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清明节是因寒食节而起，而寒食节与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很有名的人物介子推有关。
介子推是晋国流亡公子重耳五个患难与共的随从之一，为了不让公子在极度饥饿中昏死过去，他割自己大腿的肉给公子吃，后来公子逃难回到晋国当了君主，想报答介子推的恩情，让他出来做官。
本来对于介子推来说是苦尽甘来的一件好事，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介子推拒官不做，带着母亲隐居山林，过着清苦简陋的生活。
重耳三番五次的请他还是不出山，于是他想到一个残忍的方法，放火烧山，逼介子推母子出来，但这个介子推宁愿和母亲抱着柳树被烧死也不出山，固执得让人气愤而又心痛。
晋文公重耳为了表彰他的宁死守节，不取俸禄的精神，所以设寒食节。在这一天，家家户户一律不许点灯，不许烧火，大家都吃冷食以此来纪念介子推，后来这种纪念方式逐渐演变成清明扫墓祭祖的节日。
介子推宁愿被烧死而不愿意做官的故事历来与伯夷齐叔，陶渊明相提并论，认为是士人坚守气节和操守的美德，广为传颂。但我觉得介子推的死并不值得推崇。
他的行为是一种不忠、不孝、不义的表现。重新审视他的故事，他实际上是为一己之私而逃避责任和担当。把介子推描绘成为“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形象我觉得是一种很难有说服力的美化之词。
开始介子推割肉给重耳吃，是不顾自身安危也要保全公子，让他活下来回到晋国实现自己的理想，是忠心的一种表现。
既然介子推在风餐露宿，饥寒交迫的险恶环境中都能为重耳奋不顾身，我想他以后也会设身处地的考虑重耳让他出山做官的良苦用心，不会患得患失。从而追随公子，为晋国的建设和治理做一番贡献。
如果介子推能把个人情感上升到国家利益之上，那才是忠君爱国的赤诚，而不是空守志节，一事无成。然而遗憾的是不管重耳怎么请介子推就是不出山，他宁愿烧死也不出来，这是极大的不忠和不义。
伯夷叔齐隐居不食周粟是因为他怀念前朝，不想因投靠新的君主而被别人视为变节，但介子推的处境和他们不同，他追随的是同一个国家和君主，没有脚踏两头船，三心二意。
再说重耳请他做官没有恶意，有患难之后让他共享荣华富贵的报恩之情。伯夷和齐叔躲在山林不出来虽然是愚忠但也值得同情，但介子推的行为不值得同情，是冷酷和残忍的行径。
他是把个人道德洁癖和所谓的骨气绑架在自己亲生母亲身上，让母亲也陪着他殉葬。如果他是一个有孝心的人，就会为母亲的生命和以后的生活着想。
他不能把个人的所谓气节凌驾在亲人的生命之上。他可以割肉给重耳吃，为什么就不能为母亲的生存做一些让步？介子推的自私充分表现了他不孝的本质。
介子推是为“知己者”死”吗？他的知己又是谁？难道是晋文公？我觉得不是。如果是的话不会拒绝和他患难与共十九年的君主让他出山的意图，他实际上是在逃避出山帮君主治理国家的责任，与士大夫所追求的“公而忘私”的精神背道而驰。
就算他不做官也不必拉母亲和他一起死，有人说他母亲认同他的做法，但作为儿子无论如何都不能以牺牲母亲的生命代价来成全他的气节，他不是死得其所，而是轻易鸿毛。
重耳值不值得去追随？以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理念来看，无论重耳有什么错，作为臣子的介子推都应该有一种使命感去献身国家，挺身而出，为君主分忧担责，而不是消极逃避，应像岳飞那样把个人的安危置身度外，但介子推选择了逃避和以死来抗命。
不过重耳请人的方式很特别，也很残酷。也许是失去了耐心和热情，所以就放火烧山，我觉得这不是真心实意请介子推出山，也不是逼，是失望之后的绝情，在重耳看来你真要气节的话我就成全你，让你抱着柳树去死，实际上是变相杀死了介子推。
如果是真心请介子推，不会听信小人之言去放火烧山，应该像周文王请姜子牙，刘备请诸葛亮那样虔诚用心，所以后来晋文公设“寒食节”纪念介子推我觉得是虚伪的一种政治表演。
真感激介子推的救命之恩，真爱惜介子推这个人才就不会用极端的方式逼他出山，明知放火烧山会危及介子推母子的生命还去做，就像介子推让他母亲和他一起死成全他的气节一样，都是无情残酷的表现。
也许每个人解读介子推的行为观点会不同，有的人认为介子推开始推崇的是落难时的公子重耳，觉得彼此意气相投，所以舍得割肉给他吃，当重耳当上君主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当了“晋文公”，以前知己的感觉就没有了，所谓效忠他的信仰就不存在。
还有就是介子推对晋国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权力斗争感到不满和失望，看到一些以功臣自居的人邀功请赏，主动献媚，他不想与他们同流合污，所以宁愿隐居也不出仕，宁愿抱着母亲死也要坚守气节。但这种不妥协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结果落得一个不忠、不孝、甚至不义的名声。
也许很多人不理解我这种看法，但重新回味他的人生经历就有充分理由论佐证我的观点。我觉得介子推这个人确实有骨气，但不必被后世神化。他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极度偏执的私自者。
儒家既推崇伯夷叔齐、介子推这样的隐士，又强调士人应“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这种矛盾导致介子推被塑造成“气节至高”的伟大形象，但其逃避责任的一面却被刻意淡化。
重耳放火烧山的暴行被寒食节纪念的道德外衣所掩盖，君主的残忍被合理化为怀念和仁慈。寒食节的设立，表面上是“纪念忠臣”，实则是将一场政治谋杀包装成“忠臣殉节”的佳话，掩盖君主的残忍。
君主通过节日仪式，强化“君恩臣忠”的意识形态，巩固统治合法性。这种操作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如朱元璋诛杀功臣后仍大加追谥，实际上都是用道德表彰掩盖权力暴力。
我觉得真正的士人应该像范仲淹那样超脱个人的得失遭遇所带来的局限性，既保持高洁的情操又不刻意避世而孤高自许，应站出来为国家谋发展，为苍生谋幸福。如果缺乏担当和勇气成为固执的殉道者，不仅可惜，也可悲，可叹。
另外如果君主重耳真正感激，觉得要奖赏介子推这样的忠臣义士就不会用放火杀人的恶行而来一场掩人耳目的节日纪念表演。本质上他们不是知己，是身份地位变化后分道扬镳的独行者，从而最终让他们的关系分崩离析，覆水难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