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和求学

1911年7月，我出生在陕西省府谷县城内的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小名“全福”，上学后改名“高举”，字“志挺”，抗战后改为“克亭”。

我全家8口人，除父母、兄长外，还有两个嫂嫂及两个妹妹。母亲是家庭妇女，父亲、兄长均经商，而且兼营几个商店，兄长曾任县商会会长。父亲高直甫受“土地为本”的思想影响，又投资买了些菜园地、山地，并租给佃农耕种，成为商业资本家兼地主。父亲为人厚道，性情谦和，乐于助人，从不发脾气。记得他曾钻研过陈修园的《医宗金鉴》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自学中医，免费为穷人看病。因而，群众称他为“善人”。我是老生子（小儿子），父亲对我特别喜爱。小时候学校兴换帖结友，我结交了许多朋友，有些是穷学生，他们有困难，年节置年货没钱，我就帮助他们在我家商店购物，付不起款就以我少东名义赊欠。我年小上不了账，临时记到赊欠账上，到年底结账时转到我父亲名下，我父亲才知道这笔欠账。老人家虽然不高兴，但也不讲什么，怕我作难。母亲也是位心地宽厚的老人，同情有困难的人，遇到来借钱的人，人家哭鼻子，也顾不上看看是真是假就把钱拿出来了。

我的家乡府谷县属陕北23个县之一，地处黄土高原腹地的黄河西岸。“千年黄河水东流”的黄河水，在这里留下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观——黄河水西流。府谷县境内山连着山，平原很少，而且缺水多早、山光坡秃，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因而地瘠民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历来是兵荒马乱的地方，官府的统治亦比较薄弱。有一首不知何时流传下来的民谣很能说明当时的情况：“府谷城，黄土坡，穷山恶山饿石头，黄河水倒流。”府谷城就有了“饿石头”的别名。

在封建伦理道德思想影响下，父母望子成龙心切，又由于社会动荡，没有权势是很难保住家产、保住门面的，因此，父亲希望我能读书出名，做官显亲。

我7岁那年（1918年），父亲便送我进一所设在县城东“明伦堂”祠堂内的私塾读书。虽然私塾地址离我家不太远，入学的第一天，父亲还是亲自去送我。记得私塾先生叫杨廉，一起就读的有十几位同学，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论语》《孟子》《诗经》等。那时念书，纯粹是死记硬背，先生眯缝着眼睛，摇头晃脑地读，学生则天天咿咿呀呀呀地念书、背书，根本没有什么讲解，读了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天天背书，若背不出来，先生就要打板子，有时先生还用他的铜烟袋打。凡是先生要打，是决不会“手下留情”的，学生的手掌、手背常常被打得青一道、紫一道，因此学生见了先生，如同老鼠见了猫一般。每年的节日，如春节、端午节、仲秋节等，学生还要给先生送礼，而先生对学生态度的好坏，则要看学生送礼的厚薄。礼送得多，学生就少受打骂，而且教书也比较认真，反之则不然。

我在这里读了5年书。在这期间，有几件事使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一些影响。

其一，哥老会与营救五舅。府谷县位于陕（西）晋（山西）绥（远）三省交界处，与山西省保德县隔河相望，当时陕北受军阀镇守使井岳秀的统治。这个反动军阀统治陕北多年，横征暴敛，无恶不作，人民恨之入骨。地处府谷边界绥蒙一带人民因生活困难所逼，铤而走险，组织哥老会会门团体以图自保，参加哥老会的人大都是被迫揭竿而起的农民，他们一面种地，一面组织起来拿起武器同官府进行斗争，有时也打富济贫，人称“独立队”，而统治阶级官府则称之为土匪。有一次，哥老会要攻打府谷县城，我五舅做攻城内应，不料事情败露而被捕，眼看就要杀头。为了营救五舅，我母亲带着我到士绅名流家求情，恳请他们出面保释。大概是我父母的人缘尚好，因而，许多绅商和各界人士到官府请愿，终使五舅获释。五舅出狱后向我母亲跪拜道谢，母亲劝他安分守己，不要再干了，而五舅似乎没有理睬，不久就走了。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像他这类的青年人，即使在赴刑场的路上也毫不畏惧，沿街商店门前摆着酒菜，以表示送别死者之意，这是本地的老习惯，他们有的拿起大碗酒一饮而尽，喝完把碗一摔，胸膛拍得“嘡嘡”响，高喊“再过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记得一天官府一次杀了28个人，全是青年，有好多就是府谷县人。那时我还小，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对这么多青年被杀感到惋惜，对这些人的英雄气概很是佩服。

其二，派款父亲被打。在当时的社会里，封建割据的军阀就是当地的土皇帝，是靠压榨当地群众而生存的，因此，军阀部队向驻地各界人士派粮、派款是常有的事。有一次，军队又向地方派款，而恶绅吴乾元仗着其与官府关系密切，硬把应摊在他家的款项转嫁到我家和其他一些商人身上，这自然引起我父亲和其他人的不满。我父亲愤而找他讲理，但吴乾元仗势欺人，不但不交纳自己应交的钱款，反而指使人打了我父亲，官府还硬叫我父亲再交份罚款。此事我父亲愤愤不平，我也感到官府、军队太不讲理，社会黑暗，世道不公，以至于斯。

其三，父亲喜欢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也喜欢看戏，因此经常给我讲黄巾起义、群雄割据、梁山好汉等一类故事，还常带我看戏。记得有一次到城内关帝庙看戏，父亲对我说：“这个地方是农民打天下时做过的‘金銮殿’。”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关帝庙在明朝府谷县清水人王嘉胤造反攻进县城后，曾以此做“金銮殿”称帝。这些英雄造反的故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影响。

在我读私塾期间，中国社会正处在大变革、大动荡的前夜。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产生了强烈反响，一批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使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剧烈变化。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国革命从此掀开了新的篇章。然而地处偏远一隅的我的家乡，依然是一片死气沉沉，就连我们这些读私塾的孩子，头上依然拖着长辫子。但既然冬天即将过去，春天的来临还会久远吗？

府谷县的经济、文化之落后，反映在教育上便是全县仅有一所“新学堂”，即府谷县高小，是全县的最高学府。

学校坐落在城南门外的城墙边，面对黄河。

我12岁那年（1923年），由私塾转到县高小上学，这也算是一个飞跃吧。到这里上学，必须剪掉辫子，不剪辫子不准进校门。这在当时可是我们家的一件大事了，因为这是向传统的封建思想的一种挑战。我母亲这一关就难通过，她抚摩着我的辫子，流着泪，怎么也不肯让剪。后来，亲友们反复劝解，以不能耽误孩子的前程一类话为理由说服她，才勉强同意了。我的辫子剪下后，母亲还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一个匣子里保存着。为了进这所“新学堂”，家里还特意为我做了一身蓝制服。剪掉辫子，再穿上新制服，我倒真打扮成“洋学生”了，心里充满了新鲜感。

“新学堂”的课程果然与私塾不一样，有国文（即现在的语文）、算术、英语、历史、地理、修身（类似于今天的政治课）等，其中国文、算术、英语是主课，教员大都是外地学校毕业的学生，也有前清老学究讲古文。青年教师大都崇尚西学、国文，有时也自编讲义。我记得他们就编选过胡适、陈独秀的文章。学校里考试极严，不及格者要留级。

学校的前期校长叫刘聘之，此人数学课讲得很好，而且学问好，人格高尚，很受学生欢迎，在学校管理上也较为开明。后期校长叫“尤天一”，外号“油脖子”，是山西第一师范的毕业生，原任国文教员，后当上了校长。他当校长后，又请了几个他在一师的同学到校任教，这些人学问还好，但思想陈腐，以吃饭混事为准则。尤天一是个善于逢迎拍马的人，与县长交往甚密，很得县长的赏识，因此县长派他的承审员塔某到学校担任了国文教员。

我在县高小读书的几年，正是全国形势急剧动荡的年代。马克思主义已经得到传播。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和维护，我父亲就是个三民主义的拥护者。

在这期间，我在家庭包办下结了婚。我不赞成，学校老师也都表示不赞成，认为早婚有害。但父母执意要办这门亲事，我也只得服从。

陕西政局的变化

1926年9月，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在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的支持帮助下，愿意参加国民革命，策应北伐。在绥远的五原誓师，率全军加入国民党，成立国民联军总司令部，冯任总司令，共产党人刘伯坚任政治部部长。关于出师路线，冯玉祥接受了李大钊的建议：首先援陕，然后东出潼关，和北伐军会师中原，共同北伐。冯军入陕路经陕北，汽车开进府谷县，使我第一次见到了汽车。因为冯军纪律比陕北军阀井岳秀部队好，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赞扬。

11月下旬，冯军驱逐了包围西安的北洋军阀刘镇华部，使在共产党人帮助下坚守西安达8个月之久的进步将领杨虎城、李虎臣部队得以解围。于是，陕西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快形成国共合作新局面，以西安为中心，大革命风暴席卷陕西全省各地。在共产党人的参与支持下，不少县建立了国民党县党部，有许多国民党员是共产党发展的。工人、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相继建立了陕西省总工会和陕西省农协会。并创办了中山学院和中山军事学校，为党和革命培养了不少优秀干部。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共产党还领导创办了陕西《国民日报》，出版了许多进步刊物，翻印了大批进步书籍，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

大革命的浪潮也逐渐影响到了我的家乡府谷，革命的新思想通过些府谷旅外求学的学生传播进来，人们日益觉醒。

驱逐一高反动校长的斗争

1926年冬，府谷第一高小学生不堪忍受学校当局压迫，同时受外界革命影响，要求自由、阅读新书，和府谷旅外学生联络、成立学生会等，遭到校长拒绝。而且学校管得更加严厉，不许学生课外活动，监听住校学生的言论，甚至有污辱学生的行为，引起广大学生的义愤和不满。

这时在广州黄埔，以及武汉、西安、太原等地求学的府谷学友不断寄来革命书刊，如宣传三民主义的《四字读本》《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陈）独秀文丛》和纪念廖仲恺的文集等；还有在太原求学的神木、府谷学生共同编辑出版的《府神钟》刊物，意在唤醒府谷、神木的民众，揭露陕北军阀井岳秀的黑暗统治，号召学生和工农大众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对军阀井岳秀的斗争，这些都对府谷一高学生思想上有很大触动，要求驱逐反动腐朽校长尤天一的斗争愈演愈烈。

尤其是在山西汾阳明义中学读书的府谷学生赵镈放寒假回家，宣传革命，同情一高的学生斗争，经常跑到学生中间出主意，鼓动指导学生坚持斗争，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不久党派他赴黄埔军校学习，我送他到黄河畔。

县一高的学生斗争以十班的学生为主，这是学校中最高年级的学生，在进步学生领导下，场驱逐反动校长尤天一的斗争开始了。我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但不是主要领导人。我们首先派代表质问尤天一：为何不许学生课外活动，不许学生和旅外府谷学生通信联络，不让学生成立学生会等。尤的态度很傲慢，他训斥代表说，这是校规，要好好念书，不要违犯校规，否则前途不堪设想。学生代表遭到训斥拒绝后，立即向学生宣布了交涉经过，这时学生怒不可遏，一拥而上，砸了校长办公室，拉出校长尤天一。尤不走，学生硬把他拉走，拖出校门外，关闭了校门，接着举行大会，选举成立了学生会，并组织了纠察队保护学校，不让外人进校。

尤天一跑到县长那里告状，说学生造反了，把他赶了出来。还造谣说学生不但打了他，还打了其他教员，县长派去的亲信教员塔某也被打了，等等。县长听了很生气，带着警察到南门城墙上向学校院内喊话，问他那个亲信教员塔某情况如何。塔某高声答道：“我很好，学校秩序也很好，这里没事，您放心吧！”

县长听后，知道尤天一说假话，便置之不理，走了。因为尤天一不学无术，人格卑劣，所以许多教员也对他不满，同情学生的斗争。赶走尤天一的第二天，我们结队上街游行，揭露尤的黑暗统治，要求罢免其校长职务。后到教育局请愿，经学生代表和教育局谈判达成协议：同意罢免校长尤天一，但要等到十班学生结业考试完毕去职。学生斗争取得了胜利。尤被罢免后，新任校长严叔先是共产党员、府谷县共产党的负责人，也是国民党府谷县党部负责人，县立一高成了国民党县党部的所在地，尔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起来。由此看来，府谷学潮是府谷大革命到来的先声。

参加府谷大革命活动

进入1927年，府谷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共两党的组织开始建立。在此之前，府谷县共产党员大都是在旅外求学时入党的。例如赵镈同志是1926年初在外地求学时加入共产党；还有刘天鸣等都是在外地求学或从事社会活动时入党的。府谷共产党的活动是在严叔先任县立一高校长期间开展起来的，府谷国民党县党部也是这时期建立的，因此国共两党是家人。后来国民党发展起来混入不少投机分子，成份复杂，思想混乱，逐渐和共产党闹开了磨擦。

当时我党存在关门主义，发展党员一定要纯洁可靠，学生要品学兼优，重视质量而不重视发展。要发展先发展为国民党员，经过在国民党内考察，认为够条件时再发展为共产党员，结果是国民党发展大了，而我党却发展不大。但当时府谷共产党比之国民党仍居优势地位。

1926年冬，我高小结业后，因年龄小家里不让我到外地求学，留在县上补学，准备来年秋季到外地上中学。因此，我经常去母校听课，学校里热火朝天的革命活动也深深地吸引了我。严叔先校长请了许多进步教师讲课，有的是共产党员，他们讲马克思的《资本论》、讲商品、讲剩余价值，讲无产阶级革命，我听了以后感到很新鲜。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马克思的名字，德国人，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非常敬仰。

这期间，我一高的同学好友柴培桂在绥德四师读书，他给我来信要我多接近严叔先校长，了解国家形势，参加革命活动。于是，我和严叔先的关系日益密切，积极参加各种纪念活动，和进步同学一起上街宣传国民革命，宣传打倒贪官污吏、劣绅土棍，高唱革命歌曲“打倒列强，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欢唱……”。

有一次进行反基督教的宣传活动，揭露基督教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要打倒基督教。那时我县基督教叫“公理会”，正在兴起发展教徒，我们游行队伍路经公理会门前，一面高喊反基督教口号，一面上去把公理会的牌子砸了，吓得那些传教士都跑了。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反动军阀张作霖杀害，同时遇难的有20多人，其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悲愤的消息传来，人们同声哀悼，纷纷举行追悼大会。

陕西省政府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也通令全省举行悼念活动，还印发了李大钊的油印遗像，介绍了李大钊的生平。府谷县在县城外大街的前桥戏台上举行了追悼大会，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和驻军的头面人物，许多团体的负责人参加了大会，戏场周围站满了群众，我手执红纸旗，和学生队伍站在一起。

追悼大会由严叔先校长主持。默哀之后，县立一高十班学生、共产党员李士英介绍了李大钊的生平事迹和遇难经过。记得他说，李大钊同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革命，一生过着清贫的生活。他没有什么遗产，留下的只有一些书籍。当讲到李大钊被害上绞架从容就义时连说：“就这样完了吗？不会完的！”他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声泪俱下，全场群众无不为之感动。当他讲到军阀张作霖在杀害李大钊时竟说“什么人都可以放，唯独李大钊等20人不能放”时，群众义愤填膺，“打倒张作霖！”“打倒吴佩孚！”“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口号此伏彼起，响彻云霄。

因前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暴露了他的丑恶嘴脸，所以会上也喊出了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口号。

各界代表都在追悼会上讲了话，表示沉痛哀悼。

府谷县长也讲了话，他是个老官僚，无知无识，慑于革命压力，也表示同情李大钊的遭遇，说守常（李大钊，字守常）先生不幸遇难，本人深感悲痛等。

会后接着宣布招收国民党员，凡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政纲者，均可报名登记参加。

我的一位表兄，平时好逸恶劳，是个二流子，他站出来打了揖说：“本人信仰三民主义，愿参加国民党为党员。”台上主持人要他上台登记，经过审查没有接纳他，他很不高兴。

我对我父亲说起这件事，父亲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徒，他说：“他是什么人？能参加国民党吗？”

这时国民党的威信还是高的。这种招收国民党员的方法很容易使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入国民党。实际情况也是这样，许多投机革命的人混入国民党，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后来叛变革命的重要因素。

时局在变化，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武汉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仍保持合作。陕西国共两党也保持合作，继续进行革命，但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之间的斗争激化起来。府谷县国民党内也出现左右两派之间斗争，主要是要不要遵行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右派诋毁三大政策，左派和共产党坚持三大政策。左右两派在一高开会争论时，我也参加了，是站在左派一边。当时在太原读书的府谷进步学生张国柱等正好回来，也参加了这斗争。府谷国民党左派占了绝对优势，右派处于少数地位，而且他们的主张不得人心，理屈词穷，自感孤立，最后左派取得斗争胜利。

但从此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因府谷地处陕晋绥边陲，交通闭塞，信息不灵，武汉政变汪精卫、冯玉祥相继背叛革命，宁汉合流，全国政局又发生重大变化，这些我们并不了解。

1927年暑期，经严叔先介绍，我到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去求学。绥德四师是当时有名的陕北革命的摇篮，校长李子洲和后任校长常汉三均是有名的共产党员，教员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培养出大批革命骨干，到这样的学校去学习，我是十分向往的。当时和我一起去绥德四师求学的还有高小的同学郝辅汉。

我们离开府谷，带了严叔先给绥德四师校长常汉三的介绍信，经保德、兴县、临县，过黄河到宋川堡，然后到达绥德县的义合镇。在义合镇碰到了从绥德四师逃出来的教员，他们说四师已被井岳秀部队查封了，常汉三校长也被捕了，四师不能去了。还碰到了税务局的霍维德，他也说不能去了。但我们求学心切，第二天仍然上路去绥德。不料走到三十里铺，看到大批的学生从绥德城逃出来，他们说四师已经被解散了，形势非常不好，赶快离开吧。看来四师真的去不成了，我们只好又返回义合镇，我和郝辅汉商议，他去太原，我回府谷再想办法。

大革命失败后府谷形势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中。我回到府谷县时，这里形势也发生了变化，革命处于低潮，许多革命团体停止了活动。府谷毕竟是穷乡僻壤，虽然军阀井岳秀也搞“清共”，但不十分严重，党处于地下，仍未停止活动，第一高小仍为我们控制，许多府谷旅外进步学生潜回家乡进行革命活动，有的是党派回家乡工作的。其中有些是我的好友，他们带给我许多革命书刊，还有马克思、列宁、李卜克内西的油印像。我把这些领袖像挂到我家商店楼上，并附有马克思名言“不劳动者不得食”。我读了《共产主义ABC》《社会发展史》等书，很受启发和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更加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同学们讲到蒋、汪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的罪行，更是无比愤恨。

听说陕西著名的共产党人李子洲、刘含初遭到监禁和杀害，痛悼不已，觉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要革命就会有牺牲，而如何减少损失取得革命胜利，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我同好友在我家商店楼上经常聚会讨论这个问题和未来革命前途问题，认为不管当前社会如何黑暗，革命如何艰难困苦，但前途是光明的，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由于府谷统治阶级昏庸，县长是老朽，没有政治头脑，只顾搜刮百姓聚敛财富，对政治漠不关心，这样便有利于我党的活动。特别是有些旅外进步青年，在当地教育界有点名气，县府很尊重他们，说话做事很有影响，所以府谷党的活动比较活跃，成为半合法性的，公开宣传拥护总理的三大政策，宣传实行耕者有其田、建立工农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演文明戏。记得演过《“三一八”惨案》，揭露1926年北京北洋军阀段祺瑞杀害陕西学生的事件，痛斥了段祺瑞摧残学生的暴行。所有这些活动无疑对府谷人民继续革命是个推动。但在反动军阀井岳秀统治下，“清党”活动愈来愈厉害，府谷严叔先等4人被捕，押解到榆林，经营救释放。从此府谷共产党处于地下做秘密工作，直至在农村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共产党才在这个地区取得合法地位。

1928年春，我考入了榆林中学。榆林中学是陕北的最高学府，党的基础也很好，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虽然经过敌人“清党”，一些著名的共产党员被迫离开学校，但革命的力量仍然保存了下来。学校里虽然没有公开的党的活动，但可以看到党内读物，可以半公开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学生运动也比较活跃，经常组织演戏、讲演。

我在榆林中学只呆了一个学期，这期间，我接触了一些共产党员同学，他们见我的言行、思想都很倾向革命，曾表示要介绍我加入共产党。但因在放暑假时家里要我去太原求学，从而失去了入党的机会。

【高克亭（1911年7月1日—1998年3月17日），陕西府谷县城关镇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太谷铭贤中学党支部书记，中共山西特委委员、交通员，共青团河北省委山西特派员，中共太谷县特支书记，山西省互救会中共党团书记。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任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部调查统计科科长。同年10月调山东工作，历任中共苏鲁皖边区省委及山东分局组织部科长，鲁东南特委书记，中共滨海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鲁中区党委组织部长、城工部长，鲁中区党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鲁中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鲁中南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954年历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兼工委书记、省总工会主席、分局工业部长、山东分局副书记。1954年—1958年，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山东省副省长。1958年10月—1978年，任青海省副省长、省委副书记、书记。1978年—1979年，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省革委副主任。1979年后历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省顾委主任，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党史学会会长。1998年3月17日逝世。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