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赵文尧
编发/史乎文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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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2月,我应征入伍;1985年12月,我结束了自己十二年的部队生活,在副营股长的职位上,转业回到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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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我十二年的军旅生涯,我自1974年3月下连队当饲养员开始,一年后当“上士”(1975年),三年后成功提干(1978年),被任命为司务长。之后,我历任副连长(1980年)、连长(1982年)、副营股长(1984年)。最后在1985年,在副营股长的职位上工作一年后,我离开部队,转业回到地方。
因为在部队里,我长期从事后勤伙食工作(当了一年饲养员,三年“上士”两年司务长,两年副连长),所以对于七十年代部队的伙食标准和津贴工资,到今天,虽然过去了四五十年,但我还是记忆犹新。
在七十年代,部队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0.45元,粮食定量是每人每月45斤,包括三分之一的大米,三分之一的面粉,三分之一的粗粮(玉米和粘小米)。面对每天繁重的训练和工作,如果完全依靠0.45元的伙食标准,肯定是不行的,那怎么办呢。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当过兵的都知道,部队除了是战斗队外,还可以说是“生产队”。也就是说,在那个年代,很多部队的连队除了有一定量的蔬菜地外,还有以团为基本单位进行生产种植的农场。
连队的蔬菜地,主要是在原有0.45元的伙食基础上,改善连队日常的蔬菜供应。而部队农场,就是要保障各个连队粮食的供给。
在我当“上士”时(1975年到1978年),我们连队大概有二十多亩菜地。听连里的老兵说,原来我们部队还没移驻前,菜地比现在多得多,估计有一百亩。而团农场开垦的土地,也有将近五六千亩,主要是种植小麦、葵花(榨油)和高梁(扎扫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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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的伙食标准是由所处年代决定的,这是客观原因。但每个部队的各个连队的具体伙食情况怎么样,这就要看连队的主观能动性如何了。当时,我们团伙食最好的两个连队是我们连队(二连)和四连,而我们连队伙食比较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就是连队历届主要干部(正副连长、正副指导员、三个排长和司务长),都坚持“多劳多得”的传统。
比如说,我们连在到团农场进行劳动时,在完成了规定的劳动任务后,连队还会再安排干部和战士打草(目的是晒干后用车拉回去喂猪)。另外,连里猪养得多,产生的肥料就多,反过来蔬菜地的菜就长得多、长得好。菜地种得好,菜长得多,这连队的伙食就不会差。
连队生活和家庭生活一样,有底子的和没有底子的,伙食完全不一样。当时,我们团有不少连队底子差(或者说就没有底子),他们在面对伙食这个问题上,调节和周转的能力就比较差,往往到了年底,就要去团部“预支”。而“有家底”的连队,调节和周转的能力就比较好,完全能做到自给自足。
第二,就是连队历届干部,都能坚持严格自律。
可以说,看一个连队各方面好不好,最关键的就是看这个连队的连长、指导员等干部能不能严格按照标准来要求自己。
比如说在连队杀猪时,连里的战士们是不是每人每次都能吃上猪肉,这是考验连队干部的一个关键点。别的连队怎么样我不知道,反正我们连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那就是每次杀猪时,连长或指导员都至少要有一个在现场,大家互相监督。
记得当时,在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分专业、下连队后,我们来到二连的第三天,有一个高个子新兵,在吃晚饭时,悄悄扔了一个他吃不下的馒头,我们连长看见后,立刻对这位新兵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教育,然后还要求他连续吃三天的玉米发糕和咸菜,以忆苦思甜。平时,我们连里的干部和战士,都是在同一个食堂里吃饭,也没有任何特殊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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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说起我能在当一年饲养员和三年“上士”后就提干的原因,离不开我们连长的“慧眼识珠”。
当时,在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在我来到二连时,我们连长每次看到我就笑,说我个子不高不低(一米七一),文化水平还行(在当兵前,我曾上过一年高中),看着也比较机灵。当时的我,听了连长的话,还不明白连长是什么意思。直到在我来到二连的一星期后,连里直接一纸命令,派我到炊事班当饲养员(饲养员,顾名思义,工作就是专职养猪),到了这时,我才明白连长话里的意思。
在当时,仅仅依靠那每人每天0.45元的伙食标准,战士们吃饱倒是没问题,但饭菜里很难有油水。而为了改善大家的伙食,为了让大家能吃上肉,每个连队都会养上几头猪。因此可以说,这养猪工作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
记得当时,我们二连一共养了七头猪,每到重大节日时(比如春节、八一和十一),都会宰上一头来改善伙食。而饲养员的工作,就是每天照顾猪的饮食起居(包括早、中、晚三顿饭)。在我当饲养员的那一年里,我认真仔细,把连里的七头猪,养的是膀大腰圆、膘肥体壮。
因此,在1975年3月初,养了一年猪的我,因为工作突出(当时,在养猪的工作之余,因为算术比较好,我也会帮司务长规划计算连里每个月的伙食收支),连里一纸命令下来,我被任命为二连的“上士”(“上士”,也叫给养员,与班长同级,工作就是在司务长的带领下,负责连里蔬菜和食物的采购工作)。
为什么会有“上士”这个称呼,那是因为在取消军衔制之前(1965年6月,我国取消了军衔制),连队的给养员大多数是由班长级的老兵担任,他们通常是上士军衔,因此在平时,大家也习惯性的称呼他们的军衔——上士。但在取消军衔制后,这个称呼由于习惯,仍然没有变动,大部分部队都是如此,还是以“上士”代替给养员的称呼。
在“上士”的任上,我一干就是三年。这三年里,我在副连长(七十年代在部队,副连长的任务是协助连长处理连里的工作。但具体分配下来后,其实副连长主要是统筹规划连里的伙食工作,也就是带领着司务长、“上士”和炊事班,负责连里的伙食安排和农业生产)和司务长的带领下,认真的为二连战士们每天的伙食努力着。
我不仅详细认真的计算和核实了连队每天伙食收入和支出的情况,还在工作之余帮助司务长,对炊事班每个星期的菜谱,做了合理的统筹规划(确保大家一星期至少吃上一顿大肉)。因此,在担任“上士”的三年里,我多次受到连长、副连长和司务长的表扬。并且,在1977年7月,我被连队列为提干人选;在当年年底,我还到团卫生队进行了提干体检。可以说,到这里,我距离自己成功提干,只有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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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步之遥,还是让我足足焦灼地等待了三个月(当兵,没有不想提干的。因此,当时在进行完提干体检后,我每天都在期待着提干命令的下发)。直到1978年3月的一天晚上(当年老兵退伍后),在吃完饭晚点名时,我们教导员(姓李)忽然出现,然后当着全连战友的面,宣布了我被任命为二连司务长的命令。那一年,我二十二岁。
当时听完教导员宣布我提干的命令后,我的心里有激动,有开心,但更多的是感慨。毕竟,我一个农村兵,在只上了一年高中(在七十年代,中学是四年制,两年初中,两年高中),能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能成功提干留到部队,除了自身的努力外,我,无疑是幸运的。
在提干后,我由原来每个月15元(当兵第五年)的津贴(当兵前五年,每个月的津贴分别是6、7、8、10、15元),也变为了每个月54元的工资(基础工资是52元,还有两元的补贴)。记得当时,在领到第一个月工资时,我看着手里那39元“巨款”(每个月54元工资,扣除15元伙的食费外,实发到手39元),真是激动的手都在颤抖。
说39元是一笔巨款,这一点也不夸张。记得当时(大概是1976年6月),我还在当“上士”,有一次跟司务长外出买菜时,因为到了中午饭点,又来不及赶回连队吃午饭,司务长就带着我去路边的一家小饭馆,简单的吃了一顿。
记得当时,我们司务长点了一条豆瓣鱼、一个麻婆豆腐、一份素菜汤和两大碗米饭(要粮票)。因为太久没吃鱼(上次吃鱼,还是1976年的春节),那顿饭我食欲大开,吃的是酣畅淋漓。
吃完饭结账时,服务员说一共一元八角钱(当时的正常物价)。当时听了服务员的话,我就立马开始掏钱,心里想着怎么也不能让司务长付钱。但就在我掏钱时,司务长摆了摆手,示意我停下,然后他付了钱。等司务长付完钱,我俩走出饭店后,他笑着对我说,“小赵,在部队里,战士和干部一起外出吃饭时,有这样一个说法——当兵的跑腿,当官的付钱。”
当时听司务长说完话,我的心里充满了暖意,这就是我心心念念的部队,真是干部战士一家亲,也真是官兵一致。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到今天,转眼四五十年过去了,很多事情我已淡忘,很多名字也已遗忘,就连司务长的面孔,也逐渐变得模糊了起来,但司务长的那句话,我却一直铭记在心底,直到今天。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