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文化专治”，好听的说叫“统一思想”，不好听的说叫“文化专治”或“思想禁锢”。

一提到文化专治，可能许多人都会想到秦始皇搞的“焚书坑儒”，汉武帝搞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清朝搞的“文字狱”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易服剃发令”。

其实，并不是说只有这三个朝代搞“文化专治”，而是历朝历代都有“文化专治”的各异手段。

所以，对于秦朝、汉朝以及清朝这些方面的“文化专治”，在这里就不多啰嗦了，重点与大家想要交流一番其他朝代的“文化专治”。

在唐朝之前的历代帝王，几乎都不会主动去干预史官的记录，以免留下左右史实的诟病。

也就是说，在唐朝之前，历史并非由胜利者书写，而是由史官书写，但自他之后，历史几乎就变成由胜利者书写了。

例如：李世民曾多次要求史官将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注》交由他审阅。虽然，褚遂良站出来反对，却并没有什么用。既然你不听话，那就交由听话的房玄龄去办吧。

▲唐太宗李世民

于是，房玄龄和许敬宗按照李世民的想法，对史官记录的《起居注》进行了修改和删减，也就是后来的《高祖实录》或《今上实录》。

只不过遗憾的是，李世民还未来得及终审定稿，便不幸去世了。

此后，历代帝王几乎都会审阅史书。这应该是有些人不相信正史，反而相信野史的一大原因吧。

也可以说，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帝王“阅史”的先河。

所以，在此之前的史料，可信度应该更高。

或许，表面看这算不上什么“文化专治”，但这种很可能失实的史料，会对社会起到什么样的误导作用呢？

同样，也很难让人不产生这就是唐代“文化专治”的一个侧面反映的疑虑，不就是想要给世人树立一个更加正统、更加正义、更加顺应天意的思想导向，并用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吗？否则，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此外，会昌毁佛和谏迎佛骨事件，是不是也是唐朝治国治民的一种“文化专治”的手段呢？

宋朝的理学家们，无论是唯物派，还是唯心派，都以发扬“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的孔孟学说为共同志向，以维护“三纲五常”为思想核心，“存天理，灭人欲”，防止犯上作乱。

但结果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崇尚空谈，轻视功利。也就是重虚，不重实，一个个都想着“摇唇鼓舌”，谁还愿意去干实事呢？

或许，“满口仁义道德，一肚男盗女娼”的谚语也是由此而来。

此外，对于宋朝的理学，清人戴震给出了这样的说法：

“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

可见，宋代理学很可能也是一种“文化专治”，尤其“三纲五常”维系专治，甚至压制扼杀人性。当然了，这并不是要排除其积极的一面。

▲宋朝理学代表人物朱熹

还有，从“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等经典诗句中，以及“好铁不打钉， 好男不当兵”、“刑不上大夫”等俗谚中，不难看出，南北两宋都有“崇文轻武”的文化导向。因此，文人在宋朝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而宋朝的战力却烂成了渣。

这种文化宣导算不算也是一种“文化专治”呢？

据史家考证，被称为古代第五大残害女性陋习的“缠足”，虽约始于五代末年“春花秋月何时了”的南唐后主李煜时代，却被宋朝推上了历史舞台。

这种陋习文化，算不算也是一种“文化专治”呢？

元朝建国后，摈弃了宋朝的“空谈务虚”，而推行“务施实德，不尚虚文”的务实文化，并因此废止了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上强调才干，而不单纯“以文取胜”。

结果呢？大家都只注重“有奶便是娘”的实用主义，谁给好处，就给谁办理，根本不管你有没有才干，谁给的好处多，就给谁提供更大更多的舞台和机会，进而导致官场“贿赂之情，循习已著，日就月将，熏染成性”。

表面看，蒙元文化确实有一定的兼容性，也是史上唯一没有从官方角度提出“避讳”制度的朝代，更是史上思想文化禁锢最少的王朝，没有一个人因言论而遭到不幸，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元朝“四等人制”

同时，儒家的社会地位也很高，但就因这种“不尚虚文”的务实文化，致使儒生在元朝的日子并不好过，甚至民间还有“九儒十丐”的说法。

因此，元朝成为了史上腐化堕落最快的一个朝代，而这应该也是元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种“务施实德，不尚虚文”的务实文化，这种文化几乎断绝了绝大多数文化人的上升渠道，算不算也是一种变象的“文化专治”呢？

同时，还有“四等人制”，以及“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等思想，算不算也是一种“文化专治”呢？

据说，施耐庵完成《水浒传》后，被朱元璋无意中看到，作为农民起义出身的他，对这部作品很喜欢，看的也很仔细，可当他看到一众梁山好汉都有一个圆满幸福的结局，脸色当即就阴沉了下来，反贼的结局这么好，这不就是在教唆百姓造反吗？

▲施耐庵与《水浒传》

于是，在他的干预下，施耐庵不得不将结尾改成了悲惨的结局。

开国皇帝都这样，其他人还不得以“尊崇祖制”为借口有样学样。

这是不是也算是一种变相的“文化专治”呢？

清朝除了“文字狱”和“易服剃发令”这种文化专治外，还有对历史过分的干预。

《明史》的修订，从1645年的顺治二年，到1739年的乾隆四年，历四帝，历时近一个世纪才完成定稿。

也可以说，《明史》和《清史稿》都是清朝编写，在这两部史书中，明朝除朱元璋、朱棣二帝外，其他的几位皇帝都是不务正业的昏庸之辈，而清朝的皇帝却没有一个昏君，说白了想怎么双标就怎么双标，还不都是自己说了算。

例如：《明史》中说鲁王朱以海是被郑成功杀死的，但事实上郑成功死的时候，朱以海还活的好好的；《明史》中还说，是姚广孝劝说朱棣杀了卓敬，但事实上并无其事等。

这种过度干预历史的行为，算不算也是一种“文化专治”呢？

▲乾隆与《四库全书》

据史料记载，在庆祝《四库全书》的完成时，乾隆皇帝对着大臣们竟说出了这样一段话：“这就是中国文化。自庙堂而至朝野，谁敢说半个不是？”

看看，这不是“文化专治”又是什么？

难怪有人说，相对其他朝代来说，“文化专治”更象是上层玩的高大上的政斗，大面的民间流血事件也极少，但满清的“文化专治”却更像是用来桎梏民间思想的一种残酷的精神压迫，而且推动的过程更加的野蛮暴力，想想“扬州十日”、“嘉定十屠”的惨烈场面，面对的几乎都是低层百姓，不免令人心生寒意。

所以说，清朝的“文化专治”应该是最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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