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北宋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的延和殿论辩，主要是司马光与王安石关于理财问题的激烈论辩。

由范仲淹、韩琦等人发起的庆历新政失败后，北宋朝廷的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主要体现在积贫、积弱两个方面。后世之人常说导致北宋积贫、积弱的原因是因为“三冗”——冗官、冗兵、冗费。彼时大宋内部矛盾尖锐，民变此起彼伏、屡扑不灭。朝廷为加强对军事将领的控制，强力施行以文抑武的国策，通过恩科、恩萌等手段建造了一支数量庞大的文职官僚队伍。到北宋中期时，已有两万多文职官员，其中大部分都是冗余的官僚。另外，北宋朝廷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周围以及河北都部署着数量庞大却战力低下的禁军，到宋仁宗赵祯在位时期，北宋常备军已达140万。对早已吃紧的国家财政来说这是个无法承受之重。宋朝对官员采取“高薪养廉” 制度，在商品经济尤其是采矿业、对外贸易异常繁盛的情况下，仍无法遏制整个官场愈演愈烈的贪污腐化现象。这些积弊、沉疴最终导致北宋社会矛盾激化，农民、流民、底层士兵不断起事，其中规模较大、较有影响力的有王伦起义、贵州瑶乱、贝州（今河北邢台）王则起义等等。

国家危机的加重让新上位的宋神宗赵顼感到压力巨大，同时也迫切希望能改变这种颓局，而朝中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呼吁变法。而大家都把期待的目光集中在学富五车、登高望远的王安石身上。

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 。王安石很早就以文章、道德、能力而名噪天下，广受赞誉。他曾给宋仁宗赵祯上《百年无事折》，认为大宋可在百年内太平无事，但第二个百年则很难维持这种太平局面，唯一的希望就在改革。在这封著名的万言奏折中他主张改革须从理财入手，提出了奖励农耕，抑制土地兼并等措施，在朝野引发极大的反响，但未被宋仁宗采纳。

仁宗死后，随着危机加深，深谋远虑、有足够从政经验，背负“三十年天下之望” ，有“安石不出，奈苍生何”盛誉的王安石终于被宋神宗重用，昂首步入政事堂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宋史》记载， 宋仁宗崩逝于1063年，因无子嗣，便以堂兄之子继承帝位，是为宋英宗。宋英宗体虚多病，在位不到四年又死了。神宗乃英宗长子，他即位后明确表示因国家财力不足，要节俭办丧礼，但即便如此，修陵以及征调役卒的庞大开支仍然让他捉襟见肘、大伤脑筋。

宋神宗即位之初虽然表现出积极有为的一面，但在理财问题上办法不多，主要采取了节流的举措，譬如大力削减宫廷开支，改变铺张浪费的奢靡之风。群臣也纷纷响应宋神宗的号召，表现出为皇帝分忧，为朝廷省钱的姿态。“宋史”上著名的延和殿论辩便在皇帝携群臣于冬至日到汴京南郊举行郊祭时引发了。这场著名辩论的参与者是两位大名鼎鼎的翰林学士——司马光和王安石，在座的还有宋神宗与翰林学士承旨（又称“翰长”、“学士院长”）王珪。

宋神宗赵顼

史载，翰林学士是清要显贵之职，由翰林升迁为宰辅者大有人在。这种发生在君臣之间的对话与商讨，既是制定国策的重要一环，也是人事考察的一种方式。

按惯例，郊祭完毕后，皇帝要拿银子打赏给随同前往祭祀的众大臣，也即“郊赐”。彼时以宰相曾公亮为首的亲贵大臣们提出辞免郊赐，以节省朝廷开支。司马光赞同此举，他认为这样做虽省不了多少钱，但至少能起表率作用，由这些位高权重的大臣带头来厉行节约，减少浪费，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王安石却持有异议，他说：“国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赉所费无几。而惜之不与，未足富国，徒伤大体《宋史·王安石传》”。他认为这样做只能省几个小钱，却损害了朝廷的体面。同时他还认为，府库没银子，国用不足，并非当今最要紧之事。

司马光曰：“自真宗末年以来，就开始出现国用不足的局面，近来尤其严重，怎能说不是当务之急”？

王安石：“国用不足本身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朝中缺乏善于理财之人” 。

司马光不认同这种说法，反驳道：“善于理财之人不过是会聚敛而已，最终竭泽而渔，敲骨吸髓，造成百姓穷困不堪，相率为盗，决不是国家幸事” 。

王安石说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千古名言：“这不是善于理财之人，真正善于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司马光

双方唇枪舌剑，据理力争，辩论愈发激烈，正相持不下时，一直默不作声的“翰长”王珪突然插话道：“司马光所言裁减浮费应该从朝廷重臣开始，言之有理；王安石所说本来花费不多，不赏赐会伤及我朝体面，也有道理。还是谨听皇上裁定吧”。

神宗说：“裁减浮费从近臣开始，朕意与司马光同；但就此次郊赉，从大体考虑，就不允许大臣辞免吧”。神宗虽初登帝位，年纪也轻，但已表现出非凡的政治智慧。

司马光力主节流，反对大肆聚敛，被誉为道德派；王安石主张开源，推崇理财，属功利派。宋神宗表面上力倡节俭，但内心深处却好大喜功，有着极其强烈的欲望。刚上位时他所表现出的节俭可以说实属无奈，因此，他内心对力主理财的王安石表示出青睐、倚重之意，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几个月以后，王安石被神宗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开启了历史影响深远的熙宁变法。

史载，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新上任的参知政事王安石开始主持变法，史称“熙宁变法”。王安石设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领导机构。

王安石变法主要集中在财政经济、军事制度和科举教育三方面，比较大的改革举措有：均输法，在青黄不接时由官府放贷给农民，收取一定的利息；农田水利法，兴修水利，开垦土地；市易法，朝廷拨出巨款在各大城市买卖货物，以平抑物价；方田均税法，在全国范围内查清丈量土地，再根据土地数量、质量重新制定税率；其他还有置将法、保甲法等军事方面的改革以及大力兴办学校，以《三经新义》为统一教材，通过策论考试选拔经世致用型人才。

王珪

王安石发起的改革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富国强兵产生了毋庸置疑的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扭转了北宋王朝的危险局面，不仅朝廷府库充盈，贯朽粟陈，而且宋军也一改羸弱的状态，在对西夏的作战中也屡屡获得了规模不大的胜利。

熙宁变法虽被司马光、韩琦、富弼、曾公亮、范镇、欧阳修、范仲淹、苏东坡、文彦博等等一大批官员学者质疑、反对，甚至有后世学者将王安石变法视为史上较早的一次“国进民退” ，但它毕竟带来了朝廷财政收入的丰盈，使宋神宗信心大增，后来他甚至公开宣称“节俭非帝王之事”，并不惜重金 ，大力修建宫殿、城池，投入了难以计数的人力物力财力。他这些性格特点与行事特征被其子赵佶（宋徽宗）全盘继承，将大兴土木、穷奢极欲发扬到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地步。

王安石理财有术，获得了宋神宗的重用，也赢得了与君行道的机会，君臣亲近程度被史料形容为“如一人”，君臣知遇的难得程度被誉为“千载一时”。

熙宁变法虽有成效，但却操之过急，而且从一开始，王安石在宋神宗的力挺下大刀阔斧的开始改革，却未招揽到足够多的人才来推进以及引导改革，所以在具体实施中许多政策得不到正确贯彻执行，而且王安石改革本身又触动了一大批宗室亲贵、官员、胥吏、大商人、大地主的利益，得罪了许多有权有势的既得利益者。

因为反对变法的阻力过大，王安石被迫辞去宰相职位，轰轰烈烈的变法顿时失去了最大的支柱。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赵顼病死，熙宁变法也随之宣告终止。

司马光与王安石展开的延和殿论辩属于君子之争，所有的争论都摆在台面上，但司马光因与王安石议论不合，后来便离开朝廷这个是非之地，潜心于《资治通鉴》的编篡工作。

宋代人物画

终整个神宗朝，道德文章俱佳的司马光都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重用，但却未损清誉，就连宋神宗在朝议时也经常称赞他超拔流俗的崇高德行。

“翰长”王珪是这场被记入青史论辩中最被忽视的角色，也是神宗朝最容易被忽略的重要人物。不管王安石与司马光在开源或节流的政策主张上有多严重对立，但他俩在为人上却有着相同的品性：坚持己见，绝不妥协，几乎到了执拗的地步。王珪却完全相反，他没有立场，没有主张，处处迎合皇帝，因此又最符合宋神宗的主张。

史载，王珪从熙宁三年任参知政事，熙宁九年晋封宰相，一直在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位上屹立不倒，一直干到他去世，身居宰辅要职长达十六年之久。在这十六年中，他不仅没有主张，也没啥政绩，可说基本没有任何建树，只是一贯顺承皇上旨意，被当时人揶揄为“三旨相公”：上朝进呈时口称“取圣旨”，皇帝给出明确意见后说“领圣旨”，退朝后对左右下属说“已得圣旨”。

这样一位处处唯上的“三旨相公”，仕途、官运却比王安石、司马光顺畅、稳固得多。

宋神宗赵顼始终是掌控大局的“操盘手”，他给了王安石得君行道、推行改革的机会，也给了司马光极高的道德荣誉，但却给了王珪最绵长恒久的官位与发自内心的信任。

延和殿那场激烈的论辩结束后，似乎已经注定了神宗朝的财政与人事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