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何其芳这样描述抗战时期的延安:“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也就是说,每天进入延安城的外地人有很多很多。
据统计,当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有国青年达4万多人。
同时,潜伏到延安的还有大批国党特务。据统计,针对延安,仅戴笠就办了9期特训班,前后培训特务631名,其中教官37名,有的以商人身份、有的以难民身份、有的以爱国青年身份等,利用各种渠道,都被先后分批送到了延安,有的接受刺杀任务、有的接受刺探情报任务、有的接受破坏任务等。
1934年10月25日,蒋介石发面悬赏令:“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二十五万元。”其他红军领导人的悬赏,五到十万大洋不等。

▲斯诺与毛泽东
但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却披露了这样一些细节:
“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在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周恩来、彭德怀的司令部门外只有一个哨兵站岗,他们在街上行走时,也不带警卫。”
再想想潜伏到延安的大批国党特务,不免让人心中担忧,这些红军领导人难道不担心遭遇刺杀吗?
这就不得不说说当时进入延安的一些流程。
1937年下半年至1938年上半年,由于全国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蒋介石对延安也没有进行封锁,这段时间去延安相对比较容易。
到了1938年秋,蒋介石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开始在通往延安的路上,层层设卡,盘查行人。因此,一些不知情的爱国青年遭到特务抓捕,甚至杀害。
比较特殊的人物美国记者斯诺,就是一位比较特殊的人物。1936年6月初,他是在宋庆龄和中共地下组织的共同帮助下,带着一封用隐色墨水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并且隐藏在一辆由中共地下组织事先安排好的国党东北军的卡车里,闯过层层关卡,到达洛川后,又改乘毛驴,先是到达安塞县,然后才到达延安的。
也就是说,即使是比较特殊的人物想要到延安,也需要进行许多周密的谋划,才能安全到达延安。

▲陕北公学毕业证
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学大师、爱国民主人士梁漱溟,还有有冼星海、邹韬奋、丁玲、艾青、萧军等艺术家、作家、学者,差不多也是这样进入延安的。
此类人物,基本都是值得依赖的,一般不必担心国党特务混入。
爱国青年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绝大多数只能靠双腿走着去,一般还需要两个途径:
一是要有党组织或者个人介绍,相当于有人作保;二是参加延安各学校的招生考试。例如:1937年9月5日,“陕北公学”通过《新中华报》等媒体,在全国发布《陕北公学招生简章》,并在西安、三原、延安等地设立招生点,而招生中心则设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1940年2月,鲁迅艺术学院也通过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发布了第四期招生简章。
后来,即使抗大招生名额满了,并在延安到西安的电线杆上都贴上了“抗大停止招生”的消息,可依旧有许多进步青年徒步来到了延安。
对此,邹韬奋还专门写了时评《青年的求学狂》,并且介绍了陕北公学的特点:
一是课程内容切合抗战时期的需要;二是投考年龄扩展至35岁,使年长失学者也有机会;三是兼顾“具有同等学力者”,并不以文凭为绝对条件;三是一律免交学费;应非常时期的急切需要,学习时间只有半年到两年;五是毕业后介绍到各地参加适当工作。但是,无论他们想要进入哪个学校,不但要有介绍人,而且还要通过政治测验、政治考核和各学校规定的其他科目考试,然后才会被分到相应的学校。如:洛川的抗大第四大队、甘肃庆阳的抗大第五大队,还有些学生被安排到旬邑县的陕北公学分校学习。
学业期满后,绝大多数学员会被分到各个地方的各个工作岗位,基本都进入不了延安的中心。

▲毛泽东与延安农民正在交谈
也就是说,即使有国党特务通过了入校的层层筛查,自己也不知道会被分配到什么地方云工作,而自己在这期间又一直处于集体之中,如:集体生活、集体宿舍、集体作息、集体学习等基本上没有多少私人空间,当过兵的应该都深有体会,相当于是随时都有无数双眼睛看着你,甚至放置的个人物品,也会被人趁机暗中检查,更没法跟人联络或接受武器,就更不要说有机会单独见到或刺杀领导人了。
不过,却有一个漏网之鱼,这条鱼就是被称为戴笠之后的第二代谍王沈之岳,并有“蓝色007”之称。
1938年,沈之岳以复旦大学的高材生的身份,通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考入了抗日军政大学,因成绩出色第二年就入了党,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中央,有人称他是“毛泽东的秘书”,他接受的任务就是刺杀毛泽东。
有一天,毛泽东突然想抽烟,一摸衣兜,发现香烟已经抽完。就在这时,沈之岳却适时地递给毛泽东一根香烟,毛泽东稍作犹豫,接过低头一看,竟然还是自己喜欢的香烟牌子。
次日,沈之岳就被调往了浙江敌后工作。事发突然,沈之岳懵了,毛泽东身边的人也懵了,是沈秘书犯错了吗?
但毛泽东却说,他平时不抽烟,为何身上要带烟?明显动机有问题?后来,也证明了毛泽东的眼光是多么的敏锐。
1939年,沈之岳在去浙江的途中,以“金蝉脱壳”之计,脱离了组织。
据军统方面的史料记载,1939年,沈之岳曾以李国栋的化名,在汉中训练班见过军统大特务程慕颐,并对训练班的特务做过指点。
据说,还有一个叫唐西鹏的国党特务,也潜伏到了延安,不久在侵华日机的轰炸下,与几名八路军战士一同被炸死了。

▲抗大
学业完成分配工作后,对于混入的国党特务那才是最大的考验。那时,延安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无论什么身份,都要与贫下中农一起开荒种地,这对于梦想升官发财的国党特务来说,绝对是一种煎熬。
于是,就有一部分特务被吓跑了。
接着,所有人毕业分配的学员都要快速融入热火朝天的革命氛围,感受啥叫“红军是鱼,百姓是水”,还要进入各类补习班学习生产知识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于是就又有一部分人被吓跑了,也有一部分人的思想升华了,感受到共产党的理念和实践对国家的建设作用,还当个屁的刺客,那有干革命的成就感高。
有个叫吴南山的国党特工,就是这样被转化的,并且通过他一次性揪出了55名潜伏的特务。
其他人员投奔延安的农民、工人、商人等,混入这类人群的国党特务是非常少的,毕竟这类人群几乎没有机会接触有利于国党的事情。
即使如此,延安对这类人也要进行思想改造,如:免费进入各地的各种培训班、抗大和工人学校学习。
例如:山西定襄县农民赵占魁,就是在流亡途中,有幸来到延安,并被先后安排进了吴堡青训班,抗大职工大队和工人学校学习。
这些操作下来,如同筛子一样,能很好地将谁是爱国青年,谁是国党特务给很好地甄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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