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建中四年(783年)，长安城内发生了一场略显荒诞的兵变，发动兵变的泾原兵原本是被唐德宗招来平定叛乱的，结果却因为一些待遇问题，平叛部队直接变成叛乱部队。

参与叛乱的泾原兵不算多，只有5000余人，但由于当时京师内兵力空虚，叛军竟快速占领长安，唐德宗不得不带着家眷、群臣出逃。

泾原兵变打得大唐皇帝弃京师而走，又在孤城内被叛军围困40余日，险些丧命，其对于大唐帝国的打击力度即便与安史之乱相比也不遑多让。

泾原兵变的直接起因简单到令人啼笑皆非：皇帝召泾原兵打仗，途经都城长安，泾原兵认为皇帝召集必有重赏，结果赏赐没看见不说，京兆尹王翃给将士们提供的也只是一些粗茶淡饭，且京兆尹态度有些傲慢，这些泾原兵立刻不干了，决定自己动手去抢京师府库，大乱由此爆发。

因为一点赏钱、几顿饭和上级官员稍微有点轻慢的态度，这群泾原兵竟然敢直接造反，皇帝的威严在这里简直一文不值，大唐帝国的皇权是如何被消解的？昔日纪律严明的大唐军士为何变得如此骄横？了解这场诡异的泾原兵变的来龙去脉，就能够清晰地看到大唐的皇帝怎样一步步把自己的权威给“卖”了。

让唐帝国由盛转衰的事件是安史之乱，但地方势力的崛起却在安史之乱之前就出现了。

为了灵活应对边疆战事，唐玄宗将财权和募兵权下放给各藩镇节度使，同时拥有财权和兵权的节度使理论上讲就是当地的土皇帝，兵是节度使招的，军饷是节度使发的，这些藩镇将士当然实际上就是节度使的私兵。

唐玄宗李隆基当然也知道这些手握重权的节度使有割据的实力，但他认为割据的主力应该是地方世家大族，因为这些人在地方有钱，有地，有威望。

为了制衡这些地方世家大族，李隆基尽量用在地方最没有势力的人去担任节度使，什么人最没有势力：胡人。

唐玄宗一朝，为大唐效力的胡人名将不计其数，高仙芝、哥舒翰、安禄山等等，你可以说他们能成为名将体现的是大唐的包容，但是这包容背后也有唐玄宗以没有根基的胡人制衡地方实力派的考量。

但制衡是个技术活，稍有不慎就会玩崩，安禄山那一副永远憨态可掬的表情让李隆基放松了警惕，起兵反叛前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佣兵15万。

设置范镇后，唐帝国的兵力部署也呈现外实内虚之势，边军多达50余万，而中央军只有8万，安史叛军杀来时只靠中央军肯定顶不住，只能调西北范镇参与平叛。

这场大乱持续了8年，从玄宗朝，历任肃宗朝，打到代宗朝才彻底结束，但此时的大唐已经不是原来的大唐了。

安史之乱后，大唐的中央军系统几乎彻底崩溃，而地方的骄兵悍将也把造反当成了一种家常便饭。

唐帝国平定安史之乱非常吃力，在几个关键节点上，双方都在拼最后一口气，稍有不慎，死的就不知道是安史叛军还是他李唐王朝了，一个人在生死关头为了活着是不会顾及长远利益的，这一点，一个帝国也是一样。

为了拉拢一切力量分化瓦解安史叛军尽快平定叛乱，李唐王朝默认原安禄山、史思明部下将领可以在河北割据。

对于一般的中央政权来说，允许地方势力割据都只是权宜之计，等他的江山坐稳就会干掉这些地方势力把权力收归中央，但尴尬的是，李唐王朝的麻烦还不止这些。

安史之乱后，西边的吐蕃趁机崛起，大唐帝国的西北方向出现巨大威胁，为了应对这一危机，唐代宗李豫将主要精力放在打造西北边防上。

他一方面组建直属于唐帝国中央的神策军，另一方面在西北方向建立军镇，到唐德宗继位时，中央直属神策军在内，西北军镇在外的西北防御体系基本形成，大唐皇帝终于不用在被吐蕃打破都城的恐惧中度日了。

但这个防御体系是存在一个严重的漏洞：中央直属神策军太少，人数不过三万余，而京西地区凤翔、 泾原、衯宁、灵盐、廊坊、振武六个军镇的兵力加起来有近十万。

京西防御体系是唐帝国皇帝能够仰仗的主要军事力量，虽然仍旧是外强内弱，但是因为神策军强于六个军镇中的任何一个，这种脆弱的平衡还能够维持，神策军基本能够做到指哪打哪，而京西六镇的兵大多也接受唐帝国调遣，但是，得有一个小小的前提，调京西六镇的兵马时，皇帝得给些钱财。

按理来说，秦统一六国后，皇帝就是中国古代至高无上的存在，天下兵马都由他随意调动，怎么到了唐德宗时期，皇帝调藩镇之兵还得给钱了呢？

这要涉及到一个关于唐帝国兵制的概念：府兵制和募兵制，唐朝初期，实行的是府兵制，帝国内设置折沖府，折沖府内之人平时为民，战时为兵，战争结束继续返回原籍为民，府兵靠着唐帝国分发的土地过活，自然要效忠于唐帝国，皇帝召集他们打仗自然不必额外花钱。

但是随着土地的大规模兼并，大量自耕农破产，变成失地的流民，没有足够自耕农就搞不成府兵制，大唐的军制从这一刻开始转为募兵制，募兵制即国家给钱给装备让这些人成为职业军人，如果给这些职业军人提供后勤和军饷的一直是唐帝国倒还好说，但随着节度使这一官职权力的膨胀，边疆节度使自己招兵，自己征税，自己给麾下将士发军饷，这样一来，这些士兵就变成了节度使的私兵。

西北方面的军镇由于与帝国都城近，受到皇帝的节制还能多一些，但是用西北军镇的士兵打仗，本质上讲唐帝国皇帝借了节度使的私兵，这是场交易，既然是交易，就得给钱。

靠着皇帝的权威，直属部队神策军的威慑以及一些银子，唐德宗在大多数时期可以调动西北军镇的兵为其打仗，但是，也仅仅是大多数时候。

上文已经提到，任何一个中央政权，在摆脱了生死危机后，都会想方设法拿回下放给地方的权力，如今西北已经回到唐德宗的控制之下，他要拿回最难对付的东北藩镇的权力了。

怎么做？第一步：搞钱。

唐德宗继位之初，推出财税改革，将原属于盐铁、转运、青苗等使的财税之权皆收归户部，唐德宗的改革是比较成功的，它保持在一种能够部分收缴地方的财权，但是又不至于引发地方大规模叛乱的程度上。

唐帝国的军事制度从募兵制改为府兵制后，有钱就能养更多兵，这一点，唐帝国的皇帝和各地的军镇节度使要遵循一个逻辑。

现在唐德宗手上有了较为稳定的财政收入，又有了一支还算能打的西北军集团，至少在他自己看来，现在的自己有能力去收缴不服管的关东军镇的权力了。

但是，在大唐肃宗、代宗、德宗三代皇帝将主要精力放在西北时，关东军镇的骄兵悍将们也没闲着，这些地区本就是安史叛军的老根据地，后来的节度使也大多是安禄山、史思明的部下，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身份认同，只有我们这边的人是自己人，其他人管他是谁都是外人，只要咱们哥们团结，手上有能打的兵，他大唐皇帝算个屁。

等到唐德宗基本搞定了西北，“皇帝算个屁，有兵就是爷”的思想在关东诸藩镇蔓延，于是没什么好说的了，想收回权力，得拿拳头说话了。

唐德宗二年（公元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病死，其子李惟岳上书唐德宗，要求接任成德节度使，唐德宗拒绝了李惟岳的请求，李惟岳遂联合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以及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合兵反叛。

正欲杀鸡儆猴收回权力的唐德宗立刻派遣幽州留守朱滔、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率军平叛，平叛过程还算顺利，李正己谋反后不久病故，其子李纳面对唐军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梁崇义被李希烈打败后自杀，李惟岳被部下所杀，四镇之中只有田悦依旧对抗朝廷。

唐德宗的削藩开门红眼看就要出现，但就在这个时候，变数出现了，眼看仗要打赢了，唐德宗命令幽州留守朱滔回镇幽州，朱滔因此感到不满，投降中央的李惟岳部下王武俊不满封赏，田悦抓住机会策反了两人。

于是朱滔、王武俊、李纳、田悦四人再次组成反叛联盟，唐德宗再调李希烈平叛，被耍过一次的李希烈出工不出力，并且与四路叛军暗通款曲，一番眉来眼去后，决定加入叛军，于是四路叛军剿着剿着就成了五路叛军。

眼看关东地区军阀叛乱愈演愈烈，唐德宗调自己嫡系神策军与京西藩镇军前往关东平叛，任命李勉为淮西招讨使，哥舒曜为淮西副招讨使负责讨伐李希烈。

哥舒曜不但没能剿灭李希烈，反而被李希烈围困在襄城，唐德宗只得继续调兵，于是今天的主角泾原兵要出场了。

建中4年（公元783年），唐德宗派调集5000泾原兵前往襄城解哥舒曜之围。

这里需要说一下泾原兵在唐京西军事集团中的定位，神策军作为唐帝国皇帝的嫡系自然拥有最好的武器装备和后勤保障，京西六镇中，原朔方军的三镇和原凤翔军的两镇因为有一定底蕴，虽然不及神策军富裕，但也还算过得去，泾原兵是最穷的一支。

这次皇帝召泾原兵平叛，这群穷兵兴奋异常，在他们眼里，皇帝有都是钱，召他们打仗必定有重赏，于是一些军士连家人都带上了，就是要等着皇帝放赏后，家人们立刻把银子带回去。

但是这群穷的眼睛发蓝的泾原兵们直到离开长安也没见到皇帝的赏钱，因此感到十分失望，这时皇帝派京兆尹王翃前来劳军，王翃带来的只是一些粗茶淡饭，这群泾原兵一看当时就不干了。

泾原兵们称：我们替皇帝打仗命都不要了，如今居然吃不饱，吃不饱怎么打仗，打不了，根本打不了，听说长安城中琼林、大盈两座仓库，里面金银珠宝很多，不如自己去取出来分了。

泾原兵的首领姚令言听手下有如此想法大惊失色，他一面出面劝阻手下将士，造反可不是闹着玩的，一面赶紧给唐德宗写信说明事态的严重性。

唐德宗也赶紧命人送来布帛二十车去安抚士兵，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叛军已杀至丹凤楼，当时大多数禁军都被派出平叛，京城内兵力空虚，唐德宗见大事不妙立刻带着家眷、百官逃出长安。

逃出去的唐德宗在奉天固守待援，占领长安的泾原兵们在将府库洗劫一空后拥立了太尉朱泚为帝，一开始朱泚还想拒绝，但是叛军们表示如果拒绝就做掉他，朱泚无奈，只得同意登基为帝。

朱泚曾经是幽州节度使，是见过大世面的，他命令泾原兵和愿意与之合作的京城禁军全力追击唐德宗。

叛军的兵力多于德宗军队，德宗只得与众臣龟缩于奉天城内。

叛军围城达40余日，城内的德宗等人一度十分绝望，德宗数次与群臣抱头痛哭，并称如果守城不顺利，可以绑了自己交给叛军，还不止一次动了退位的念头。

德宗被围困后当然要号召天下兵马勤王，但当时能勤王也愿意前往的军队的确是不多，最后是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神策军行营节度使李晟赶来救援，才击败了朱泚率领的叛军，解了奉天之围。

你以为这就完事了，并没有，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因为感受到自己被唐德宗猜忌，前往长安与朱泚合作，准备合兵一处一同消灭李晟。

后来朱泚和李怀光又分道扬镳，李怀光逃往河中，朱泚孤军无法守住长安，遂弃城而逃，逃往路上被手下杀死，唐德宗得以返回长安，泾原兵变才算告一段落。

奉天之围解后，唐德宗曾下罪己诏，态度极其谦卑，以“小子”自称，在罪己诏中，唐德宗赦免了先前反叛的所有关东将领。

这里要说一个细节，泾原叛军围困唐德宗于奉天城40余日而不得破城，这当然与德宗麾下将士愿意死战有关，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叛军推举的皇帝朱泚调不动泾原叛军。

这帮骄横的泾原兵不但敢不听大唐皇帝的命令，也敢不听他们推举的皇帝朱泚的命令，已经占领了长安抢到金银的泾原兵在之后的战斗中并不积极，朱泚也无法让这群骄兵玩命攻城。

前有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的话无法约束泾原兵，后有叛军推举的皇帝朱泚无法调动泾原兵，看到了吗？在这群骄兵面前，一切权威都不好使。

战争是最暴烈的人类活动，参与战争的人要拿自己的命为筹码在鬼门关上游走，所以组织战争的人必须要给执行战争命令的士兵们一个令人信服的作战理由。

战争是组织战争的人与士兵们用血和命签订的盟约，这份血盟必须足够厚重，才能让前线士兵为你卖命。

先来看看唐德宗与泾原兵们签署的那份失败的盟约吧：

泾原兵是藩镇军，而非直属于唐德宗的中央军，这就意味着平时养活这支军队的不是唐德宗，泾原军平时没吃你德宗的饭，打仗是也没有义务给你德宗卖命，这是一个最浅显的理由。

当然，即便平时不是朝廷供养这支军队，大唐皇帝也有办法让藩镇兵为自己打仗，方法无非两个：第一是威胁，如果唐德宗手中有足够的直属部队，那么就可以以武力命令泾原军的打仗，如果不打，中央军可以消灭他们，这样一来恐惧驱使下的泾原兵将不得不替大唐皇帝打仗。

然而很可惜，这一招行不通，因为当时直属于中央的神策军只有不足4万，且神策军本身也大量外调平叛，以更强的武力威胁地方藩镇兵为你打仗是行不通的。

于是，就只剩下最后一个方法了，给钱。

注意，这里给的钱，换的只是泾原兵为你打这一场仗，如果前线战事增多，对不起，还得接着给钱。

然而尴尬的是，唐德宗没有认清形势，连这第一笔钱都不想给，还幻想着可以靠着自己的皇威让这些雇佣兵们免费为你打仗，这些地方军平时就不是你养的，他们跟你之间没什么纽带，现在就是一笔交易，皇帝拿钱，泾原兵打仗，有钱皇帝是皇帝，没钱皇帝就是个屁。

大唐军制改革后的募兵制，本质上就是雇佣兵制度，而在雇佣兵制度下，战争变成了纯粹的交易，雇佣兵只认钱，其对帝国的忠诚度是非常不稳定的。

但是，如果我们再往深层次想，就会提出一个疑问：府兵制的本质是帝国提供土地给自耕农们耕种，自耕农们替皇帝打仗，某种程度上讲，这不也是一次交易吗？只不过府兵制交换打仗的筹码是土地，而募兵制是金钱，府兵制下连装备都要士兵们自备，这不是一笔更加不划算的买卖吗？

如果一定把府兵制也说成一种交易也未尝不可，但与募兵制相比，它是一种更加持久的交易，府兵上阵杀敌，甚至自备装备上阵杀敌，交换的条件是子孙可以世代耕种这片土地，而募兵上阵杀敌，交换的只是当年的军饷，至于唐德宗的那种请藩镇兵马平叛，更是一把一利索的交易，你拿钱，我替你打一仗，想让我继续打仗，对不起，接着拿钱。

一个国家请雇佣兵打仗，说到底就是把国民之间签署的长期契约变为与少数佣兵签署的短期契约，在与国民签的长期契约里，士兵们可以获得的是长期收益，包括但不限于世代耕种的土地，本人和子女的享有的优先的政治权力，这种长期的契约即便士兵战死沙场依旧有效，它对士兵们的激励作用也是长期的。

保障这项契约能够一直被执行的是大唐帝国的政局稳定，而皇帝是大唐帝国的最高话事人，所以府兵制下，皇帝的威严是毋庸置疑的。

而从府兵制到募兵制，本质上是一种契约降级，长效契约被短效契约替代，士兵不再相信自己上阵杀敌能够让子孙后代长期获益，他们关心的只是当月的军饷和临时打仗时获得的赏钱，而这些并不需要大唐帝国的稳定来维系，皇帝的权威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一个国家想要长治久安，就绝不能把主要作战任务交给雇佣兵，因为只为钱打仗的雇佣兵是会算账的，如果前线拼杀的收益不如抢劫雇主，那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调转枪口反戈一击，以武力著称的罗马帝国最终被雇佣兵灭国就是明证。

泾原兵变后，唐德宗从野心勃勃变得畏首畏尾，被大唐帝国卖掉的帝王威严，再想靠钱买回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