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创办伊始就受到帝国主义的欺骗敲诈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武汉民族资产阶級中的一些人,为了发展工业，挽回利权，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同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受到中国民族工业短暫繁荣現象的鼓舞,紛紛筹办工厂。刘逸行(刘寿生之父)刘季五(刘梅生之父)亲兄弟俩自日本留学归来，也积极着手发展民族棉舫织工业,遂与刘子敬等人也在此时筹办震寰纺织厂。
震寰纺织厂于1919年創办,設厂于武昌上新河,1922年5月开工,共有紗錠26,336枚,布机250台。資本共計洋例銀 122万两,1933年废两改元，以694的比例折合銀元为1,756,800元，分为12,200股,每股144元。当时由刘子敬任主任董事，刘季五任总务董事处理业务，刘逸行为专任董事兼理厂务。
当时中国的机器制造业极为薄弱,只能做些修修配配的活，整台的机器設备还不能生产，连续性的成龙配套的紡织机器設备更是无法生产。因此，震寰紡织厂不得不向国外訂购鈁秒机器的全程設备。也正因为如此，震寰织厂一开始就受尽了帝国主义的欺驅、敲詐、盘剝,造成未开厂先負债的被动局面,种下了先天不足的根子。当震寰紡织厂訂购秒机时,正值金賤銀貴,当时每两白銀可换七至八个先令,只需二两五錢白銀即可购买英金一镑。两万紗錠的全程設备的价款是二十万英筋，合洋例跟五十万两左右，英商見金賤銀貴,就百般推延,迟不結汇。1921年，秒机陆续起运,英汇暴涨不已,轉成金貴銀賤的局面。每两白銀只可换得三先合左右,需七两白銀始可购买英金一鎊。二十万英鎊折合白銀140万两，上涨达三倍以上。英商就一再催促結汇，刻不容緩。震寰只得忍痛以每两白銀换三先令左右的汇率結汇，仅机器設备一项就超过了122万两的全部股本;加上购买地基、兴建厂房以及各项开办费用,又花去了八十余万两。至是固定资产已达220万两,股本只122万两,負債已超过100万两。开办流动资金又需数十万两，亦系借債而来。这样一来,震寰未开厂就先負下了巨额債务，长期无法清偿。当时月息一分,三个月轉息一次,年复一年,息上加息,一直压得震寰喘不过气来。
英商拖延結汇,攫取暴利,不仅使震寰亏欠下巨額的債务，而且延迟了震寰的开工时間，使震寰錯过了中国纺织工业繁荣的短暂时机,无从爭取利潤,弥补亏欠。震寰在1920年底，开厂准备工作基本就緒,只等安装机器設备开工。可是英商不如期交货,所訂20,736錠紗机，拖延到1922年2月間才运到一万錠。同年5月将这一万錠开出,以后陆续运到,陆续安装,陆续开出,一直拖到1923年4月間20,736錠紗机始全部开齐。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帝国主义为了弥补战后疮痍,粉紛卷土重来,变本加厉地进行经济侵略，搜括中国人民的錢財。中国民族工业好景不常,1921年秋天，经济蕭条,工业退，代替了短暫的繁荣。震寰紡织厂本来就先天不足,一开工就遇上了经济蕭条,加之厂小繳大，成本較其他厂高。这样下去,更难生存，乃决計增股,增股布厂,并借扩充彩厂,企图通过扩充设备,增加生产,降低成本,增加利潤，以求生存。遂于1923年增加紗錠四千枚,1925年又增加一千六百枚,連前共有紗錠26,336枚。1926年增加布机250台。然而,事与願违，增加設备不但沒有解除震寰的困难,反而使債台筑得更高,更增加了历年亏损的数字。
二、天灾人祸,内外交逼,迫使震寰停工
蒋介石反动集团統治中国以后,为了筹措庞大的軍事费用,对民族工商业敲詐勒索，予取予求,仅在1929年一年内,武汉市政府及公安局等向震寰名为借用,实系勒索的白銀就有六万余两之多，而反动政府当时所发行的各項債券还不在内。至于苛捐杂税更是形形色色,年年增加。
旧中国在罪恶的反动統治之下,天灾人禍,交相为患。1931年夏天，武汉一带遭遇到六十年未有的大洪水。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利用水灾造成原棉减产歉收的机会，大量运来美棉,高价出售,搜括中国人民的錢財。中国紡织工业为了維持生产不致停頓,只有忍痛高价购进美棉,飮鴆止渴。震寰在生貴熟賤的局面下，更加加重了亏累。尤其可恶的是英美帝国主义把持大量美棉垄断中国市場,操纵价格，不少中国棉商因之傾家蕩产。震寰在购买美棉,貯备原料过程中,也吃了大亏。当时震寰向英商安利洋行定购美棉期货約四万担之譜，定购时每磅美棉約合美金一角左右,到期付款交货,按美金时价随时結汇。安利洋行的佣金、运费和栈租保险还要外加。但此批期货定购不久，美棉价格由美金一角跌到美金五、六分一磅,加之汇水价格陆续上涨,每担扯价約四十几两銀子。而当时武汉二十支秒的原料每担只需三十五、六两銀子,因此每担約吃亏六两多銀子。再这批美棉分期分批陆续运到后，应按数出清,否則还要认延期的一切损失。震寰因吃亏太大,一度无款交付，致一部份未能出淸。为了避免额外損失，只有商請安利洋行照华棉市价以每担三十几两銀子轉售其他秒厂,共数百余件,安利洋行从中又賺了一笔手续费。在这次美棉交易中，震寰高价购进美棉，低价轉让一部份，自用大部份高价原料新出成品低价售出,后于1933年停厂清算数字，就在价格方面亏损約計十六万多两銀子,在生产经营上变到又一次的沉重打击。这也是造成震寰在1933年停工关厂的一項因素。
“九一八”后,日紗傾銷中国。震寰在日貨削价倾銷、垄断中国巿場的恶劣处境下,更是走投无路,瀕于絕境。这些情况从1932年震寰董事会的报告书中,就可以看出:“……1932年营业仍无起色。盖因中日战争淞沪协定后，日貨内侵,本国紗布受其打击，武汉情形不减津沪，本公司紗布滞銷自不待言。而流动資金全恃借貸周轉,年息为数不貲;加之金价猛涨,物料高昂,其成本之重，殆尤加甚。迨下半年日貨尽量傾銷,农村破产,购买力弱，紗布滞銷达于极点,虽欲折本求售,亦不可得。本厂棉紗以十六支为标准，常在160两以上者,跌至140余两;布匹以十二磅为标准，常在七两以上者,跌至五两有奇。总計棉紗每台約亏銀二十两以外，棉布每捆約亏銀近三十两。幸而本厂所出棉紗在重庆方面稍有銷路，結果稍有盈余。惟布銷路向以豫南、鄂北为大宗,概自东省失陷后，华北布匹相继南运;加以劣貨(指日貨)賤价傾銷,本厂布匹更无路可走，日积月累，愈存愈多。至同年11、12月間,市面淸淡,銀根奇紧，值此归結之期,势不能不贬价求售,淸偿債額,以致本厂結果亏折十二万余两。至于存貨犹夥,而金融又发生困难,似此情形，公司前途，危险万状……”
到了1933年,情况更加恶化。这年初，武汉各紗厂紛粉实行减工,震寰也实行每周减工一昼夜,但仍无法支持。震寰董事会报告书中写道:“本公司去岁因紗布滞銷,存货甚夥,頗形困难，彼时犹冀市面稍有轉机,出品得以逐漸銷售。不意本年入春以来,日人侵我热河,威胁平津,后以低廉之紗布放价傾銷;加以国内农村破产，购买力弱,致紗布行市一落千丈。而华棉价格,則求过于供，反蒸蒸日上,生貴熟賤,本厂于是受重大打击。……本公司制出之棉紗,向以銷行四川为唯一出路,及外貨傾銷内地,各厂以存貨过多，无法推銷,轉运四川貶价出售,本公司紗支在該省向占优越之地位者,至是亦随之低落。只以营业貴乎竞爭，年息周轉又为数甚巨，不得不忍痛一时,随市售卖,以图生存,影响所及,实匪浅鮮。紗价旣低,而布价又呈步跌之势,难以走动。外感仇货賤价之压迫，内受华紗推銷之妨害，加以原料价昂，成本过重，环境恶劣，无途如此。再四思維，无法支持……乃于是年5月23日宣告停工。”震寰宣告停工后,其他紗厂也惶惶不可終日,接着停工者相继出現，如一秒、民生等厂也未能幸免。
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对我国纺织工业濒于破产局势，虽曾提出救济口号，并拟向美国借款购棉,筹备原料,然而只是說得好听,根本沒有执行的打算。至于在美借款购棉倒是实现了，但只是帮助美帝,推銷了剩余物資,飽了官僚資本的私囊，华商紗厂仍然是关的关停的停。
三、与大成合作复工及出租与裕大华
震寰停工了三年,到1935年，常州大成耖厂的资本家刘国鈞、1:刘靖基、刘丕基,准备在武汉設立分厂，见震寰厂房机器都是现成的,遂与震寰商量合作。震寰也想复工,正苦于沒有資金。两厂資方几经磋商，决定合作。股本定为六十万元,大成占60%，震寰占40%,震寰股金二十四万元,完全以厂房机器交由大成向銀行押措而来。合作期限定为六年，并更名为武昌大成纺织染第四厂，于1936年开工。合作后由大成負责经营管理，由刘寿生以董事兼副厂长,刘梅生以董事兼震寰駐厂工程师,同时震寰派董事一人驻厂稽核。当时正值国民党政府废止銀本位实行法币政策之后，城乡余資竞相购买便于儲存之商品,以代硬币,紗布成为主要购买对象之一，价格随之起涨。而到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开始，日貨禁止进口,紗布亦然,因此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生产经营情况更为逐步好轉。两厂合作了二十二个月，生产经营情况較为顺利,略有盈余。震寰本想通过合作,掙扎出一线生机，为将来独立复厂創造条件。但是到了1938年，日寇侵占宁沪,战火迫近武汉,震寰、大成只有散伙，各奔前程。震寰分得的現款了淸銀行債务后所余无多，所得的主要是一堆暂时无法用又无法运走的机物料。
战火迫近武汉时,震寰决計将紗錠、布机迁往重庆，但因当时机关学校紛紛内迁,长江沿线居民成批走避内地,开往重庆船只少又小,因此运川紗錠仅及一万枚,其余16,336枚紗錠只有从陆路改运陕西西安。震寰虽然紧张忙碌地进行繁重艰巨的拆迁工作，但250台布机連同全部动力仍未及搶运移走,只有堆存汉口亨堡堆栈。运川耖錠,沿途遭遇敌机轰炸,船只翻沉,損失不貲。运陝紗錠,沿途轉車,耗費甚巨。震寰历尽千辛万苦，才把秒錠运到重庆与西安，但经济往感困难,无力設厂开工。而当时的反动政府，却說得天花乱噬“支拨迁川工厂,以維軍需民用”，但是对这一批历尽千辛万苦的耖錠,却正眼不瞧。不仅如此,反朝夕催促开工,并以征用相恫吓。震寰迫不得已,只有将运川紗錠租与裕华秒厂,运陕紗錠租与大华耖厂。
四、胜利后勉力复工,仍不免奄奄待毙
1945年日寇投降,震寰复員武汉,立即将未及运走，留存武汉的250台布机,逐步安装。但因全部原动机器于1944年秋在亨堡栈被炸毁,需要增添购置,致筹备经年,始于1946年8月1日将布机开出。曾经勉力开出223台,終以营业不振,陆续降低生产，仅开144台。1947年，震寰将租与重庆裕华紗厂之紗錠5,000枚搬迁回汉，安排装車,恢复生产;同时交涉收回租与西安大华紗錠，以图发展生产。奈交通阻梗,无法搬迁,乃于1948年11月双方协議，以运陝紗錠 16,124枚与大华紗厂存沪之美式旧紗錠 15,120 枚、撚线錠2,000枚相互調換。美式紗錠由沪运回厂后,仍因经济困窘，无力安装。
震寰在抗战胜利后复工期間,经济极感困难，复工资金，大部向銀行押借而来。滿以为打敗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不再受日秒、日布傾銷的威胁，从此可以走上复兴的道路。可是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投靠美帝国主义,美帝的政治侵略和经济侵略,不仅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变本加厉。当时美货泛滥中国市場,給中国民族工业以沉重的打击。廉价傾銷的美货运到中国来，加上买办资本家经手出卖的利潤还要比国货价格便宜得多，因此民族工业在美货的削价倾銷下,无法竞,只有趋于破产。在这段时期，工厂被挤垮的很多。震寰虽然竭尽全力把破烂机器修复开工，偏叉遇着名为救济的美棉大量运到中国,削价傾銷。在这样的情况下,震寰依然是賠累不堪。当时有人沉痛地說:“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这样的救济,就要把中国的工厂都救济光了。”
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工业敲詐、欺騙，无賴已极。抗战期中，震寰會在重庆处理了一批残废机器，当即以处理所得价款向英帝国主义洋行訂购一万枚新紗錠,以备胜利后复厂之用。胜利后,英帝洋行片面地任意加价,而且交貨沒有确期，经过加价、延期，原来可买一万錠子的錢,只能买五千錠子了，打了一个对折，而且交货时价格还有上涨的可能,又不知再打多少折。震寰不願再其騙,几经交涉,乃将定金改购机物料,所余部份折合法币收回,又吃了一次大亏。
抗战胜利不及半年,蒋介石反动派勾結美帝,背信弃义，掀起內战,庞大軍費全賴发鈔票維持,致币值狂跌、物价狂涨,工厂企业售出成品，就补不进再生产的原料。在国民党反动派最后的罪恶統治下,震寰存底越盘越空,負債越加越高。到1949年解放前夕，震寰已无法苟延残喘,处在奄奄一息的状态下。
五 、解放给震寰带来了新生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扶植有利于国計民生的民族纺织工业。震寰在党的春风化雨之下，由垂死待毙的危境中逐漸苏醒过来。党和人民政府見震寰資金困竭，武汉解放不人立即組织公私銀行、錢庄貸款以资周轉,同时采取加工訂货、收购成品的种种措施,使震寰生产不輟。但震寰由于沉疴太深,負債太重,在1950年7月以前,仍然是月月亏損,若不进行根本改造，实难納入正常生产的軌道。经震寰紡织厂资方积极申請，蒙党和政府批准，于1950年8月1日正式改为公私合营,成为武汉市較早的公私合营企业。从此公私合营震寰纺织厂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領导下，具正走上了新生的道路,月月有盈余,設备年年增加。1950年合营时，实开紗錠8,128枚，1951年增加到10,144枚，1952年增加到20,144枚,1953年增加到21,916枚,1954年增加到26,916枚，1957年增加到30,304枚,1958年增加到53,104枚,以迄于今,基本定型。十二年多以来,公私合营震寰紡织厂生产了大量的紗布,滿足城乡人民的需要,供应了外貿内銷的巿場,为国家积累了不少社会主义建設資金。特別是生产日渐正常，产品质量日益提高,1958年中央紡织工业部和全国紡织工会召集十八个省市的紡织厂在公私合营震寰纺织厂举行了提高棉紗质量的現場经验交流会。
在旧中国一再停工关厂的震寰,解放前奄奄待毙的震寰,合营前負債累累的震寰,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伟大正确的領导下,一年胜似一年,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前途更是无限光明。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四辑，有刘寿生、刘梅生编写，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