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虽离沪，却不是死了！”

1921年1月，对于胡适要求《新青年》停刊的意见，陈独秀怒气冲冲的写道：

“我在世一日，绝对不赞成停刊《新青年》。”

众所周知，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从此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陈独秀也就成了指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

1917年，他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从上海迁往北京。

此后，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周树人、周作人和高一涵等都成了《新青年》的同人编辑。

其中用力最勤也是最深的便是胡适。

1917年1月，当时还远在美国的他就在《新青年》发表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张开了“文学革命”的大旗。

作为《新青年》最主要的编辑，胡适为什么甘愿冒着惹怒陈独秀的风险，也要提出停刊《新青年》的意见呢？

《新青年》

这一切，还得从1919年3月说起。

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后，便在蔡元培的对北大文科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这引起了一些保守派反对者的不满和忌恨。

1919年3月，反对者利用陈独秀私行不检点的事情，大肆造谣，迫使蔡元培以取消各科学长制的机会将陈独秀辞退。

最后，陈独秀以请长假的名义，辞去了北大教职，离开了北大。

陈独秀离开北大后，他在言论和行动上更加无所顾忌，就开始慢慢接受苏俄革命论和马克思主义。

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尖锐的政治问题一下子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曾经宣称不谈政治，坚持办十年杂志，革新人们思想的陈独秀开始谈政治，并且开始参与政治活动。

胡适和陈独秀的思想分歧，也就由此显现。

五四运动

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被逮捕入狱，李大钊接手《新青年》，专门开设了一期谈政治、宣传苏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专号”——

这引起了同样宣称“不谈政治”却倾向于自由主义的胡适的不满。

随后，胡适便在陈独秀主办的另一本杂志《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他鼓励人们要注意研究这样或那样的具体问题，不要谈什么空泛的这样或那样的主义。

针对胡适的文章，李大钊发表了一篇《再论问题和主义》，认为把问题与主义截然分开是错误的。

李大钊指出，中国是一个没了生机的社会，任何具体问题都无从解决，只有下决心来一个根本解决，也就是只有革命，才有真正的希望。

针对李大钊的驳文，胡适接连发表《三论》《四论》的文章，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后期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这时，陈独秀正在狱中，一年多后他也写了一篇相关文章《主义与努力》。

他以划船作比，说主义规定船的航向，而努力就是划船。二者缺一不可。但是谈到社会改造的时候，陈独秀却说：

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层一层的渐渐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的改造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

这种观点和胡适的改良主义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且这篇文章也不是批评胡适的。

但这之后，陈独秀却日益倾向李大钊和马克思主义。

1920年春，陈独秀回到上海，《新青年》也随之迁回上海，《新青年》作为一个刊物，思想文化功能日益减弱，政治倾向日益明显。

为了不引起北洋当局的注意，上海编辑部的成员陈望道向陈独秀建议，在谈政治的同时，也应该发一些文学哲学类文章，以冲淡《新青年》的政治色彩。

因此，即将去广州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向北京的胡适、高一涵等人写信表示：

《新青年》以后仍以哲学文学为主要方向，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仁多做文章不可。

陈独秀写这封信的原意是向胡适、高一涵等人征稿，但是书生气的胡适着眼点却是“仍以哲学文学为主要方向”。

他就此认为陈独秀是要重新考虑《新青年》编辑方向的问题。

所以他给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提了三个建议，其中有一个建议就是，停刊《新青年》。

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觉醒年代｜李大钊与胡适

胡适在这封信中，原本是想表达自己对《新青年》政治色彩日益浓厚的不满，但陈独秀却认为，这些意见全都是针对他个人的。

再加上，胡适又在给周树人、周作人以及钱玄同的信中说，现在的《新青年》几乎都已经成了“苏俄社会”的汉译本。

所以陈独秀就认为胡适是在责怪自己，并且他认为《新青年》之所以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厚，完全是由于同人编辑不再专注写稿。

就这样，陈、胡两个人的分歧和裂痕越来越大。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陈独秀被推为中央总书记，《新青年》也就成了党的机关刊物，此前的同人编辑，也都各奔东西。鲁迅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新青年》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隐退，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

陈独秀成为党的领导人之后，鲁迅得了一个作家的头衔，依旧在沙漠中走来走去。

而胡适则自己创办了一个刊物《努力周报》，继续宣扬民主科学和自由，并且也开始谈政治。他说：

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谁是国内腐败的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给逼出来的。

所谓新舆论，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也就是说，从这时起，胡适公开成了陈独秀的论敌。

《觉醒年代》中陈独秀

他批评陈独秀表面上不谈政治，背地里却去做什么教育委员长，去当广州政府的政客，建什么党，做什么领袖。

而不甘示弱的陈独秀也公开批评胡适“联省自治”的主张，说胡适的这种主张，完全是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绝不是建设在人民的实际生活需要上面。

如果在中国推行所谓的“联省自治”其后果必然导致武人割据合法化，不过是用自治之名，掩盖割据之实。

后来，陈独秀又私信胡适说，他的文章是反对联省自治，并不是针对胡适个人，他在心中这样写道：

中国事无论统一、联治、集权、分权，无论是民主的政治还是社会主义政治，不取革命手段都只是一场滑稽剧，这是我牢不可破的迷信。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陈独秀和胡适的这场争论，实际上是胡适与李大钊“问题与主义之争” 的延续——

归根结底讨论的还是中国到底走哪条路的问题，是彻底革命，还是渐进改良。

1923年，围绕“科学”和“人生观”的问题，《努力周报》的丁文江同“玄学派”的张君励展开了一场论战。

相关论文结成《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并请陈独秀和胡适分别为这本书作出版序言。

因为在论战中，胡适之支持丁文江，认为用科学的方法，和唯物史观的确可以解释大部分问题。

因此，陈独秀希望胡适能够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成为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并且从改良转向革命。

但胡适却说：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

1926年7月，胡适去英国参加庚子赔款咨询委员会会议的时候，李大钊建议他途中可以去苏联看看。

胡适接受了李大钊的建议，在苏联参观访问之后，他的思想确实有了一些触动。

在写给国内朋友的信中，胡适说：

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伟大的政治新实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支持三项足使我们愧疚。

但尽管如此，胡适始终没有从杜威的实证主义迈向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

由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这些曾经并肩作战的革命战友，渐行渐远，甚至分道扬镳。

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