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李正齐

编发/史乎文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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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想当兵，矢志不移。上小学的时候，教室里的墙上张贴着许多不同时期的人民战士宣传画，个个威武神勇，他们的英雄事迹，在当时十几岁的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那时我就想着，自己长大了也一定要去当兵。因为我打心眼里喜欢、热爱我们的战士。

上高中时（我上高中那年，是三个年级同时升入高中，有的同学甚至比我大了好几岁），我们四个班的男同学，在两年内就有二十多人报名当兵，应征入伍。每次看着这些同学身穿新军装，胸戴大红花，高兴地在接兵干部的带领下，走出学校大门，出发前往部队时，我的心里就一阵阵的失落。我多么想，自己也能在这当兵入伍的队伍里，可上学早的我，直到高中毕业，也才刚满十六岁（在当时，初中和高中都是两年制）。

在七十年代初，已经不能直接考大学（想上大学全靠推荐），因此城里的“知识青年”们，全都来到农村。我们这些生下来就在农村的孩子，在高中毕业后，也是回乡继续当“知识青年”。

回乡后，我本来是有机会，可以当民办教师的（在当时，小学民办教师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工作，每天不用下地干活就能挣工分不说，每个月还有额外5元的补贴）。因为，我的老父亲是村干部，当时，我同村的几位同学就是沾了他的光，当了民办教师（后来也都转了正）。但当时的我，有自己的想法，一是我自知水平有限（除了劳动课，我其它的学科都不出色），不愿误人子弟；二是我不愿意让别人说，是沾了老父亲的光。说实话，我从小人穷志不短，宁愿吃苦受累，也不愿被人说长道短。

回乡务农后，我担任生产队的农业技术员，什么苦活、累活，也都干过。当时，我还跟着几名城里来的知识青年们一起搞“创新”、搞“科研”。比如“玉米杂交”、“ 小麦移栽”、“ 水稻旱种”、“ 棉花育秧”等等。在农业技术员岗位上，我每天的生活倒也充实，但每到夜深人静时，每到闲暇时，我总是忍不住地问自己，“一直以来的当兵梦去哪了”、“就安于现状”、“就想一辈子留在农村，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每每想到此，当时刚满十七岁的我，心里就不禁泛起了波澜。

而且在当时，对于务农种地，乡亲们也经常自我调侃说，我们是“修理地球”的。每当我听到“我们是修理地球的”这句话时，我心里就感觉酸酸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但在村里参加劳动的那些日子，也使得我对父母、对乡亲们，有了更加直接和深刻的认识：他们是最淳厚、最朴实、最吃苦、最善良，也是最容易满足的大众群体。但他们，也都并不安于现状，他们希望自己的后代能跳出农门，不再像他们一样，每天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很显然，在当时，当兵，是农村青年跳出农门的唯一踏板和途径。再加上，那是一个“不爱红装爱绿装”（六五式军装的颜色是绿色）的年代，当兵，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因此，当时的我，就在心里暗暗下定了决心，我一定要去当兵，一定要走进那让我魂牵梦绕的部队。

尽管我当兵心切，但入伍的过程，却并不顺利。1973年11月底，刚满17岁的我，第一次报名当兵，就以失败告终。记得当时在进行征兵体检时，我们全公社两百多名报名青年，按照身高高低排成一排，接受接兵首长的“目测观察”（看身高、体重是否达标）。因为当时的我，还很瘦弱，因此就排到了最后一个。

站在队伍最后面的我，本来就底气不足，再加上有些紧张，所以就更不敢抬头，因此也显得更低了。记得当时，接兵首长在走到我面前时，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就把我叫到一边“过秤”（也就是称体重），尽管我暗自使劲往下坠（不管用），再加上早上出门前，还灌了满满一肚子水（我知道自己体重可能不达标），结果连衣服带鞋一起，也只有七十七斤（八十斤才达标）。见到这种情况，接兵首长就拍了拍我肩膀，无奈地说：“小伙子，你这体重不达标，但不要灰心，明年再来。”

就这样，距离合格体重只差了三斤的我，第一次报名当兵以失败告终（可谁又能想到，后来在部队工作和生活了十二年，转业离开部队时的我，体重竟达到了一百七十斤）。为此，当时的我，还难过了好长一阵子。但没办法，事已至此，只能等明年部队来征兵时，再继续报名。

就这样，一年的时间是转瞬即逝，转眼就来到了1974年11月中旬，接兵首长也再次来到了我们公社。而这次来的接兵首长，跟去年的还不一样，穿的是“上绿下蓝”的军装（别人告诉我，这是空军部队）。当时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真是高兴极了，果然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而这次报名当兵，过程虽然也小有曲折，但在1974年12月16日，我还是如愿地领取了入伍通知书和新军装。记得当时在领到新军装后，我真是高兴的不得了，嘴里整天都哼着小曲 ，走路也是连蹦带跳，只盼着自己能早日飞到那让我朝思暮想、日思夜念的部队。

记得在领到新军装的第二天，我穿上稍稍有些偏大的军装（这时的我，还是有些瘦弱），想让母亲看看，高兴一下。可没想到，当我穿着新军装，高兴地站在母亲面前时，母亲竟忽然开始哭了起来。当时还懵懂年幼的我，根本理解不了母亲的心，只是傻傻地想着，“自己终于如愿当兵了，这是好事，怎么母亲还哭呢。”要知道，如今已年近七十的我，也经历了各种人情冷暖，并不是一个不坚强的人。只是当写到此时此刻，又想起我那吃了一辈子苦的母亲，真是悲伤不已，潸然泪下。可怜天下父母心。

那几天（从领取到入伍通知书到出发前往部队，有一个星期的准备时间），到我们家为我送别的人，也是络绎不绝，比过年还热闹。真是应了那句话，“一人参军，全家光荣”。除此之外，村里几位退伍的老兵，也都手把手地教我打背包，并反复叮嘱我，“到了部队后，一定要听领导的话；眼里要有活，手也要勤快；吃饭的时候，要“第一碗浅、第二碗满”（意思是第一碗时少盛点，赶紧吃完，再去盛第二碗）等等，反正交代的可认真了。相比于母亲的不舍，我的老父亲倒是挺高兴，他整天忙着招待乡亲们，脸上也写满了自豪。

记得在离开家、出发前往部队的那天早上，在吃完早饭后，父亲、母亲、弟弟和小妹，一起把我送到了村口（我们四位待入伍的青年，要在大队民兵连长的带领下，步行前往公社新兵集合点集合）。在我们一行五人，准备出发时，母亲拍了拍我的衣服，抹了把眼泪，然后从怀里摸出一个布包，塞到我手里说，“这里面是十块钱，你带上，到部队了，买点需要的东西。”

当时看着母亲塞到我手里的布包（在当时，在七十年代，十元钱可不少。而且那零零散散的十元钱，也不知道是父亲和母亲攒了多久），看着眼前还不到四十岁，已经头发斑白、腰也有些弯曲的母亲，我的心真是一阵阵的痛，而后，我的眼泪也不自觉地流了下来。我告诉母亲，我们到了部队后，每个月都有津贴，用不到这钱。可无论我怎么说，母亲都是坚定的摇着头，然后强硬地把那布包再次塞到我手里，不容拒绝。

就这样，我胸戴大红花、背着大背包、身穿新军装、怀揣着那沉甸甸的十元钱，带上父母对我的期望和怀着对家深深的眷恋，踏上了前往部队的路程。那一年，我十八岁。

乘坐闷罐火车一路北上，来到部队后，我们首先面临的，就是为期四个月的新兵训练。四个月紧张又新鲜的新兵训练，时间说长也长，说不长也不长，但都让我们这群十八九岁的懵懂青年完成了向一名合格军人的初步转变，也使得我们一步一步走向成熟。

新兵训练结束，临近专业分配时，连里让我们每人都填了一张表（目的是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特长），我填上了“开过柴油机”（其实没开过），目的是想当汽车驾驶员（在当时，学开车是十分热门的专业）。

但宣布结果后，我成了一名报务员。后来我才知道，是接兵和带我们训练的老排长（姓王，对我很好），发现了我的特长（我的手指头比别人长）。他是报务员，知道手指长，发报弹跳力好，因此才推荐让我当报务员。无论是当时，还是此时此刻的我，打心底里都特别感谢老排长，他不仅把我接到了部队，还帮我选择了适合我的专业。

果然，报务专业成就了我，也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1978年底，当了四年兵的我，被提干为台长（相当于排长，每个月52元工资）。提干后，照例就是回家探亲。而我，在一次回家探亲时，就穿上了“四个兜”军装（在七十年代，干部和战士唯一的区别，就是干部的军装是“四个兜”）。记得当时，当我穿着崭新的“四个兜”军装，拎着给父母、弟弟妹妹和亲朋好友们带的特产，风尘仆仆地站到村口时，乡亲们都笑着说，早就知道这孩子有出息。虽然乡亲们这话有些“言过其实”，但我知道，他们也是打心底地为我感到高兴。

岁月不堪数，到今天，转眼四五十年过去了，回首往事，感慨万千。是部队培养了我，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王排长，忘不了那些关心、帮助我的领导和战友们，忘不了三十三团。

十二年军旅生涯，难忘。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