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是春秋时期一位极富远见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不仅足智多谋，更被人称为中国的“复仇之神 ”。有仇必报的伍子胥，是迥异于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伍子胥的。伍子胥作为正面人物，被无数次记入各类戏剧及传奇演义中，传唱、吟诵至今，可谓经久不衰。他疯狂的复仇行为被视作英雄之举，被描述成正能量，以标榜后世，激励后人。然而，伍子胥不惜一切代价的复仇究竟有多少积极意义呢？历史的、道德的、人伦的、社会的、美学的抑或是其他的什么意义，似乎全没有。只是有些文学意义，传奇色彩，还是夸张、渲染的结果。但反过来看，一个没有历史、道德乃至社会意义、以复仇为使命的人物是不会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只不过他的复仇故事惊险刺激、波澜起伏、扣人心弦，还有些快意恩仇的意味，仅此而已。

因听信小人费无极的谗言，楚平王杀害了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和兄长伍尚。伍子胥只身从楚国逃到吴国，成为吴王阖闾的宠臣。伍子胥为借助吴国的力量为自己报仇，堪称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伍子胥逃离楚国5年后，楚平王已经死去，伍子胥率吴军攻入楚国郢都，虽说杀父屠兄的仇人楚平王已经不在人世，但伍子胥仍觉不解恨，他命人掘开楚平王的坟墓，拖出尸骸，用鞭子狠狠抽打，以泄其愤。 《史记》是这样描述这个惊悚场面的：

“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鞭之三百，然后已”。

掘坟鞭尸，狠抽了三百下，伍子胥确实有些过了 。他的朋友兼政敌申包胥不认同其复仇之举，委婉地提出了善意的劝诫，然而伍子胥一点都听不进去。《史记·伍子胥列传》说：

“申包胥亡于山中，使人谓子胥曰：‘子之报仇，其以甚乎! 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侮辱）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伍子胥曰：‘为我谢申包胥，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 ”。

虽然知道自己所作所为背天逆理，但伍子胥这位被仇恨充斥胸臆的人仍然要倒行逆施。复仇，已经成为他心目中唯一的理想和最高的信念，至于其他的什么悖逆天理人伦，已经无所顾忌了。这种为复仇而复仇的做法，成为侠义精神之滥觞，后来被广为演绎、传扬，演变为华夏文化的一个重要支脉。一为渲染仇恨，二为“有仇不报非君子”，是之谓也。当然，中华文化也存在截然相反的文化脉络，即“冤冤（怨怨）相报何时了”。两种观念常常混杂在一起，构成了有些矛盾的、戏剧性的冲突。

身为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伍子胥身上不乏闪光之处，但作为一个复仇者，其智慧又被仇恨所遮掩，变得有些乏善可陈。因为私仇而引发国与国之间大规模的战争，数万人浴血厮拼，只为满足个别人的（复仇）私欲，更是匪夷所思。申包胥的见解倒是入木三分，只可惜伍子胥丝毫也听不进去，更不愿意采纳。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伍奢是被小人进谗加害的，伍子胥出兵灭楚，替父报仇，到头来却重蹈覆辙，亦死于小人口舌构陷：

“吴太宰（伯）嚭与子胥有隙，因馋曰‘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贼，其怨望恐为深祸也。前日王欲伐齐，子胥以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计谋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复伐齐，子胥专愎强谏，沮毁用事，徒幸吴之败以自胜其计谋耳。今王自行，悉国中武力以伐齐，而子胥谏不用，因辍谢，详病不行。王不可不备，此起祸不难......’” 。

吴王夫差听信太宰伯嚭谗言，赠剑赐死伍子胥。

伍子胥的子孙没有他那样刚烈执著，没有再次重复演绎父祖辈的复仇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