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我来到天津，担任誠孚公司管理的北洋纱厂厂长。1942年起,我又担任誠孚总公司工务处副处长,兼任天津誠学分公司经理，就不再担任厂长职务，而以副处长身份过問厂里工务。从1949年天津解放时起,一直到公私合营时期,我又重行担任厂长。因此，北洋紗厂和我个人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現在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和了解到的一些情况，談一談这个厂在解放以前所经历的一段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

北洋紗厂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当时天津棉秒布商张問泉根据他的东家“敦庆隆”紀姓的意图,集合隆順、隆聚、瑞兴盆、同益兴、庆丰盆、万德成六家同业以及永利銀号(号称“八大家”)集资二百万元开办的。第一任经理是“隆順”鋪东卞姓，第二任经理是“同签兴”鋪东范竹斋。建厂的时候,他們把这个厂叫做“北洋商业第一紡织股份有限公司”。他們所以要用“商业”和“第一”这种字样,据說有两种用意:一种用意是表示这个厂純粹是商人投资兴办的,以区別于軍閥官僚投資经营的紗厂(当时在天津有曹錕兄弟投资经营的恒源纱厂,有倪嗣冲等投资经营的裕源紗厂)。另一种用意是表明这是第一个厂子，将来要发展到第二个、第三个厂子……. 这个厂是在1919年开始着手筹备的。1920年先建立发电車間,并通过当时的买办赵聘卿,向美商慎昌洋行以五十万元訂购美国沙克洛威尔的紡紗机器二万五千錠;后在结汇时因外汇涨价,以一百万元购进。1921年进行安装，1922年投入生产。由筹备到生产,经历了三年多的时間。

那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各帝国主义国家喘息未定，无暇向我国市場进行掠夺，所以这个厂會賺了一笔錢，“八大家”也分到不少利潤。当然,担任经理的所得到的明利暗利更多一些。为了让大家都能沾上油水，卞姓和范竹斋以后，又換过黄献臣等当经理。但是，国际垄断资本不久又卷土重来，加以当时軍閥政府对民族资本工业又橫加摧残，北洋商业第一纺织公司在重重压迫下，也和其他民族资本工业同样陷于奄奄一息、朝不保夕的窘境。

在这种情况下,“八大家”中就有人議論起来,說什么厂子沒有銀行作后援，沒有当今权貴作支柱，是搞不了的。因此，他們决定招股投資，当有商人章瑞庭投資进去。章在天津经营恒記德軍衣庄,結识权貴,本人又是軍閥张作霖的盟兄弟,经常和軍閥官僚們打交道。可是，北洋商业第一纺织公司虽然有这样一个有权势的人物撑腰,还是经受不起外貨傾銷的打击,仍然沒有起色。而股东之間又为了爭权夺利,互相猜忌傾軋，矛盾百出，終于无法继续合伙经营下去了。他們就把厂子租給章瑞庭，让他独自经营。

章瑞庭接办以后,为了区别于旧厂,改称为北洋新記商业第一紡织公司。这个厂开始时也賺过一笔錢。但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货大量倾銷，把这个厂又挤上暗淡无光的道路。那时候天津最大的紗厂裕源紗厂关了門，1936年卖給日商。恒源纱厂因为欠銀行团的债，1934年由銀行团委托誠学信托公司管理。裕大秒厂被日商强行合办，宝成、华新两紗厂也相继停工，最后这三个厂于1936年都卖給日商了。碩果仅存的章瑞庭经营的北洋纱厂，最后也于1936年以六十八万元的代价卖给誠孚信托公司。

根据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銀行法规定，銀行是不許直接经营工矿企业的。金诚、中南两銀行是当时北四行中实力雄厚的銀行,它們为了突破当时銀行法的限制,进一步搞垄断、搞托辣斯，就共同拿出同等数額的資金組织誠孚信托公司。这个公司名义上是经营信托业务，实质上是金城、中南两行通过这个公司的组织形式来行经营工矿企业，也可以說是一种掩耳盜鈴的勾当。

誠孚公司第一笔生意，就是出資收买北洋新記商业第一纺织公司。从表面上来看,北洋紗厂是一个独立经营的企业,它也按合同形式支付誠孚公司的管理费用。其实，北洋紗厂与两行之間的关系,是一而二,二而一,不过手法做得隐蔽一些罢了。

两行收买北洋纱厂以后,挟其雄资，整理了残旧机器，并增添发电机二千、紗錠一万二千多枚,因而北洋紗厂一跃而为当时华北地区民族工业中的一个大厂。为了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利潤,它废除了工头制，由厂里直接招募工人，招募的对象以女工为主，并把每班十二小时的工作制改为十一个半小时。当时天津地区的紗厂,雇用女工的很少，又格于地方上的风俗习惯，女工应募的并不多。因此他們就远从上海雇来一批熟练女工，并从保定等地区招募一批青年女工来厂訓练。华北地区的秒厂将主要劳动力由男工改为女工,便是从这时开始的。

两行以经营北洋为基础,通过誠孚公司扩大其经济活动范围，1937年在上海又相继经营管理新裕第一、第二两个紡织厂、誠孚铁工厂、民生染织厂、新华印染厂等企业。两行把这些企业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具有托辣斯规模的经济组织,两行的实力亦因之壮大起来了。

两行在維护其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在一定范围内也有某种程度的协作。首先是利益均沾，如两行每年分别向北洋拿走一定的股息、利(一般是八厘)和所謂董监事酬劳金等。其次是主要人員安排上的平分秋色,即由金城銀行占任董事长席位，以金城銀行董事长周作民充任,并由中南銀行占任常务董事和经理席位，以天津中南銀行经理王孟钟充任。1937年誠孚总公司在上海成立，周作民、王孟钟相继去上海，北洋业务无暇兼顾，两行又分別以北京金城銀行经理楊济成、天津中南銀行副经理张重威代替周、王的职务。

两行又共同規定,北洋生产資金有余裕时，一定要分存两行;当北洋生产資金有困难时,必須向两行借款。另一方面,当两行本身游資过多、无法放出时，它們就要求北洋停止卖紗，向两行借款买进原棉等,为两行的游資找出路。如果两行的资金发生困难时，两行又要求北洋多卖紗,把現款尽速存进两行，以供两行运用，为两行解危。两行通过这些手段把北洋经济控制起来为两行服务，北洋不啻成为两行的外庫了。为了便于控制北洋，連北洋的事务所也被安排在两行行址之間的久安大楼里。

两行虽有一定程度的协作,但也不是沒有矛盾的,尤其是牵涉到一些具体問题时表現更为突出。例如:北洋发給工资要用現錢,两行根据协議各筹划一半。金城銀行在天津市区内所設分支机构比較多，其经济活动范围比較广,因此筹划現錢也比較容易。而中南銀行在天津市区内所設分支机构比較少，其经济活动范围远远 不及金城,因此筹划現錢很費劲。金城尽管尙有余力,从来也不肯予以支拨,而是袖手旁观。

两行除生产方面不得不聘用技术人员担任厂长外，其经营大权由事务所经副理全权掌握。事务所上自经理、副理,下至基层核算人员,大都是由两行推荐而来;尤其是经副理人选，大都是由两行大员出任。即或一时找不到这样一个合适人才的时候，宁可让两行的副经理来屈就此职,从来也不肯放松一步,为的是不使大权旁落。楊固之以天津金城銀行副经理身分出任北洋事务所副经理，就是其中一例。

两行在通过种种手段控制北洋经济大权的同时，又要求北洋和两行所经营的其它机构相互配合,相互支援,起到共存共荣的卫星組织的作用。因此北洋买棉花、卖棉紗要根据两行要求，尽先照顾通成公司(后改称益成公司)，投保水火险要尽量照顾太平保险公司(这两个公司都是金城銀行所经营的)，购买外汇要求尽先照顾中南銀行。

在国民党反动統治末期,通貨恶性膨脹,这些公司又根据两行意旨向北洋批购棉紗,以保币值,而且一般是不給現款而付給迟期期票。等到迟期期票到期,币值又继续跌落,这样就无形中从北洋手里夺去一部分利潤。另外,这些公司还把棉花卖給北洋,大都是以次貨当好貨卖,还要求北洋給現錢,以便它們及时运用出去。这些公司和北洋打交道，其根本意图也就是把通貨膨脹的灾难轉嫁給北洋。北洋为謀求自己的生存，必须进一步通过经营管理、技术管理去加紧剝削工人，来养活那些寄生机构。北洋对这些公司虽有齟龉,但懾于两行的威势，经副理人物为保住其祿位起見，有意見也不敢說。 在日寇统治时期，在所謂中日经济提携的幌子下,北洋虽得以幸存，但是也受尽了威迫利誘。日本财閥集团中的钟渊紡精株式会社和大日本紡績株式会社一再公开出面或通过日本宪兵队、日本陆軍特务机关示意北洋要求中日合办或由它們收购，经我严詞拒絕。我宁願被它們强占，也不願同它們合办或让它們收购。日本財閥們吞并北洋的企图未邃，乃轉而采取暗中排挤的手段来扼杀北洋。钟渊株式会社的公大六厂和北洋为邻，前者在小刘庄海河沿,后者在挂甲寺,而挂甲寺必须通过小刘庄海河沿才能到达市区。钟渊为了扼杀北洋的出入咽喉孔道，把海河沿一带的土地房屋强制收购，并扩充其厂房围墙，强占交通大道，把大道压縮成为狹小胡同,限制車辆通行，把北洋变成“甕中之鼇”，企图迫使北洋俯首就范,听从收购。在此危急之秋,两行亦无能为力。日寇旋以战事失利,气焰稍斂,北洋方得以苟延残喘。

1943年日寇在节节敗退的局面下，更加穷凶极恶地掠夺我国資源。在“献铁”名义下,北洋的紗錠被日寇强行拆毁三分之一,附属设备和电动机亦被强行征用。北洋剩下的都是些残破不堪的机器,生产因此陷于瘫痪。

抗战胜利以后，两行也曾向国民党政府当局填报过机器損失情况，把重整旧业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反动政权。但是整整等待了三年,不仅一无所得，連剩下来的残破紗錠也不能够继续維持生产,幻想终于破灭了。以前把北洋視作臠肉、視作外庫的两行,这时也是自顾不暇,束手无策。一直到天津解放以后,北洋在党的資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政策之下,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之下，才走上了新生的坦途。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九辑，有朱梦苏编写，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