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之得名由于创立南社,南社之得名由于提倡革命。然而南社之所谓革命，鲁迅早在五十年前就已经做过精辟的分析:“即如清末的南社，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他们叹汉族的被压制，愤满人的凶横,渴望着‘光复旧物’。但民国成立以后，倒寂然无声了。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后，重见汉官威仪’，峨冠博带。而事实并不这样,所以反而索然无味,不想执笔了。”
其实,鲁迅先生的评论还是忠厚的。辛亥革命以后南社的分化,沉默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此外则投靠北洋军阀者有之,投靠蒋介石南京政府者有之;像柳先生那样,敢于在蒋介石的反共的鼓噪声中昂然高唱“世界光明两灯塔,延安遥接莫斯科”,到了一九四九年终于发出了“联盟领导属工农,百战完成解放功。此是人民新国庆，秧歌声里万旗红”这样的欢呼来的，真可谓凤毛麟角。一九三五年柳先生《浙游杂诗》里面有关于苏曼殊的一首诗说:“名场畫虎惜行严，孤愤佯狂有太炎。更忆囹圄陈仲子,曼殊朋旧定谁贤?”今日盖棺论定,恐怕不愧为贤者的正是柳先生自己。
我初次读到柳亚子先生的诗,是在我刚进中学的时候,有一本图文并重的《天荒》杂志，即有他一首七律的手稿。柳先生的题诗有句曰:“谁遣流民图郑侠?空教绝技擅僧繇!”对画家提出了一个严肃的任务:如果不关心民生疾苦,什么丹青妙手也是白搭!稍后则因为我当时偏好苏曼殊，凡是有关苏曼殊的文章一篇也不肯放过，这就更进一步认识了柳先生。例如苏曼殊因上海城隍庙开辟大商场,担心经营食担的此后将没有活路,柳亚子指出他具有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苏曼殊之所以说“遭逢身世有难言之痛”,是由于讳言生母的改嫁,自己是所谓“拖油瓶”,柳亚子又指出他对妇女问题的见解是保守的。凡此种种，使我觉得柳先生虽然以旧诗鸣海内，究竟不同于旧式文人。但是使我认定柳先生可亲而又可敬的，则是抗战前在上海一次书画展览会上看到他一九二六年在广州谒廖仲恺先生墓的一首七律之后。它的颂联“何止成名嗤阮籍，最怜作贼是王敦”，把国民党那些假左派、真右派统统骂倒了。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之后，有一次我同几个知心朋友谈起国民党的人物,认为最孚众望的是朱执信和廖仲恺;现在是除了公认的孙夫人和廖夫人之外,就应该数柳亚子了。说来也真巧,第二天一看报，赫然有一条新闻，说柳亚子被蒋介石国民党开除了党籍，因为柳亚子就皖南事变的问题打电报给蒋介石,斥责他倒行逆施，破坏团结，破坏抗战。于是我们几个人面面相觑,然后长叹一声:国民党真的容不下一个好人啊!后来我在桂林看见柳先生，把这段旧事告诉他，他不禁破颜一笑,比之为“孔北海乃知天下有刘备”。
先生一九四二年初从沦陷的香港脱险归来之后,定居桂林。他名所居曰“射日斋”,后又改名“羿楼”。他的女儿无垢有一个儿子，他给这外孙取名为“光辽”,念念不忘抗日以至收复东北失地。他还找人画了两幅画,一幅是“辽东夜猎图”,一幅是“樱都跃马图”。樱都跃马图矗立着一座幸德秋水纪念碑,象征战后日本革命的胜利。当然,幸德秋水并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他所坚持的始终是无政府主义。可是由于他是“大逆事件”的牺牲者，而“大逆事件”又是日本政府镇压社会主义运动的事件，因此幸德秋水也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了。抗战期间他已经找了不少人在画上题字;日本投降,他更兴高采烈，洋洋洒洒,连四周的绫边都题得满满的。说起抗战,他老先生虽然不能挥戈杀敌,用笔用口却实在是很积极的。
他衡量一个人也总是看其是不是真的抗战。当然，他也不免上了某些人的当。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军包围衡阳，桂林也岌岌可危。国民党报纸大肆吹嘘衡阳守军如何“忠勇”,还搞什么捐款慰劳，保卫桂林。先生激于爱国热忱，当场认捐一万元。一万元，在当时,通货膨胀已经到了恶性循环的程度的时候，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是对柳先生来说却是倾箱倒箧的壮举。柳先生是不事生产的,子女都是知识分子,穷教书的,日常生活全赖柳师母苦心经营，有时也接受一些老朋友的馈赠。现在一掷万金,有人说起这件事，柳师母不无懊恼地说:“这是家中仅有的一点钱了”。后来事实证明,衡阳并不是睢阳,守将更不是张巡、许远。这一年夏天到秋天这一段时间，他先是避居八步，不久即返桂林，然后是经桂林向重庆逃难。
桂林有一块元祐党碑,是蔡京为了排挤异己,把与司马光有关系的人统统称为奸党,除了请宋徽宗赵佶视书刻石,立于端礼门之外，还要通令全国，一律刻石立碑。这一股风也同样吹到了桂林。无独有偶，八百多年之后，蒋介石也袭用了蔡京的老谱，诬蔑共产党为“奸党”。柳先生是喜欢访寻史迹的，当然不会忽略了这块元祐党碑，而且赋诗纪事，一开头就是:“大书深刻锄奸党，万口千声颂圣人。”既然“奸党”今天有了新的含义，那么“奸党”的对立面原来的蔡京，今天无疑指的就是蒋介石。他对蒋介石是早就领教过的，他对蒋介石的不满可以追溯到中山舰事件。一九四五年他五十九岁生日，有人说他是与蒋介石同年生的，他一听立刻忿火中烧,于是借诗发泄道:“薰莸异类羞同齿,马谲曹奸举世诃。”
他之所以痛恨蒋介石，是恨他假抗日，真反共，也直接违反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他写了一篇七古,从蒋介石骂到吴稚晖,结尾是义正词严的呵斥:“追原祸首属纤儿,撞坏家居摧户牖。痛定思痛今何时,忍见豺狼更咆吼?”到了五月,他五十八岁生日，桂林文化界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会是由田汉同志主持的。这不是一般的庆祝会，而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的斗争方式。以祝寿为名,让大家各致祝词,借古喻今,指桑骂槐,寿星公本人当然也讲一讲他的感想。他自己认为对中国革命并没有做出多大的贡献,他也不如朱执信、廖仲恺那样长期在孙中山左右工作，他一生只见过孙中山两次，但是他很崇敬孙先生，特别是他晚年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定下了三大政策,显示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可笑的是现在却有不少人在那里曲解三民主义，连叶青也在大讲特讲。殊不知如果没有三大政策，就不成其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了。当他提到叶青这个臭名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发出鄙夷的哄笑。这样一号人当时却是蒋介石靠他同共产党打笔仗的黑秀才,岂不令人齿冷!
对蒋介石政府的种种措施，先生都是相当的敏感。本来以五月四日为青年节是陕甘宁边区西北救国青年联合会所规定的，毛主席在延安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青年运动的方向》中说:“现在定了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这是很对的。‘五四’至今已有二十年，今年才在全国定为青年节,这件事含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可是国民党却觉得这个规定不利于他们欺骗青年，于是改以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革命烈士纪念日为青年节。柳先生反对国民党的反动措施,他认为青年节之所以定为五月四日,是因为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开始,因而具有进步的意义。如果改为三月二十九日，那就是回到旧民主主义的老路上去。他奋然写了一首五律:“卅四年前血,沧桑一泫然。牺牲仁者勇，依附党人偏。数典浑忘祖,殷忧欲问天。官蛙声聒耳,浮薄误青年。”他自己对于青年也是非常关心的,只要青年有一点进步,他总是热情鼓励，而且尽力所能及去帮助他们。他所居羿楼的客人也有不少是青年，甚至于可以说青年客人比老年的还要多。他从青年身上感染到一股新生的活力，而且肯虚心倾听青年的意见。他自己说过，他性子很急，到了真所谓文思泉涌的时候，总觉得那支笔写得不够快,于是随意挥洒,越来越了草,有时勾画几下就算一个字，几乎近于速记,或者说是怀素式的狂草吧。这样写起来固然痛快，可是却难为了排字工人。因此他的文章非得在付排之前找人誊清不可。替他抄写文稿的原先有一位女同志,他称赞她抄起来“居然楚楚可观”。可是那位女同志是有职务的,没有多少工夫可以腾出来为他效劳。这样，抄写工作就由我承乏了。反正我当时是一个“无业游民”,可以自由支配我的时间,尽可乐于从事。碰到他考虑不够周到或者引用诗文小有出入的时候，我就把它空下来,等到见面的时候请他改定或订正。他听了就说:“弟言是也”。这种谦逊的精神是可与沈衡山先生媲美的。
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反共的活动越来越猖獗,国统区的抗战形势也随之越来越危急,柳先生忧心忡忡,幻想美国出面约束蒋介石。一九四四年叶莱士来华访问，一九四六年马歇尔又以特使的名义来华“调处”,他每一次都写信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情况，希望美国能正视现实,支持真正抗战有功的军队。写给马歇尔的那封信，因为杜鲁门接替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扶蒋反共的做法更加露骨，先生的措辞也更严厉。他正式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入歧途，要求马歇尔“速撤驻华之兵，速罢袒蒋之吏”,这才谈得上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当然,他老先生的用心是善良的,然而写这样的信却实在是对牛弹琴，与虎谋皮。他信后署名总是写上他的头衔:“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因为这是忠实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从而准确无误地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场。
他给马歇尔的信是说罗斯福逝世之后，美国外交政策走入歧途。实则他对罗斯福的做法也是有分析的。他在重庆是住在津南村,距离市区比较远,我有一次写信给他,恰值罗斯福逝世,信中也就提到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他老先生的回信承认“罗翁一代人豪”，但在处理国共关系这个问题上却还不如邱吉尔对南斯拉夫反抗希特勒的帮助那么果断,信末附录近作,其中有一首七绝:“法西浪学邯郸步,专制难消赢吕风。未必远东无铁托,棋差一着惜罗翁。”
他对毛主席是非常钦佩的,在重庆的一次宴会上,听到有人谈到延安近事,他高兴得跳起来,三呼“毛主席万岁”,并赋诗纪事曰:“尊前跋扈飞扬意，低首擎天一柱来。”半年之后，他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与青年画家尹瘦石联合举行“柳诗尹画展览会”,《新华日报》以整版篇幅刊印“柳诗尹画展览会特刊”,刊头题字是毛主席的手笔。高悬展览会大厅正中的就是这首七律。他觉得只说“擎天一柱”还不够显豁,于是改为“延都一柱”,表明是对毛主席的歌颂。字写得特别大,谁一进门,迎面看到的就是这幅字。至于“延都”这个字眼也是有正名的作用的。他说,领导全国的政治中是延安，写作“延都”即有一国的首都的意思。与此相应的，重庆虽然被蒋介石定为陪都，实际上并不具备首都的资格。因此延安题为延都，重庆则只可称为渝州。这是他的所谓“春秋笔法”。这种春秋笔法的运用，还见于他所写的一篇论述反法西斯战争的文章。文章结尾是各给中、苏、美、英四国元首称一声万岁。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都只带一个头衔,只有蒋介石前面加上了“坚持团结抗战到底的”限制词。意思是如果不是“坚持团结抗战到底的”就不配称万岁了。
毛主席飞抵重庆震动了山城,先生称毛主席是“弥天大勇”。他诗写好了，没等发表就写给我看,信中说他当初听说毛主席要来重庆,非常担心,怕蒋介石不守信义,“因有展堂、任潮之前车也”。展堂即胡汉民,任潮即李济深,都是曾经被蒋介石软禁过的。到他亲自见到毛主席，听了毛主席对局势的分析和此行的任务,“不觉大喜过望”,于是写了那首“一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开头的有名的七律。
毛主席那首《沁园春·雪》也是那个时候传出来的。据我所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先生要完成他亡友林庚白的遗愿，编一本《民国诗选》。林庚白的原书是十年前着手的,取材当然有不少的局限，先生要把选诗的范围扩大，首先想到的就是毛主席的《长征》。他根据当时流传的版本抄了一份，请毛主席校正在传抄过程中出现的错字。但是毛主席却另外写了那首《沁园春·雪》寄给他。他当即依韵和了一首。柳诗尹画展览会上先生抗战以来身边携带的诗稿全部陈列在一张桌子上任人翻阅。在他最新的一册诗稿上有他的和作和毛主席的原唱。看的人多了,当然立即不胫而走。先生晚年念念不忘的一件事是编写南明史。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历年搜集的材料都散失在香港。他在桂林写过一篇追记旧藏史料的文章，开列的书目真是洋洋大观。桂林学术团体先后请他做有关南明史的报告，更希望他在桂林能把南明史写完。他在祝寿会上也说到他编史的计划，并成立了南明史编纂委员会。可惜的是政局的动荡使他安不下心来。桂林告急，逃难重庆;抗战结束，蒋介石又挑起了大规模的内战，他连上海都住不下去了。南明史永远成为他的一部未完成的著作。
先生生平写诗，不主故常。早年论诗,反对同光体和那些风花雪月的陈词滥调,指斥“郑陈枯寂无生趣,樊易淫哇乱正声”。陈衍的《石遗室诗话》及《近代诗钞》收罗了许多不三不四的人的作品，偏偏绝口不提柳亚子的名字。柳先生也不乎,索性刻一个图章，自称“诗坛草寇”。他对于自己的诗是颇为自负的，其所作论诗绝句有云:“黄炉早哭林庚白,青史今推柳亚庐。”他认为“林诗深刻柳诗大”。严格说来,他的诗正如前人评论苏诗所说的那样,“如武库初开,矛戟森然,一一求之,不无利钝”,但是不时有出人意表的佳句，而且有时一连叠韵十数次，却能不露凑韵的痕迹。虽然这只能算是作诗的末技，倒也能看出他的才气和功力。有一次大家谈起和韵的问题，觉得最好是突破原韵字义的限制，另出新意，可是有些字即所谓险韵者几乎令人无从下手，他说也不一定。记得好像是田汉同志，当即插话说，即如吹嘘的那个嘘字，还能变出什么新花样?柳先生听了，略加思索，立即说:“中山主义传千古，鲁迅精神付一嘘。怎么样?”当时真是一座惊叹。
一般而论，他写诗总是直抒胸臆，不假雕琢。有时客人来了，请他写字，或者代人求书，他就问清楚求书的人的情况，只要他认为值得他动笔，他无不答应下来，甚至低头默想一阵，算是打好腹稿,随即铺开宣纸,一挥而就。另一方面,遇到应该斟酌的地方,他也不肯马虎了事。例如柳诗尹画展览会开幕那天，题名录前面有他写的一首诗,末两句是:“崛起西南张一帜,郑虔杜甫本同时。”第二天去看，诗页已经换了一张,“郑虔杜甫”改为“杜陵曹霸”,他特别给我解释:首先是郑虔杜甫与柳诗尹画的次序不适应;其次是郑虔陷贼不死，大节有亏;三是尹擅画马，比以曹霸更为合适。可见简单一句话还是大有讲究的,并不是一味的任气使才。而且他对于自己也一样的严于解剖。他承认自己还不脱名士习气，说教养是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十五岁即考上秀才，读的是四书五经,对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学运动史来说他算得是一个“史前人”，后来一个筋斗翻到了社会主义，旧东西那里能够轻易地洗伐净尽呢。他喜欢接近年轻的一辈,正是想借助青年的力量,使自己更好地接受新思想，真的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这也许就是柳亚子之所以为柳亚子的主要的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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