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渣叔罗影
编辑|渣叔罗影
前言唐代的科举制度要求举子们在参加礼部的考试前，将平日所做的诗文投献给主司考官及权臣名宿以作为参考，谓之“省卷”“行卷”。
这跟国外的大学录取要看平时成绩一样，当然有它的道理。但问题是，这样一来，就使得莘莘学子十年寒窗浸淫科目，殚精竭虑为搏一第之外，还得到处奔走投托，求人品评，钻营援引，也为权贵子弟把持科场提供了便利。
然而古代并没有电子技术，也没有摄像头，朝廷到底是如何防止考生作弊的？
考生作弊风险很大所谓“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平头百姓要想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只能是“十攻九败”。
宋朝的科举取消了唐代的这一做法，并且增加了“弥封”“眷录”等制度。“弥封”又叫“糊名”，也就是像今天的试卷一样有了姓名装订线，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
这一套制度从宋真宗时开始实行，当时很多人还持反对态度，如范仲淹、苏颂等，他们的反对理由是糊名制度过于冒险：如果一个人平时声名狼藉，但考试时却成绩上佳，糊了名就无从知道你的是录取不录取呢？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证明糊名是最合理最公允最无话可说的一种手段。苏轼参加礼部会试那年，主考官是欧阳修。
当时欧阳修最看好的是自己的门生曾巩，拿到苏轼考卷一看，眉飞色狮，认定必是曾巩的答卷，取为头名。等到拆开糊名一看，原来是苏轼。不论欧阳修是出于公还是出于私，总之他当主考时，想给得意门生打高分也很难做到了。
不仅如此，考官批阅的试卷还不是考生的原卷，而是经专人专门眷写的，这是为了防止考官认得考生的字迹或考生在试卷上做记号与考官通同作弊。比如欧阳修一定认得曾巩的笔迹，可经人用标准字体一眷写，那就没法知道了。
我们今天去逛文玩市场，看到一些红色的朱器，小贩一定会神秘兮兮地告诉你：这些都是皇帝御用的，称朱笔。其实，这些朱墨除了一小部分上贡皇帝御用以外，大部分是供眷写科举试卷用的，眷写过的试卷也称“朱卷”。
宋朝的皇帝在殿试时还刻意打击考生投机取巧的行为。早些年，宋太宗主持考选进士时，总是把最先交卷子的录为第一。胡旦、苏易简、陈尧叟等人当年参加科举考试，都因为先交卷而获得了好名次，结果考场风气因此大变，考生们都以答卷快为时尚，争做“快枪手”。
有一年，孙何和李庶几同来应试，他们在当时都很有文名，李庶几尤其才思敏捷，孙何却因文思迟慢而苦恼。刚巧有谏官上疏说：“举子们轻浮不稳重，写文章不深究经义，只拿写得快来夸耀。”
并举例说，“李庶几和举子们在炊饼店里作赋,以蒸熟一笼炊饼的时间完成一韵为优胜。”太宗听了大为生气。这一年的殿试，李底几果然最早交卷，马上遭到训斥，被赶了出去于是孙何被选为头名状元。
这样严格的考试制度使得科举向“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的最佳公平状态发展。无论你是高门子弟还是寒门贫士，科举面前一视同仁，考试面前人人平等。
这是朝廷向民间开放的一种笼络人才的方式，使得万千有才华的寒士们都能加入到帝国的体制中来，彻底冲淡了以往阀阅士族的势力。诸多寒门子弟如吕蒙正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都是通过科举入仕的。
宋朝的皇帝十分重视科举人才。据说，仁宗皇帝在殿试上录取了苏轼、苏辙两兄弟后异常高兴，回到后官对曹皇后表示：“朕今天为子孙物色了两个宰相之才！”
尽管苏轼后来没有做到宰相，但当他在宋神宗朝因“乌台诗案”被人陷害险些遭杀身之祸时，已经当了太后的曹氏却拿出先帝的这句话来替苏轼当了“免死金牌”。
中个状元有多风光？杨万里等，其实都没有中过状元。咨欢看戏文的朋友知道有一个吕蒙正寒窑苦读，后来中了状元当了宰相，另外一个为大家所熟知的就只有文天祥了。
文天祥中状元那一年正好二十岁，头戴簪花在临安城里骑马游街接受万民欢呼、那可真是意气风发。
马上的这位帅哥相貌堂堂，颜值爆棚、一副高富帅的样子，俘获了众多少女的芳心，她们把鲜花尽情地向他抛洒，其盛况就像今天的追星族迎接大牌明星一样。
我们知道，在今天的欧洲国家都有凯旋门，那是迎接战场上凯旋的胜利者、迎接得胜将军们的，而在宋朝，虽然没有凯旋门.但凯旋的光荣只属于科举场上的佼佼者。
宋朝的时候在京城头戴簪花、骑马游街，这一份荣耀只有考中了状元、榜眼、探花才有。武将们在前线九死一生，即使能够开疆拓土、决胜千里、献俘阙下，也没有骑马游街的待遇。
唯一例外的是南宋的岳飞。绍兴三年秋天，从前线回来的岳飞进京向宋高宗汇报工作，高宗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并亲笔题下“精忠岳飞”四个字，让皇后亲自动手把这四个字绣成一面旌旗，又让御林军捧着这面施旗为岳飞开道，在京城临安的御街上巡游。
当时的情景是观者如潮，都以为是盖世无双的荣耀。确实，这种荣耀原本只属于蟾官折桂的状元，古往今来能有多少将领可以享受得到？
中了状元当然是万众瞩目。如果你还是钻石王老五，那么恭喜你，明天说媒的人就会踏破你家门槛，上至亲王宰相、下到国于监的祭酒( 校长 )，都想招你为乘龙快婿。所以从前人把“洞房花烛夜”与“金榜题名时”联在一起，不是没有道理。
按照宋朝做官的一般程序，中了状元后先是分配去国子监当个高管，然后转翰林院学士，再到内阁转一圈，做得顺利就进入未来的宰相人选，应该说前途一片光明。
不过、也有受各种情况影响而不怎么光明的，比如说，文状元显然就比较苦一一正在更部准备找他谈话的时候，文天祥的老爸死了。
按照封建时代的制度，丁忧三年，也就是要回家守孝三年，三年之后再来向朝廷报到。然而三年后，早就有了新状元谁还惦记你，好工作估计也轮不上了。
说完状元，我们再来说说考官。别看考官在考场上生杀子夺权倾一时，但事实上考官也蛮难当，以我们的欧阳修欧阳大人为例吧。
考官欧阳修摊上大事了欧阳修的道德文章在有宋一朝举世公认，所以，他多次被皇帝选为科举的考官。但这位欧阳考官却被牵连进一桩有关生活作风的艳情案件中，差点儿陷于牢狱之灾。
这桩案子的情节包含了各种劲爆的元素，对于案情的真伪，至今还争执不下，没有定论。那么，究竟是怎样一桩案子呢？
事情是这样的：欧阳修有个妹妹嫁给了张龟正，没有生孩子，而张龟正的前妻生有一个女儿。张龟正病死后，欧阳修的妹妹就带着当时七岁的前妻女儿张氏回了娘家，由欧阳氏扶养。等到张氏十五岁时、由欧阳修做主将女孩嫁给了族兄的儿子欧阳成。欧阳最在外地做一个小官，当他罢官回家时，却发现张氏正与管家做事。
在古代，由于男主人长期不在家，女主人与管家做事的情况经常发生，像《水浒传》里，卢俊义就碰上这样的事情，欧阳晨当然不肯罢休，遂将两人扭送到开封府。开封府的知府叫杨日严，以前在四川当官的时候曾被欧阳修弹劾过，他接到案子，一看与欧阳家有关系，便指使手下想办法要把欧阳修牵连进来。
当时有一个言官叫钱明逸，是五代吴越国钱王的后人，钱氏家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家族，历代名人辈出。但不知为什么.欧阳修却总是跟钱家过不去，在他写的书里多有贬损吴越钱氏揭露其骄奢淫逸的内容。
钱明逸作为钱王后人，当然很不满意怀恨在心。听说了这桩案子后，他使出浑身解数，弹劾欧阳修与罪妇张氏之间早有私通的奸情。
本来是跟管家通奸，怎么就扯到欧阳修身上来了呢？我们说捉奸要捉双，你总得有证据吧！
证据之一就是欧阳修写的一首艳词《望江南》。开封知府得到钱明逸送来的这颗“炮弹”当然欣喜若狂。于是，对张氏严刑讯问，而张氏也终于供认，说自己在还没结婚时就与欧阳修有过奸情，还交代了许多不堪入目的“内情”和“细节”。
这一下可真引来了轩然大波：一位朝廷大臣居然如此腐败案情似平还相当重大，连皇帝都被惊动了，宋仁宗下令派户部判官和一名宦官进行复审。
二位复审官倒还算公正，最后查明许多事情纯属诬陷和捏造但要彻底洗白，恐怕也不容易。所以，朝廷还是下令将欧阳修贬官，去担任滁州知州，就在那里，他写下了著名的《醉翁亭记》。
至于欧阳修是否真的与张氏有昧关系，后世学者持不同的意见，比如胡适就认为“大概张氏一案不会出于无因”。胡适以做学问严谨而著称，他尽管用了“大概”一词，但想来这已经是大概率的事情了。
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呢，只好连那首《望江南》的词也一概否认了。他们说今天记在欧阳修名下的很多艳词并非出自欧阳修的手笔，而是仇家和小人的恶作剧。为什么会有人“恶作剧”呢？
因为欧阳修作为文坛领袖，几次主持进士考试，对于后学文人的进退有至关重要的发盲权，他在奖掖提拔了一批人的同时，也免不了得罪了另一些落第的举子。
比如欧阳修一向厌恶无病呻吟的程式化文章，当他取得了绝对话语权时，就将延续了百年的程文考卷全部黜落，所取文章都是言之有物、论之成理的“古文”，所以苏轼、苏辙就占了大便宜，而一个叫刘几的举子则将他恨之入骨。
刘几是太学生出身他写的文章“好为险怪之语”，一时竟成风气，人称“太学体”欧阳修正倡导文风改革，对此深恶痛绝。嘉佑二年(公元 1057年)，欧阳修主持进士考试，刘几来应试，欧阳修就在刘几的试卷中批了一个斗大的“谬”字，毫不客气地将其从榜单中拿下。
但刘几这个人其实也是有两板刷的。嘉祜四年，欧阳修再度主考刘几改名刘之道，再次前来应试。这一次，他一改原先险怪的文风，写得务实通畅。欧阳修读其文，大加赞赏，擢为状元。等到放榜之时，欧阳修才知道，刘之道就是当年的刘几！
宋人编的《名臣言行录》就指出，欧阳修“复知贡举，为下第刘等所忌，以《醉蓬莱》《望江南》诬之”。原来是这些落第的举子们写了一些淫词艳曲，冒名欧阳修，借此诋毁。
结语当年不仅考生难做，就连考官也不是那么好当的，除了受人感激、被尊为恩师外，也得当心落第子的打击报复。
好了，科举的事就说到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