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追风怪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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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贾利安瓦拉巴格大屠杀，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暴行事件，戴尔将军命令他的部队在锡克教节日期间向被困在废弃围墙花园中的手无寸铁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开火。
贾利安瓦拉巴格大屠杀发生在1919年11月旁遮普邦和其他地方发生暴力骚乱的背景下。
当时，英国当局失去了对阿姆利则的控制，孟加拉总督派戴尔恢复秩序。
戴尔对自己的行为不悔改，认为他已经展示了必要的力量来防止包括谋杀五名欧洲人的内乱进一步升级。
可怕的大屠杀后的调查导致戴尔被军队开除。这次大屠杀是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事件之一，也许是整个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事件
一、屠杀背景印度的英属印度统治始于1858年英国王室和国家接管EIC的财产后，EIC的最后行动是镇压1857-8年的血腥Sepoy兵变。
双方在这场反抗殖民统治的叛乱中犯下的暴力行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对英国人来说，他们生活在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中，担心这种起义很容易再次发生。
英国统治着一个远非统一的印度。该国的分裂可以在政治地图上看到，印度诸侯国有不同程度的依赖或中立。在宗教方面有三大分歧：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教徒。
还有种姓制度以及地区和人民之间的巨大经济差距。殖民者和臣民之间的分歧远非明确，许多印第安人在英属印度军队和公务员队伍中就业。
守住这个变形的文化大熔炉是大英帝国面临的巨大挑战。印度是英帝国主义皇冠上的明珠，在不引起公开叛乱的情况下开发印度的资源是一个很好的平衡行为。到20世纪的前十年，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开始挑战英国在印度的存在。
而叛乱可能发生成为许多强硬派英国人的心目中的固定因素，有迹象表明，印度人正在热身于采取协调一致和统一的政治行动的想法。
印度国民大会成立于1885年，1905年孟加拉的分裂引起了民族主义者的愤怒（1911年被逆转）。
随着20世纪头十年以群众为基础的政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开始挑战英国在印度的存在。
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于1916年联手签订了勒克瑙条约，该条约规定了必要的宪法改革，以允许独立的印度政府。
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剧了印度的殖民紧张局势。印度人为保护英国在印度和国外（欧洲、中东和东非）的利益而战，但许多返回的士兵找不到有意义的工作。
印度还为战争提供了大量设备和原材料，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了英国政府的失败。印度次大陆北部的旁遮普地区被视为英国利益特别危险的地方。
那里各种信仰的印度人非常团结，政治活跃，例如加达尔党，该党致力于将英国人赶出印度。
然后是1919年8月的罗拉特法案。从本质上讲，这些行为允许英国政府继续使用控制和监禁的权力，这些权力在世界大战期间被用来镇压抗议活动。
印第安人受到无故监禁，没有陪审团的审判，以及一系列明确旨在羞辱的惩罚。
1869年1948日，印度独立运动的核心人物圣雄甘地呼吁印度人因《罗拉特法案》而暂停工作。
许多印度人追随甘地的和平公民不服从的呼吁，但英国人坚定不移，认为其的暴乱会随时被镇压。因此，他们拒绝废除该法案。
接下来的日子里，骚乱、纵火袭击、抢劫和与警察的冲突频发，包括在旁遮普省的阿姆利则市，一群暴徒杀死了五名英国男子。
德里和艾哈迈达巴德还有其他值得注意的骚乱事件。甘地被捕，但他呼吁他的支持者表现出克制，许多人忽视了这一请求。
二、戴尔将军雷金纳德·爱德华·哈里·戴尔准将（1864-1927年）是印度出生的爱尔兰裔职业士兵，曾在波斯服役，现在回到印度服役。
当时，戴尔的决策在波斯已经受到质疑，因为他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扩大英国在那里的领土。
然而健康状况不佳，使戴尔免于在波斯被解雇的耻辱，并被调回印度，在贾朗达尔指挥英属印度陆军第45旅。
旁遮普省省长迈克尔·奥德怀尔爵士，对印度人应该在自己的治理中发挥作用的想法表示同情，他已经下令对暴徒使用飞机。
像戴尔和奥德怀尔这样的人被一种偏执所困扰，认为1919年的骚乱不能升级到1857-8年可怕的塞波伊兵变的水平。
奥德怀尔命令戴尔前往阿姆利则，以平息那里的骚乱，骚乱是在两名著名的印度民族主义者被捕后爆发的。
当其抵达阿姆利则后，戴尔亲眼目睹了骚乱的结果：两家银行和两所教会学校遭到抢劫和焚烧。
几名欧洲人在暴力事件中丧生，一名欧洲妇女，一名医生，遭到殴打。阿姆利则的其他欧洲人被迫在戈宾德加特堡垒寻求庇护，因为英国人失去了对拥有数万人口的城市的控制
接下来，戴尔动员了他的13名士兵和两辆装有机枪的装甲车。为了展示武力，这些人在阿姆利则的街道上游行，但并没有发生暴力事件。
为了解决暴力冲突，戴尔下令在全市范围内宣读通知，立即禁止所有公开集会、游行和集会。
此外，当天晚上将实行宵禁。事实上，这并没有什么作用。
戴尔还听说印度其他城市仍在发生骚乱，有传言称，如果命令他的印度军队，他不会向印度人开火。
更紧迫的是有传言说，当天下午计划举行一次大型集会，这是公然违抗戴尔的命令。
现在这位准将现在可能确信他必须展示武力，向阿姆利则居民表明英国人重新控制了这座城市。
三、宁静的人群
许多名印度平民聚集在贾利安瓦拉巴格废弃的围墙花园里，他们在那里和平庆祝锡克教拜萨克节，并参观其随附的集市。
其他人在那里抗议最近对民族主义者的监禁，还有一些人会经过，因为它是该市的主要通道，也是一座重要的锡克教寺庙金庙的所在地。花园实际上是一种荒地，提供了一个宽敞的开放空间，足以容纳这样的人类聚会。
也有可能，许多人甚至没有听说过戴尔那天早上的公开声明，因为许多人来自阿姆利则以外的地方。
戴尔于下午5点抵达贾利安瓦拉巴格，随行他的是他的两辆装甲车和大约90人，主要是廓尔喀人和印度军队。
他们用来进入广场的门户不够宽，无法允许两辆装甲车进入，所以戴尔只命令他的步兵进入。
戴尔没有向聚集的人群发出任何警告，命令他的手下开始向他们开火并继续射击。
屠杀持续了大约十分钟，在此期间，士兵们有时间重新装填弹匣。总共开了1650枪。
戴尔命令他的手下选择目标，故意向那些试图越过围墙高墙和门口逃跑的人开火。
戴尔随后命令他的手下离开，伤员没有得到任何帮助。根据官方统计，有379名男女老少被杀，多人受伤。
实际上，死亡人数很可能要高得多。
戴尔继续下令公开鞭打印度囚犯，并让在人行道上爬行，以公开羞辱。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警察对普通民众的暴行仍在继续。有1200人死亡，3600人受伤，258人被公开鞭打。
四、屠杀后了英国人的反应许多英国人，从最底层到总督切姆斯福德勋爵，都认为奥德怀尔和戴尔阻止了旁遮普的骚乱蔓延到其他地方，使其无法升级为无法控制的局势。
然而，也有一些不赞成的声音，而且声音的数量稳步增长，特别是当伴随戒严令的新闻封锁在六月结束时。
1920年，由伦敦英国政府任命并且是由亨特勋爵领导的一个委员会对大屠杀进行了公开听证会。
该委员会在拉合尔举行会议，其小组由四名英国人、三名印度人和亨特本人组成。
戴尔接受了印度律师的盘问，他对自己的任何行为都不悔改，声称这是防止叛乱的唯一方法，或者用他的话说，“产生必要的道德和广泛的影响”，即叛乱不会被容忍。
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戴尔的判断受到他自己对印第安人的种族主义的影响，也可能是精神疾病。
戴尔和奥德怀尔都只是因为过度使用武力而受到亨特委员会的谴责，因为该委员会的英国成员坚持认为，为了保持英国在印度的控制，一定程度的武力是必要的。
如果英国当局认为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会结束此事，那他们完全错了。愤怒的隆隆声仍在继续。
切姆斯福德改变了他的调子，并建议国王乔治五世也许戴尔毕竟不应该被奉为大英帝国的英勇捍卫者。
与此同时，相对年轻的印度独立运动意识到阿姆利则可以极大地推动其支持。
民族主义者，其中许多人是训练有素的律师，他们精心收集了大屠杀的证据，现在又有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另一个可怕例子，这可以说服印度人，他们自己统治会好得多，这就是所谓的“地方自治”。
民族主义运动显然已经从仅仅批评英国制度性的种族主义和势利以及印度财富的流失转向批评英国在次大陆的存在。
事件发生一年多后，大屠杀已成为印英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和关键事件。
当整个故事出来时，伦敦的英国机构对戴尔的冷酷行为和随后的态度感到震惊。
立法者充分意识到一个人不能仅靠武力统治，他们努力理解将军的动机是什么。
戴尔本人告诉英国的一名记者：“我不得不开枪。我有三十秒的时间来决定采取什么行动，我做到了。我在印度遇到的每个英国人都赞同这一行为，尽管它很可怕。
然而，至少在公开场合，建制派正在反对他，尽管上议院投票支持他。戴尔被勒令从军队辞职，并强烈鼓励他退役。
相比之下，英国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支持戴尔。《晨报》甚至为戴尔筹集了一笔资金，该基金非常受欢迎，收到了来自诺森伯兰郡农民的各种人的捐款，作者鲁迪亚德·吉卜林。
许多人认为戴尔确实以不同寻常的果断行动来保护大英帝国，而他被那些不了解当地殖民现实的官僚们树立了一个不公平的例子。
戴尔不是帝国的反派，他是帝国的救世主，所以故事是这样的。该基金为戴尔的退休筹集了2600英镑。
相比之下，英国政府最终仅向大屠杀的每个受害者家庭授予37英镑的补偿。
五、笔者认为综上所述，此次的大屠杀可以说是历史上都臭名昭著的事件。
至今，印度人仍然对大屠杀感到愤怒。著名的孟加拉作家拉宾德拉纳特非常反感这一时事情，以至于他送回了他的爵位。
甚至一些独立诸侯国的亲英统治者，如纳巴的拉贾，也表示不赞成戴尔过度使用武力。
戴尔的丰厚养老金“奖励”比大屠杀本身更让许多印度人震惊。现在不可能把事件归咎于一个超越他命令的流氓士兵。
正如未来的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所指出的：“那时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生动地意识到帝国主义是多么残酷和不道德，它如何吞噬英国上层阶级的灵魂”
此外，猎人委员会未能认定任何人有罪，而1919年旁遮普邦显然发生了如此多不必要的暴力和羞辱行为，这非常清楚地表明，英国政府已经粉饰了历史。
最重要的是，甘地领导的不合作运动现在能够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基础，并从1920年开始继续推动“地方自治”。
各阶层的印度人在说服英国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必须给予独立方面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这一成就终于在1947年取得了胜利。
六、参考文献1.吉尔摩，大卫。《英国人在印度》。2019年。
2.詹姆斯，劳伦斯。《圣马丁的格里芬》。2000年。
3.曼辛格，苏尔吉特。《圣马丁的格里芬》。2006.
4.道格拉斯。《印度和大英帝国》。2016年。
5.塔鲁尔，沙希。《不光彩的帝国》。2018年。
6.威尔逊，乔恩。《西蒙和舒斯特印度》。197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