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僖公九年，也就是公元前651年的秋天，在位二十六年的晋献公死了。晋献公在位期间，排斥打击公室力量，重用士族和专业人士，晚年更是尽逐群公子，由此实现了个人的高度集权。可以说，晋献公把个人专权模式发挥到了春秋时期的极致。晋献公的治理模式，于古代而言，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古代国家权力运行模式，即高度集权与专业授权二者相互依存相互统一的管理模式。
数百年后的韩非子，论起晋献公的煌煌功业，说是并十七国，服国三十八，战十二而胜。此论虽难确证，但也可见晋献公武功，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1、死于何时？
晋献公去世的时间，据历史记载，有三个时间。其一，是《左传》的记载，鲁僖公九年九月，“甲子，晋侯佹诸卒。”即九月十日。其二，是《公羊传》的记载，“甲戌，晋侯诡诸卒。”即九月二十日。其三，是后世读者根据历法因素而推定的时间。由于晋国使用的是夏历，类似现在的阳历。这个时间要比鲁国所用周历晚两个月，因此，如果《左传》的“甲子”日是夏历的九月十日，则相当于周历十一月十日；而如果是《公羊传》的“甲戌”日，就是十一月二十日。
关于晋献公的卒日，在历史记载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即在《左传》的记载中，出现了记录时序上的颠倒问题。比如记录葵丘之盟的日期，是“戊辰”九月十四日，也是九月的第一条记录，而晋献公去世的时间是“甲子”九月十日，是九月的第二条记录。显然，把“甲子”日放在“戊辰”日之后，在时序记录上是颠倒的。
于古人而言，《春秋》记载乃是经典，出现如此显而易见的记载问题，自会很是烧脑。比如唐朝的孔颖达就认为，这是晋国赴丧使者的问题，到了鲁国只说了晋献公去世的日期，而没说是哪个月去世的。而负责接待的鲁国史官，也不负责任，就在接待晋国使者的这一天记录了这么一条，“甲子，晋侯佹诸卒。”至于这个“甲子”日是哪个月的，竟不复“审问”！显然，孔颖达这是在指责古人也有官僚主义啊。
不过，笔者以为，与其指责古人也有官僚主义，倒不如理解成这是古人给后世读者的一种暗示。比如，是《左传》作者在暗示，关于晋献公去世的消息，并不是一条正规的赴丧记载，而是葵丘之会后，鲁国史官通过其他渠道得到的一条消息，于是补录于葵丘之会的记录之后。
笔者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关键是在怀疑，晋献公死后，晋国能向鲁国派出赴丧使者吗？其一，按照只有同盟之国，才会相互赴告的规矩，鲁、晋之间，山水遥远，又不是盟国，怎可赴告？其二，晋献公去世，人未下葬，晋国就乱了起来，能顾得上给鲁国赴丧吗？其三，从历史上看，如晋武公之前的晋侯去世，相关信息均不在《左传》上出现。其四，《左传》春秋，只记晋献公卒日，不记葬期，可见鲁国也没有人参加晋献公葬礼。鲁国既不参加葬礼，晋国还有必要赴告于鲁吗？
当然，最关键的是，通过深入阅读《左传》，就会发现，这是一部极具政治批判意味的著作，其政治批判的目的性非常强。由此，笔者也相信，作者的这个政治目的是高于历史记录目的的。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论是《春秋》，还是《左传》，都是通过精心选择、组织并编辑历史素材而著成的。
所以，在我看来，晋献公的去世时间，可能就是周历的九月甲子日。这是因为，作为史官补录，或者后世编者的增记，则我们更有理由相信，编辑者会更愿意记载近于事实的记录，并充分考虑历法的转换问题。
故而，这年的《左传》在传文中会再一次强调：“九月，晋献公卒。”这也是在说明，晋献公卒于周历的九月，相当于夏历的七月。而九月甲子日，则是夏历的七月十日。
2.晋献公的终年会有多大？
晋献公的终年有多大？目前的线索有两条，一条是曲沃桓叔，即晋献公曾祖父成师的生年。另一线索是晋献公的儿子的年龄，比如重耳的年龄。
曲沃桓叔是晋穆侯的二儿子，他出生时，父亲晋穆侯正好因参加周王室的“千亩”之役并获得战功，所以给这个二儿子起名为“成师”。这一年是晋穆侯十年，公元前802年。
曲沃桓叔是第一代曲沃封君，正是从他开始走上了曲沃代晋的征程。曲沃桓叔也是一个长寿之君，去世于公元前731年，终年七十二岁。曲沃桓叔之后是曲沃庄伯，从“伯”字可知，他应该是长子。如果曲沃庄伯比曲沃桓叔小二十五岁，则曲沃庄伯应该生于公元前777年左右。曲沃庄伯卒于公元前716年，终年在六十一岁。
曲沃庄伯之后是晋武公，有人说晋武公生于公元前754年，不知源自何处。假设晋武公也比父亲曲沃庄伯小二十五岁，则其生年就是公元前752年。如此，到晋武公去世的公元前677年，晋武公的终年就会高达75岁。
晋武公之后是晋献公，如果同样按照上述逻辑，则晋献公应该生于公元前727年，其终年就在七十六岁左右。据此，晋献公即位于公元前677年，在位26年，即位时的年龄应该在五十岁左右。按照《史记》的说法，此年重耳二十一岁。这就是说，晋献公长其子重耳二十九岁，重耳生于公元前698年左右。按照晋献公始娶于贾而无子的说法，晋献公与重耳之间的这个年龄差也许是可能的。
当然，按照《国语》的说法，重耳出逃晋国时的年龄只有十七岁。如此，则晋献公去世的这一年，重耳的年龄就只有二十一岁。这大概是有些夸张的！
但不管怎样，晋献公在鲁僖公九年时的年龄，是不会小的，七十多岁是很有可能的。以这样的年龄，经历长途跋涉，又冒着中原酷暑，从而在半路上得病，是完全能够想象的！所以，当宰孔，也就是周公忌父在半路上遇到晋献公时，晋献公大概已经病了。故而《史记》记载：“晋献公病，行后，未至，逢周之宰孔。”
由此，就可以理解周公忌父何以会劝返晋献公了。同样，周公忌父对晋国的种种神预言，大概都是出于对这一人物状态的思考和延伸。因为在周公忌父看来，晋献公将不久人世，但晋国权臣势大，公族力弱，加之傒齐年幼却外有年长公子如重耳、夷吾。如此形势，晋国内乱，自不可免。
3.晋献公之葬
阅读《左传》可知，晋献公是九月去世。在此之后，奚齐被杀于“次”，时间是冬十月。公子卓被杀于朝，时间是十一月。按照古人注释，“次”是居丧之地，所以《春秋》书曰：“里克杀其国君之子奚齐。”这是因为奚齐居丧期间，还没有被立为君，所以称其为国君之子。但“里克杀公子卓于朝”就不一样了，这说明公子卓已经被立为国君，因此《春秋》记载：“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时间是鲁僖公十年之春。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左传》中杀奚齐与公子卓的时间是晋国时间，是夏历。而这个时间较周历晚两个月，换成周历，奚齐被杀的时间应该是周历的十二月，公子卓被杀的时间该是周历下一年的元月。故而，“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的记载会放在《春秋》鲁僖公十年之春。这样，从上一年的九月份，到次年的元月份，正好是五个月，满足诸侯葬期五月的礼制规格。
由此，才能更好的理解《左传》中“荀息立公子卓以葬”这句话。这是因为，按照规矩，只有晋献公下葬，公子卓才能即位为君。而奚齐之死，并不妨碍晋献公之葬。所以，这句话正常应该这样说：荀息葬晋献公而立公子卓为君。只不过，里克在公子卓被立为君的朝堂之上，当众杀了公子卓。
所以，笔者的判断是，晋献公死后，晋国内部虽然气氛十分紧张，虽然期间里克杀了奚齐，但国家秩序并没有因此出现严重的混乱，因而晋献公的葬礼仍是五月而葬，并没有拖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