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冶 伍星

新中国首任驻保加利亚大使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同一天，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向各国政府发出了第一份公函，表明中国政 府同各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愿望。随即，苏联等国相继宣布承认新 中国。与此同时，新中国外交队伍的建设也在积极进行。

周恩来提出： “我们决不能依靠旧外交部的一套人马办外交，必须‘另起炉灶’,创 建新型的外交队伍。”

组建外交干部队伍的主要来源，一是原来在解放军做过外事工作的干部，如曾在八路军驻重庆、西安等办事处，驻南京、上海的中共代表团和在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工作过的同志，他们有相当的外事经 验，文化水平比较高，且大部分人都懂外文，

包括李克农、章汉夫、张 闻天、王稼祥、王炳南、伍修权、乔冠华、宦乡、柯柏年、龚澎、陈家 康、龚普生、章文晋、张颖等；

二是从解放军一野、二野、三野、四野、 军委直属机关和军区挑选的骨干分子，这些同志虽然没有做过外交工 作，但长期从事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可以把这些丰富的经验运用到外 交实践中，将革命军队的传统带到外交队伍中来；

三是从文化界和其他 部门调集一些熟悉外事和国际问题的同志，如夏衍、戈宝权等；

四是选 拔一批德才兼备的大学生。

调任外交部，参加大使学习班

1950年4月，周恩来总理调曹祥仁到外交部，准备出任中华人民 共和国首批驻外使节。除了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于1949年10 月5日任命外，从1950年4~9月，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先后任命 首批新中国驻外使节。

他们是(以公布任命时间为序，“将军”的称谓 也以当时发表为据):

袁仲贤将军，46岁，原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兼南京警备司令部司令和政委，1950年4月1日任驻印度大使；

耿飚将军，41 岁，原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1950年5月9日任驻瑞典大使；

王幼平将军，40岁，原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政治部主任，1950年 6月8日任驻罗马尼亚大使；

谭希林将军，42岁，原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二军军长、山东军区第 一副司令员，1950年6月8日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

彭明治将军，45岁，原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及南宁警备司令员，1950年6月8日任驻波兰大使；

姚仲明，36岁，原济南市市长，1950年6月8日任驻缅甸大使；

王任叔，49岁，原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处长，1950年6月12 日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黄镇将军，41 岁，原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政委，中央军委总 政治部第一室主任，1950年6月13日任驻匈牙利大使；

吉雅泰，49岁，原内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参议会副议长，1950年6 月29日任驻蒙古大使；

倪志亮将军，50岁，原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兼武汉警备副司令员， 1950年8月5日任驻朝鲜大使；

曹祥仁将军，36岁，原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中央军委工程学校校长兼政委，1950年9月5日任驻保加利亚大使；

冯铉，35岁，原中央军委联络部天津局局长，1950年9月14日任 驻瑞士公使；

姬鹏飞将军，40岁，原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50年9月21日任驻民主德国外交使团团长(大使衔)。

这里面有9位来自解放军的高级干部被称为“将军大使”,曹祥仁是其中最年轻的将军之一。

不少“将军大使”在接到调令时，从感情上并不愿离开军队，但曹 祥仁却有所不同。

曹祥仁回忆，周恩来曾问他，仗打完了，想干点什么?

他当时回答，想到国外去看看。从曹祥仁的工作经历看，不难理解他对 国外问题的兴趣。二局搞技术侦察，不仅要为战区提供局部战场的战役 情报，也要为中央和军委提供国内和国际的战略情报。

从抗日战争开始， 二局就着力开辟日本方向的技术侦察；此后，也逐步开辟美国方向的研 究。从分析形势变化的过程中寻找技术突破口，而技术研究的成果又为 判断形势提供依据，两者相辅相成。

曹祥仁对国际局势是密切关注、时 时紧跟的，自然产生对了解国外情况的兴趣。接到这项任命，有机会能 到国外去看看，曹祥仁很期待。

首批驻外大使从各地来到外交部报到，老友重逢，兴致勃勃。

耿飚 回忆：

“在首批驻外大使中，有好几位是我的老战友。

任驻民主德国外交 使团大使衔团长的姬鹏飞同志和我在延安时就相识；

任驻匈牙利大使的 黄镇同志在红五军团时我们见过面，长征中他编的一些短剧，使我对他 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谭希林同志、驻波兰大使彭明 治同志早在红军时期就和我一起战斗过；

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同志原在红 四方面军工作，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把我调到红四军去任参谋长，我 们便经常见面；

驻保加利亚大使曹祥仁同志则是我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战 友，北平和平解放后，我所在的十九兵团奉命向山西和大西北进军，为 了加强军事通讯联络，上级把懂得无线电技术的曹祥仁(时任第四野战 军副参谋长)调到十九兵团协助工作，于是我们并辔驰骋在华北和大西 北的广漠原野上；

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同志和驻罗马尼亚大使王幼平同 志也是从部队调来的，我和他们虽未在一起工作过，却早已久闻他们的 大名；

还有驻蒙古大使吉雅泰同志，是一位长期在内蒙古参加革命斗争 和地下工作的蒙古族老同志，初次相识，竟一见如故。”

外交，对于这批刚刚脱下戎装的将军大使来说，是个全新的课题。 为了让这些将军大使尽快学到更多的外交知识，外交部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为他们举办了学习班。

周恩来亲临讲话，说：“你们这一 批同志，中央选了又选。现在你们脱了军装搞外交，外交是政治斗争， 武仗不打了，文仗还要打。你们大多是到社会主义国家当大使，要多做 友好工作。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要注意多请示汇报，一定要加强组织纪 律性。要组织学习驻在国语言，注意学习驻在国的长处。”

他还要求严 格遵守“站稳立场、掌握政策、钻研业务、严守纪律”的16字方针， 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增强新中国同建交国的友谊和双边关系。

外交部请来了各方面的学者、专家到学习班讲课，如北京大学教授 张奚若、王铁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思敬、张志让及其他有关专家分 别讲述国际法、外交史、领事条约、国际法庭、联合国宪章、外交特权 与豁免等；

请胡济邦、阎宝航等老外交工作者讲外交文书和礼节；

还请 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匈牙利驻华大使法朗柯、波兰驻华大使布尔金、 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等介绍他们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使 馆工作情况以及外交工作体会等。

苏联和东欧国家大使做报告时，均由 毛岸英当翻译。他除每句话直译外，还作详细的解释。外交部还组织学 习跳舞、穿西装、打领带，到北京饭店学吃西餐和摆台等常识。

曹祥仁像一个新兵，带着对新的工作领域的好奇，积极主动地参加 这些学习和训练活动。他和耿飚、黄镇等一起讨论、练习。根据他们的 愿望和要求，1950年6月28日，周恩来特地安排他们到中南海怀仁堂， 在毛主席接受外国使节递交国书时，观摩学习。仪式结束后，周恩来陪 同毛泽东接见了耿飚、姬鹏飞、黄镇、彭明治、曹祥仁等10位大使。

毛泽东说：“现在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各个部门、各行各业，都 需要干部。我国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需要大批外交干部。我们 新中国的外交是‘另起炉灶’,需要新的外交干部。解放军历来是我们 培养干部的地方，所以中央决定从部队挑选一批干部”,“你们是新中国 的首批驻外大使，大都是从部队征调来的高级干部，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

“好在哪里?

首先，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

第二，你们中间有好几位是参谋长，参谋长擅长调查研究，当然，政治部主任也善于调研。所以，你们到国外当大使，仍要发扬在部队的长处， 也要开展调查研究。”

接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又谈了怎样通过公开的途径来进行调研，以便增进对驻在国的了解，学习别人的长处，加强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的 友谊与合作。周恩来还说，我们要学会“见微知著。”

赶赴保加利亚，参加国庆日活动

1949年10月4日，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即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随后派出驻华大使。1950年8月初，保 加利亚驻华大使商中国外交部，希望中国尽快派出驻保加利亚大使，并 能于保加利亚国庆日(9月9日)前抵达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

23日， 经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同意，正式任命曹祥仁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首任驻保加利亚全权特命大使。

这年4月间，曹祥仁利用调换工作岗位的间隙，回到大冶家乡探望。 当吉普车开进乡间的土路，乡亲们叫着他儿时的诨名奔走相告：九八回 来了，九八回来了!

离家20余载，曹祥仁最惦记的是姐姐，但到家后却得知苦命的姐姐当年作为赤匪家属被卖到最穷困的地方，并已亡故； 弟弟祥义参加红军，在江西执行侦察任务时牺牲；只有小弟弟祥文在家务农。逗留短短数日，曹祥仁心中无限感伤，惆怅地再次告别了家乡。

8月末，曹祥仁匆匆把仅8个月大的儿子晓光送到张家口的中央军委工程学校，托付给老战友康立泽和他的妻子王守敏。

一切就绪，准备启程。临行前，周恩来总理接见新任驻保加利亚使 馆的全体人员，对曹祥仁说：你们这个班子到了保加利亚绝不能搞情报， 也不能搞大国沙文主义，要一心一意搞友好。

周总理还强调，保加利亚 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有500年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英雄历史，要学习他们 的优点和长处。周总理指示，对兄弟国家开展外交工作的一般原则是独 立自主，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贸易上互通有无，同时要捍卫祖国 的正当利益和尊严。

9月3日，曹祥仁率第1批使馆人员一行7人(大使夫妇、 一等秘 书王崇理、二等秘书宋兆宜、随员林兴、翻译何倩，及1名机要员)离 开北京，乘飞机赶赴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

5日下午，经停伊尔库茨克等地，曹祥仁一行抵达莫斯科；6日， 曹祥仁到医院看望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并听“曾、戈二参事讲述一 年来后工作经验”,感到“帮助甚大”;同日，保加利亚驻苏联大使布拉 哥也娃设宴招待曹祥仁一行，并商赴保事宜。

7日晨4时，曹祥仁一行包乘专机离开莫斯科。

外交档案记载：曹祥仁一行“之所以乘专机是因为到苏[联的飞]机只有两个坐[座]位，并不准带东西。原我们不想急赶去，曾参事亦持此见，但经曾参事与保驻苏大使交谈结果，他坚要求我们赶去，包专机虽多花去三千美元，但影响则很好，觉得我们重视和看得起他们那样小国，表示有了季米特洛夫， 他们人民也伟大了。 ”

曹祥仁在保加利亚工作期间，将儿子晓光托付给老战友康立泽

图为康立泽携晓光在军委工程学校院内，1950年冬于张家口

曹祥仁一行到达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受到热烈欢迎，1950年9月7日

图中左三为曹祥仁，左四为何倩

当日12时许，曹祥仁一行抵索非亚；下午6时即见保外长谈呈递 国书等事宜。8日上午10时递交国书。

曹祥仁此后向外交部报告：

保外交部“交际司长、国民会议主席团秘书备礼车三辆来接，车 抵国民会议厅，有千余群众欢迎，下车后即检阅仪仗队，大门由国民 会议主席团秘书迎接，主席办公室外由外长迎接进入礼堂；

一等秘书 王崇理、二等秘书宋兆宜、随员林兴一字横排立于我身后，主席步出 办公室后，我即读颂词；颂词毕呈递国书 ;在主席会客室谈约半小时，主要是主席谈，问一路的情况，介绍索非亚的气候，并说他在 莫斯科的时候认识周总理及其他许多中国同志等，我即说周总理问候 主席；他最后谈到希望与中国交换产品通商。

在大门外群众向我献花、抱吻，欢呼毛主席，并向车内投掷鲜花， 十一时由交际司长陪同返回。”

曹祥仁递交国书后步出国民会议大厦，1950年9月8日

当日下午5时，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契尔文科夫接见曹祥仁；5 时半，曹祥仁一行到季米特洛夫、科拉洛夫墓献花。

同日晚7时，保加利亚举行国庆日庆祝晚会。中国代表首次在正式 活动中亮相，曹祥仁的座位被安排在苏联元帅布琼尼、苏联驻保大使之 间；中国代表“入场时，全体起立欢呼毛主席”。

9日上午，在季米特洛夫墓前广场，曹祥仁参加保加利亚国庆日阅 兵典礼。

何倩回忆说：

“保加利亚对我们很重视，他们也是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的国际形势不太好，需要国际的形象。我们赶快赶去，保加利亚很重视。

到了保加利亚后，很及时地呈递了国书。那个场面非常隆重，用了 古装的仪仗队，马车，仪仗队非常漂亮；接到国民会议大厦，很隆重， 我们都没有想到，非常热情。”

“在东欧，保加利亚的地位是比较艰难的，西面是南斯拉夫，那时 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比较僵；南边是希腊、土耳其。土耳其曾侵略保 加利亚，保加利亚有很多土耳其人，关系也很僵，需要外界的支持。”

“保加利亚和中国有渊源，就是季米特洛夫。他接触过很多中国人， 王明等。保加利亚的部长会议主席契尔文科夫，是季米特洛夫的妹夫。 他和中国很友好，没有反对中国，认为保中与保苏关系是一样的。”

“他们对中国军人是很尊重的。报纸一登，中国大使是将军，就很 尊重。谈话时，一说起曹大使是经过长征的，都很佩服，了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