都不得违背忠君观念。

《淮南子・人间训》亦载：“忠臣者务崇君之德，谄臣者务广君之地”。桑弘羊将“守节”的观点纳入到忠臣的标准中，提出“国家有难而不忧，非忠臣也。夫守节死难者，人臣之职也。”王符的《潜夫论・务本》载：“忠信谨慎，此德义之基也”，将“忠”视为道德的重要基础。其《潜夫论・明忠》亦载：“人君之称，莫大于明；人臣之誉，莫美于忠。此二德者，古来君臣所共愿也。”明确指出“忠”是人臣的最高评价。但是清代赵翼曾在《陔余丛考》中提出“六朝忠臣无殉节者”，其认为，“盖自汉、魏易姓以来，胜国之臣即为兴朝佐命，久已习为固然。其视国家禅代，一若无与于己，且转藉为迁官受赏之资。故偶有一二耆旧，不忍遽背故君者，即已啧啧人口，不必其以身殉也。”赵翼认为，在六朝时代，真正的忠臣是没有的，胜国之臣为兴朝佐命已习为固然。

而纵观六朝之前的历史，在东汉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前赴后继，为挽救东汉王朝统治，不惜以牺牲生命为代价的忠臣，尤其以党锢之祸中李膺、陈蕃等士大夫与太学生联合起来，利用太学“品评公卿，裁量执政”，讨论政治，批评宦官把持朝政，对东汉政权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其后，三国时期，亦有蜀汉的董和、姚迪，魏国之李典、徐宣、韦典、苏则，东吴的陆凯等都是为了国家社稷尽忠职守。但是，西晋以降，忠臣寥寥，弑君篡位者更是层出不穷，两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动荡的政治局面与此不无关系。倘以忠君观念的变化为解释问题的切入点，那么可以明显地看出，虽然东汉党锢之祸使士人心中的忠君观念发生动摇，但是三国时期，忠君观念依然强盛，而西晋以降则大为弱化。那么，魏晋之际的淮南三叛则是导致忠君观念进一步淡化的直接原因。

正始十年（249年）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氏集团开始掌握曹魏中央政权。嘉平三年（251年），魏太尉王淩与兖州刺史令狐愚掌重兵于淮南，谋立楚王曹彪为帝，并以讨孙吴为名表求发兵，又遣杨弘说兖州刺史黄华共同举事。后被杨弘、黄华告发，司马懿率中军征讨。王淩见事败，降于丘头，饮药自杀，此为“淮南一叛”。

王淩‍

《三国志・魏书・王淩传》载：“淩、愚密协计，谓齐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长而才，欲迎立彪都许昌。”《汉晋春秋》亦载：“淩、愚谋，以帝幼制于强臣，不堪为主，楚王彪长而才，欲迎立之，以兴曹氏。”可见，王淩起兵之目的乃是因为如今的魏帝曹芳年幼，不能掌控国家，且受制于司马懿。而楚王曹彪年长且有才华，可以中兴曹氏。由此观之，王淩起兵之目的是受到忠君观念之影响，欲除司马氏而兴曹氏。

在王淩与令狐愚有此想法之后，嘉平元年（249年）九月，王淩派人到洛阳向他的儿子王广询问起兵的事情，王广表示反对，认为“废立大事，勿为祸先”，且向王淩分析了当今的局面：“凡举大事，应本人情。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华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竞于世。加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之或哀，失民故也。今司马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为先，父子兄弟，并握兵要，未易亡也。”王广认为虽然司马懿的本心难以预料，但是并没有谋反的举动，而且他能提拔贤能，遵循先朝的政策法令，改正曹爽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终日兢兢业业，安抚百姓，同时司马氏掌握兵权，不易推翻。王广之言，并不是对父亲的一味反对，而是基于时机未到对父亲的劝告，如今司马懿“事未有逆”，贸然起兵会导致失败。

王淩兵败之后路过贾逵之祠，据《三国志》卷二十八《王凌传》注引干宝《晋纪》载：“凌到项，见贾逵祠在水侧，凌呼曰：‘贾梁道，王凌固忠于魏之社稷者，唯尔有神，知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梦凌、逵为疠，甚恶之，遂薨。”贾逵，字梁道，河东襄陵人，历仕曹操、曹丕、曹叡三世，文武兼备。曹操曾语：“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贾逵，吾何忧？”曹叡亦曾语：“逵存有忠勋，没而见思，可谓死而不朽者矣。”贾逵是时人公认的忠于曹魏的贤能之士，故而时人为之立祠祭祀。王淩路经贾逵祠堂，触景生情，对其祠言自己是忠于曹魏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从此言可观王淩起兵的原因乃是忠于曹魏。

同时王淩乃汉灵帝建宁四年 （１７１ 年）所生，到了嘉平三 年 （２５１ 年），他已经年 近８０岁了，在这种状态下，如果说他是有野心，实在难以理解，即使其叛乱成功，他也无法享受几年权臣的日子。在这种情况下，王淩选择放弃安度晚年，挑战司马懿，完全是因为忠君观念让他这么做。此外，司马懿晚年病中，梦见王淩和贾逵变为厉鬼前来索命，亦可佐证在司马懿心中，王淩与贾逵一样，都是忠于曹魏之臣。

王淩兵败之后，“朝议咸以为《春秋》之义，齐崔杼、郑归生皆加追戮，陈尸斫棺，载在方策。淩、愚罪宜如旧典。”朝臣对王淩起兵的看法是应当以对齐国崔杼、郑国归生的惩罚一样，“发凌、愚冢，剖棺，暴尸于所近市三日，烧其印绶、朝服，亲土埋之。”在王淩兵败之后，司马氏已经基本掌握国家政权，此时的朝议严惩王淩，正是大臣们向司马氏表达忠心之最好表现，而之所以对王淩如此严惩，正可以从侧面证明王淩起兵的原因是对曹魏之忠。

司马炎

而后晋泰始元年 （２６５年），晋武帝司马炎下诏：“昔太尉王淩谋废齐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将军邓艾矜功失节，实应大辟。 然被书之日，罢遣人众，束手受罪，比于求生遂为恶者，诚复不同。今大赦得还，若无子孙者，听使立后，今祭祀不绝。”意思就是王淩谋废齐王曹芳，曹芳确实不足以守位，允许王淩后代祭祀祖宗，事实上是给王淩平反。

晋朝刚刚建立，就给王淩平反，这其中就值得思考了，倘若王淩起兵是有野心的，是想取曹魏而代之，那么晋朝的统治者是绝对不会承认这种行为，也绝对不会为之平反的，恰恰是因为王淩对曹魏之忠，晋朝统治者觉得可以利用，才给其平反，希望后世人都效仿之。

但是在司马懿起兵讨伐之后，王淩的行为和历史上的守节之士开始有了差距，其“自知势穷，乃乘船单出迎宣王，遣掾王彧谢罪，送印绶、节钺”，并写了《与太傅司马宣王书》，《三国志・魏书・王淩传》注引《魏略》载：“卒闻神军密发，已在百尺。虽知命穷尽，迟于相见。身首分离，不以为恨。前后遣使有书，未得还报。企踵西望，无物以譬。昨遣书之后，便乘船来相迎。宿丘头，旦发于浦口，奉被露布赦书，又得二十三日况，累纸诲示，闻命惊愕。五内失守，不知何地可以自处。仆久忝朝恩，历试无效，统御戎马，董齐东夏。事有阙废，中心犯义，罪在二百，妻子同县，无所祷矣。不图圣恩天覆地载，横蒙视息，复睹日月。亡甥令狐愚携惑群小之言，仆即时呵抑，使不得竟其语。既人已知，神明所鉴，夫非事无阴，卒至发露，知此枭夷之罪也。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

在生死考验下，王淩心中所谓的忠君观念崩溃了，开始向司马懿上表乞活。王凌自杀前，曾语：“行年八十，身名并灭邪！”可观王淩自杀前之心态，王淩认为此次起兵导致了他的身名俱毁，本是以忠君之心起兵反抗司马氏政权，却又畏而降之，此种行为定会让后人以为其起兵的动机包藏祸心，故有此语。

此外，王淩的心腹杨弘，令狐愚之心腹杨康、以及兖州刺史黄华等本是曹氏阵营之人，却在起兵之前先后叛变至司马氏阵营，可观王淩起兵的历史时期忠君观念之变迁。在个人利益与忠君观念的选择上，此时的士人，往往选择前者，且丧失了牺牲精神。

王淩

另，《三国志・魏书・王凌传》注引干宝 《晋纪》曰：“兖州武吏东平马隆，托为愚家客，以私财更殡葬，行服三年，种植松柏。一州之士愧之。”令狐愚被诛杀，为避免牵连，全州竟无一人敢为其收尸。只有东平武吏马隆假装为令狐愚家的佣人，用自己的家财为其殡葬，并服丧三年，种植松柏。此事引起一州人的愧疚之心，从此事可观，在当时的百姓心里，王淩与令狐愚的起兵是被大家认可的，是对于曹魏忠心的体现。但是，也仅仅只是认可、愧疚而已，因为害怕被牵连，竟无人为其收尸。在个人利益、生死存亡关头，士人心中的忠君观念不值一提。

从王淩起兵反抗司马氏的这场战争中可以看出，忠君观念对士人们产生着一定的影响，王淩以“兴曹氏”为目的的起兵，以及其路过贾逵祠所说的言语等等都是受到忠君观念的影响。他企图振兴曹氏，但是在司马懿起兵讨伐王淩之时，王凌竟然“自知势穷，乃乘船单出迎宣王，遣掾王彧谢罪，送印绶、节钺”，向司马氏认输服软。在生死存亡关头，忠君观念仿佛突然从王凌心中消失，其向司马懿上的《与太傅司马宣王书》以及“索棺钉”等种种行为证明，此时的忠君观念已经丧失了其最重要的核心——献身精神，只留下了残破的外壳，当士人们受到生死存亡的考验时，忠君观念自然是被抛弃的选择。

司马懿死后，儿子司马师继之掌权。 正元二年（２５５年）魏扬州刺史文钦、镇东将军毌丘俭起兵寿春（今安徽寿县），矫称受太后诏书讨司马师，率军渡淮，进至项县。司马师率军１０万征讨，大破淮南军。毌丘俭被杀，文钦逃入孙吴，此为“淮南二叛”。

《资治通鉴》载：“镇东将军丘俭素与夏侯玄、李丰善，玄等死，俭亦不自安”，夏侯玄乃曹爽之亲戚，李丰与夏侯玄以及魏帝曹芳关系都很亲密，是属于曹氏阵营，乃帝党。毌丘俭与他们交善，可见毌丘俭之心亦属曹氏。观毌丘俭起兵之直接原因，乃是同属曹氏阵营的李丰、夏侯玄和张缉等皆被杀以及曹芳被废引起了毌丘俭的不安，害怕会牵连到自己，在其起兵中，忠君观念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毌丘俭起兵时罪状司马师曰：“故相国懿，匡辅魏室，历事忠贞，故烈祖明皇帝授以寄托之任。懿戮力尽节，以宁华夏。又以齐王聪明，无有秽德，乃心勤尽忠以辅上，天下赖之。懿欲讨灭二虏以安宇内，始分军粮，克时同举，未成而薨。齐王以懿有辅己大功，故遂使师承统懿业，委以大事。而师以盛年在职，无疾讬病，坐拥强兵，无有臣礼，朝臣非之，义士讥之，天下所闻，其罪一也。”可以看出毌丘俭对于“忠”的看法，在提到司马懿时，毌丘俭说“故相国懿，匡辅魏室，历事忠贞”，在他看来司马懿是“忠”的，对司马懿发动 “高平陵之变”以及把持曹魏朝政都视而不见，只是针对司马师进行批判，结合起兵之原因可以发现，毌丘俭起兵是因为怕受到李丰、夏侯玄等人的牵连，所以只将矛头对向了司马师，而对司马懿的评价却非常之高，忠君观念虽然是起兵的一部分原因，但是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个人利益受到威胁，怕被牵连。

毌丘俭

此外，其起兵时表曰：“相国懿，忠正，有大勋于社稷，宜宥及后世，请废师，以侯就第，以弟昭代之。太尉孚，忠孝小心，护军望，忠公亲事，皆宜亲宠，授以要任。”毌丘俭请求只废掉司马师的官职，让他以侯爵的身份退居家中，让其弟司马昭代替他。这充分说明了起兵原因之不纯，只是针对于司马师个人，对于司马氏企图篡曹魏之心都视而不见。

文钦，《三国志・魏书・毌丘俭传》载：“扬州刺史前将军文钦，曹爽之邑人也，骁果粗猛，数有战功，好增虏获，以徼宠赏，多不见许，怨恨日甚。”《资治通鉴》亦载：“扬州刺史文钦，骁果绝人，曹爽以其乡里故爱之。钦恃爽势，多所陵傲。及爽诛，又好增虏级以邀功 赏，司马师常抑之，由是怨望。”文钦是曹爽的同乡，经常依仗曹爽之势欺压别人，可知其与曹爽关系甚密，再结合曹爽被杀后，其内心十分恐惧可知，文钦应与曹爽乃同一集团，处于司马懿的对立面。文钦喜好虚报俘虏的人数以邀功求赏，常常受到司马师的约束，其个人也对司马师非常怨恨。所以，文钦起兵的原因应理解为曹爽集团的残余势力与司马氏集团的斗争，与忠君观念没有直接联系，是集团之间的斗争加上个人对司马师的不满双方面原因导致。

毌丘俭起兵时“迫胁淮南将守诸别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寿春城”；起兵过程中，“淮南将士，家皆在北，众心沮散，降者相属”；战败以后，“将士诸为俭、钦所迫胁者，悉归降。”可见淮南的将士们本来没有起兵之心，名不正则言不顺，正因为毌丘俭与文钦起兵的原因不纯，导致士兵们接连投降，不愿随之反抗司马氏。

文钦

此外，“文钦说吴人以伐魏之利”，文钦降吴后竟然劝说吴国人讨伐自己的国家，可见其对魏国的情感，如果其对魏帝有忠君之念，无论如何也不会来劝吴国来讨伐自己的国家，从此事再观其起兵之原因，集团之间的斗争与心中对司马昭的不满是促成文钦反叛的主要原因。

虽然是在曹氏集团的李丰、夏侯玄被杀之后，毌丘俭起兵反抗司马氏，但从毌丘俭之言语及行为分析可以得出，其起兵的原因不完全因为是其忠于曹氏，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个人利益之必然选择，是集团之间斗争的结果。由此观之，忠君观念在此次毌丘俭与司马氏政权的斗争中的影响微乎其微。

如果说，王淩与毌丘俭起兵使得忠君观念大伤元气，那么诸葛诞起兵则标志着士人们对忠君思想的背弃，忠君思想在士人心中已变为一种儿戏，是一种可以交换的商品。

《晋书・帝纪第二》载：“甘露元年春正月，加大都督，奏事不名。 夏六月，进封高都公，地方七百里，加之九锡，假斧钺，进号大都督，剑履上殿。又固辞不受。秋八月庚申，加假黄钺，增封三县。”在诸葛诞起兵的前一年，司马昭已基本掌控国家，虽然固辞加九锡等殊仪，但这只是篡魏前的必然步骤而已。但是司马昭存在一个障碍，便是淮南的诸葛诞。淮南地处抗吴前线，位置敏感，司马昭在完成嬗代之前，并不希望留有诸葛诞这个不稳 定的因素。所以，司马昭决定迫反诸葛诞，以消除后患。甘露二年（257年）五月，司马昭征诸葛诞为司空，诸葛诞遂反。

此外，王淩、令狐愚的计划是在许昌拥立楚王彪，对抗司马氏。而毌丘俭、文钦则是“自将五、六万众渡淮，西至项”，采取了一种进攻的态势。而诸葛诞却是“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聚谷足一年食，闭城自守”，完全采取守势，只求自保。 可见诸葛诞本无叛心，只是迫于司马昭铲除异己的行动，不得以而为之。《三国志・诸葛诞传》引姜宸英曰：“诸葛诞以见疑谋叛，其死宜矣。若果忠于魏室，则不首发俭、钦之谋，坐成司马之势。”诸葛诞起兵并不是主动对司马氏篡魏提出抗争，而是因为司马昭的迫反，其本无叛司马昭之心，只是迫于司马昭铲除异己的行动，不得已而为之。

诸葛诞

另，早在毌丘俭起兵时，就曾试图说服镇南将军、都督豫州刺史的诸葛诞共同起兵。“毌丘俭、文钦反，遣使诣诞，招呼豫州士民。诞斩其使，露布天下，令知俭、钦凶逆。”毌丘俭、文钦反时曾“遣使诣诞”，寻求配合。但是对于毌丘俭的起兵，诸葛诞不但不支持，反而为了表明自己对司马氏的忠诚，诸葛诞成为了攻打淮南的先锋，并率先攻入寿春。在王淩与毌丘俭叛乱时，诸葛诞都坚定地站在了司马氏的阵营，是平叛的重要力量，由此观之，诸葛诞心中本无忠于魏氏之观念。

诸葛诞起兵时，表曰：“臣受国重任，统兵在东。扬州刺史乐綝专诈，说臣与吴交通，又言被诏当代臣位，无状日久。臣奉国命，以死自立，终无异端。忿綝不忠，辄将步骑七百人，以今月六日讨綝，即日斩首，函头驿马传送。若圣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吴臣。不胜发愤有日，谨拜表陈愚，悲感泣血，哽咽断绝，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诚。”从中可以看出诸葛诞的忠君观念，即“若圣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吴臣”。从中可以明显分析诸葛诞之态度，如果朝廷明白他，他就忠于朝廷，如果不明白，就不忠，便是吴臣。由此观之，在诸葛诞的心中并无对于曹氏之忠诚，完全是因为利益之变化而选择效忠对象。

王夫之《读通鉴论》指出：“魏而亡，亡于司马，亡于吴，无以异也，吴岂为魏惜君臣之义，诛权奸以安其宗社者哉？诞遣其子靓称臣于吴以起兵，则昭未篡而己先叛”，王夫之认为，魏亡于司马或者亡于吴都是一样的，诸葛诞以少子为质，求救于吴，就证明了其对魏之不忠。

忠君观念在王淩与毌丘俭的起兵中起到了或多或少的作用，而观诸葛诞之起兵，则完全是因为司马氏政权对其的迫反，从诸葛诞起兵时的表中可以看出，诸葛诞之起兵标志着士人们对忠君观念的背弃，忠君观念在士人心中已变为一种儿戏，是一种可以交换的商品。

至此，忠君思想——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思想，在魏晋之际的三次战争之中损失殆尽，以此为分水岭，士人们在忠君观念上分道扬镳，西晋之末的八王之乱，东晋时期的门阀世族与皇权共天下以及南朝时期血腥政治斗争都与魏晋之际忠君思想的进一步淡化有着莫大的关联。

忠君思想逐渐被士大夫们抛弃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东汉时期的两次党锢之祸导致士大夫们开始走向皇帝的对立面，李膺“居阳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士大夫们还“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这是士大夫在践行儒家“忠君思想”受到挫败的典型事件。此后士大夫的心态开始发生转折，忠君思想、砒砺名节，开始淡出士大夫的价值世界，后又因为董卓之乱以及曹操诛杀孔融等事件，士大夫们开始追求精神上的价值，传统伦理、纲常名教逐渐淡出士大夫的视野。

五德终始说和谶纬符瑞说亦对忠君观念的淡漠起着关键作用。五德终始说，即每一朝代都有五德中的一种与其相对应，德运的盛衰决定这个朝代的命运，朝代的兴衰更替也是按照五行相克的顺序进行的。如尚黄以应土德是汉末非常流行的作法，曹丕登基，年号“黄初”；孙权称帝，年号“黄武”，都是为了应以土德代汉之火德之说。谶纬符瑞说，是以天人感应为理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诠释手段、以经学与神学合一为根本理念的现象。如《河图》、《洛书》，实可视为一种“符瑞”，是古圣王新受命的象征，谶书附会《河图》、《洛书》，以言符命妖祥、王朝兴替等。在曹丕代汉时，太史许芝的劝进书中提到了大量的谶语和符瑞，来证明曹氏代汉乃天命所归。这使人们在接受曹魏代汉时有一种心理依据，也使抛弃忠君观念提供了一种心理安慰。

此外，魏晋之际，战争不断，曹魏内部各种叛乱时常发生，儒学世族的利益代表司马氏与豪强地主的代表曹氏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当权人士生死无常，生命贱如蝼蚁。“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许多士族文人被卷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惨遭杀身之祸。“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残酷的政治斗争使士大夫们感到生命的朝不保夕，又加上战争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士人们对政治现实悲观失望，对传统的纲常名教产生怀疑，对于儒家传统思想中的“忠君思想”，自然也开始发生动摇。

孔融

汉魏易代，忠君思想在士大夫心中还有着深刻的影响，出现了孔融、荀彧等人，为了维护汉代的纲常名教，不惜牺牲自身。而到了南朝，臣子们对皇权的转移则完全漠然置之。《宋书・徐广传》载：“广在晋为大司农，宋武受禅，恭帝逊位，广哀感流涕。谢晦曰：‘徐公将无小过？’广曰：‘君是兴朝佐命，身是晋室遗老，悲欢之致，固是不同。’”徐广虽是表面上为朝代更替哭泣，但是却依然入仕刘宋，如果其恋其旧国，便不会受刘宋的封爵了，可见其对忠君之态度。

《南齐书》亦载：“高宗废郁林，领兵入殿，左右惊走报瀹。瀹与客围棋，每下子，辄云‘其当有意’。竟局，乃还斋卧，竟不问外事也。”谢瀹对于萧鸾废萧昭业政变之事毫不理睬，可见其对于忠君思想之淡漠。两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动荡的政治局面固然有着多方面复杂而深刻的原因，而魏晋之际忠君观念进一步淡化所造成的君权的衰落，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