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渣叔罗影
编辑|渣叔罗影
前言宋朝的青楼，是一个氤氲着奢靡与浮华、充满了暖昧与遐想的地方。英文中的“青楼”可能只好直译为“勾栏（brothel）”一词与“兄弟（brother）”这个词只有一个字母的差别，似乎暗示着这是专门为男人而设的场所。
然而，中国文化中的“青楼”绝不仅仅等同于两性交易的勾栏那么简单、直接、肤浅和俗艳，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中，这个词承载了太多的文化附着。
但是很多人表示奇怪，为何古代青楼还分国营民营？直到得知真相，才发现古人的真的很有智慧！
古代青楼并不全是腐朽其实早期青楼的存在，并不是为引车卖浆者之流宣泄体力，事实上，那些下三烂的卖肉场所从来也没有被冠之以“青楼”这样的雅号。青楼是性感的，也是风情的；它是腐朽的，却也是雅致的。它代表的甚至不是肉欲反而是更多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
它与音乐、舞蹈、诗词、绘画戏曲、小说等艺术形式相伴而生、相辅而成，在两千年的历史存在中，它是专属于文人士大夫们的一个温柔江湖，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地图中的一座特殊地标。
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地图中寻找那些走过者的足迹，就只有两条道路：庙堂与江湖。占据中国历史文化主体地位的文人士大夫们永远在庙堂与江湖之间徘徊，不是居庙堂之高就是处江湖之远，而江湖里永远耸立着一座青楼。
红袖楼头、银鞍白马、狎妓冶游、浅地低唱是古代士大夫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官高捷、庙堂得意则官伎酒、举觞唱和是官场应酬必不可少的场景，也是一抒胸襟的人生快事；仕途偃蹇、佛郁不舒则醉卧歌台、红袖泪，那是无法替代的心灵慰藉，也是人生失意的一种排遣。
多少故事在这里上演是英雄血，是离人泪，是司马青衫，也是司空见惯。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座青楼贯穿了一部另类的中国历史。所以，了解宋朝的私生活，不能不说说宋朝的青楼。
事实上，“青楼”一词，原本跟鸨儿毫无干系。宋朝诗人陈师道在《放歌行》中写道：“春风永巷闭娉婷，长使青楼误得名他要说的是，把青楼代指为“勾栏”其实缘于一种讹误。清代的袁枚也在《随园诗话》中解释说 ：“齐武帝于兴光楼上施青漆，谓之“青楼’，是青楼乃帝王之居。”
从帝王之居到青楼馆，这跨度也太大了些我们读古代的文学作品，像曹植的《美女篇》中有“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之句，这里的“青楼”，指的是一种阀阅之家、豪门大族。《晋书·允传》中的“南开朱门，北望青楼”指的也是金张门第、豪华精致的雅舍。
直至到了唐代，“青楼”才浙渐成了勾栏的代指，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后来，那些陈设豪华、窗榆门楼与富家院落一样漆成青色的楼宇就成了烟花之地的专指。
但并不是所有的勾栏都可以被称为青楼，就像乞可都要分个七袋弟子、八袋弟子，有个高低差别勾栏也是如此。只有亭台楼阁雅致芬芳达到“星级”标准的，才可以称得上“青楼”。那么，宋朝的青楼盛况如何呢？
京师素号酒色海，溺者常多济者稀。这两行被宋人胡仔收进《苕溪渔隐丛话》里的无名氏诗句，可谓是对以北宋京城汴梁为代表的当时之色情行业极其兴盛的精辟概括。
蔡京同党孟昌龄的四公子孟孟元老在南渡后曾以不胜怀念和惆怅的心情，追忆当年东京汴梁的繁华，写成《东京梦华录》中间就有“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不欲繁碎”和朱雀门外“东去大街、麦秸巷、状元楼余皆妓馆”之句。
《东京梦华录》成书之时距宋室南渡不过二十年光，亲历过“花阵酒池”的大有人在，孟元老写这本“纪实文学”，不管笔法怎样“浪漫主义”，也不至于将青楼的数目作太多的夸张。即使没有“举之万数”，想来三五千总是有的。三五千家青楼，该有多少从业人员！
青楼的从业人员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漫长时代，相应地来说倒是一批最具知识、最有文才、最富性情的女性。士大夫主宰的传统道德与价值体系，一方面剥夺了广大女性求知和参与时事的机会。
另一方面，也对一小部分女性提出了更高的知性要求，琴棋书画、才色双全，以备男人的特殊需求和心理补偿，从而在不平等的地位下寻找一份平等的交流。
如果举目望去，女人都是“无才便是德”，男人也得郁闷死。所以男权社会还是保留了“修正主义”的条款，青楼就承担了这个“出气孔”的修正功能。
按照林语堂的说法 ，因为由男子想来，上等家庭的妇女而玩弄丝竹，为非正当盖恐有伤她们的德行，亦不宜文学程度太高，太高的文学情绪同样会破坏道德，至于绘图吟诗，虽亦很少鼓励，然他们却不绝寻找女性的文艺伴侣，鸨儿们乘机培养了诗画的技能，因为她们不须用无才来做德行的堡垒。
要应对喜欢附庸风雅的宋人，青楼女子的才艺可不仅仅只是表面功夫，不像今天的夜总会小姐只会划个拳、喝个酒、掷个骰子，在宋朝文人士大夫的酒宴中，随处可见青楼女子相陪，当时的妓籍人数约万人，这还是保守的估计。
古代青楼的合法性宋朝的勾栏不仅合法，甚至还有国营官办的，宋朝的鸨儿也分为公鸨、营鸨和私鸨三种。
公鸨属于皇帝朝廷所有，区别只是公鸨只为皇帝及其家属服务，而公鸨，顾名思义就是为各级官吏服务。公鸨拿公家薪酬，从某种意义上讲，她们也是国家工作人员，她们的身份、编制都是在教坊司挂了名的。
公鸨的主要工作是参加官员的各种官场应酬活动，在酒宴献艺佑酒，为节庆助兴添色，严格意义上讲是不能与官员发生性关系，但这个“严格意义”执行得并不严格，“情之所至”也就没有了“男女大碍”。
公鸨们为官员服务、向朝廷官吏献身是一种义务，一般是不收费的、当然，官员也可能会赠送她们一些钱财礼物，类似于今天的小费，你愿意高尚一点儿，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定情物。官员在离任的时候，除了对钱粮账目等一干公务进行交接之外，甚至还更对公鸨进行交割。
离任的因为带不走心爱的女人总会恋恋不舍而新任的又往往感叹没有接收到更好的，在官场习以为常。
当然了，宋朝对官员这方面的行为较之唐朝有了很多限制如嘉花以前规定，提点刑狱的司法官员不得赴妓乐，王安石熙宁变法以后，禁止范围扩大到监司一级，朝廷纲纪部门的官员和僚属都不得涉足青楼。
《宋刑统》卷六“名例律杂条”二十二，列有“法官冶游罪”，并且确有很多人因此而受处罚。所以，宋朝官员在这方面很羡慕他们的唐朝前辈同行，南宋孝宗朝的龚明之写的《中吴纪闻》中说，“乐天为郡时，尝携容满、张志等十妓，夜游西湖虎丘寺，尝赋纪游诗。
为见当时那政多暇，而吏议甚宽。使之在今日，必以罪闻矣！”龚先生对前辈白居易的官宦生涯艳羡不已，感叹白乐天做官做得多么悠闲潇洒，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朝廷监察是多么的宽松。
其实龚先生有所不知，看起来相当开放的唐朝，召妓俏酒仍须“假诸曹署行牒”，也就是要事先经过有关部门批准许可，而不是随便召集鸨儿。
另一方面，龚先生自己胆子小，气场不够，潇洒不起来，即使是在宋朝也有酒脱的官员，比如苏东坡在杭州当知州时，就经常邀一批好友、几十艘游船画舫载满歌妓舞女，到西湖里泛舟，吟诗作画。
一位曾经伺候过苏东坡的杭州老鸨，就是向后任的太守讲述东坡游湖的情景：每逢春暖花开的时节，只要一有闲暇，就约许多宾朋游西湖。早晨，在山水最佳的地方吃饭，吃完饭让每位客人乘一只船、再各领几位鸨儿，随便到哪里去。
吃完中饭后，敲锣召集众人聚集在一处，登上望湖楼或者城隍阁，一直欢闹到深夜一二鼓、夜市未散时，他们才秉烛回城，引得市民们夹道观看。苏东坡次出游就要召集起千余鸨儿，他在黄州打猎的一首词里用了“为报倾城随太守”这样的句子，事实上，观看太守冶游的队伍归来也成为杭州当时的一大盛事。
对于苏东坡惊世骇俗的行为艺术，当时的人们并没有丝毫怪罪之意，人们甚至是以包容、欣赏、羡慕的眼光看待他们心目中的名士。当宰相王安石变法遭到苏东坡等人极力反对和阻挠时总理大人也没有借生活作风问题惩罚他，可见禁止士大夫冶游的禁令不过是一纸空文。
今天的杭州人，说起白、苏两位老市长更是骄傲得不得了，这都是文化传承的功劳。所以说古时的青楼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坐标，不能跟今天一味藏污纳垢的地方相提并论。
不过，宋朝官员的风纪总体上抓得比唐朝紧，所以在有宋-朝虽然也还有公鸨，但这类事情总要做得隐蔽、含蓄得多。南宋吴曾的《能改斋漫录》记载，范仲淹被贬饶州(今江西波阳)知州任上，认识了雏妓甄金莲。
这位金莲姑娘能诗善词，又会指画筷书。范仲淹十分喜欢她，等到他改任润州(今江苏镇江)后对这位小金莲仍然念念不忘，于是作了一首《怀庆朔堂》的诗寄给接任饶州的老朋友魏介。
庆朔堂是范仲淹在饶州任上建造的厅堂，范老爷子没有明说甄金莲贾金莲什么的，但魏介当然知道，没有真的拿堂前的两盆花给范仲淹送去，而是在收到信后就出钱帮金莲脱了乐籍扎成一个大礼包给范老爷子送去了，礼包上还贴着一首贺联。
结语总而言之，后人对这段历史有着深刻的印象，有不满意北宋的道德楷模范仲淹也有凡人的七情六欲，于是考证说诗中的“春风”是个道士的名字，不是“小蜜”。其实，枉费这许多心思干什么，范仲淹也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汉子。
而将青楼划分国营和民营，有利于管辖和整治。公鸨制度到了宋室南迁之后，因为内外交困的缘故逐渐式微南宋孝宗时取消公鸨，改由市妓中租用。
民营的青楼鸨儿也不比公鸨逊色，琴棋书画，吹拉弹唱，也是样样俱会。不瞒大家说，今天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宋词，就是诞生在宋朝的青楼勾栏，起初也就是当时士大夫与鸨儿相互酬唱的流行歌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