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时候，对各个朝代来讲，赈灾可是极为关键的事，重要程度仅排在打仗之后。
但古时候，受限于组织能力差、粮食产出有限以及交通运输不便等因素，救灾效率不高，没办法迅速对百姓施以援手，也难以有效控制灾情。
还有些过分的，像部分地主和不良商人，瞅准时机囤货不卖，故意抬高物价。这种行径就像往火里添柴，使得老百姓生活愈发艰难，痛苦万分。
面对这些情况，地方官员只晓得把事儿全推给朝廷。可北宋的范仲淹这名臣，做法截然不同。他在苏杭地区搞的赈灾行动，堪称典范，那方式方法着实令人刮目相看。
然而奇怪的是，他做的事儿，咋看都跟赈灾不沾边。甚至荒唐的是，他居然帮着地主和奸商哄抬粮价。
百姓的回应挺有意思。大家不但没抵触，反倒感慨：范大人确实是难得的好官呐！
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事情怎么会这样呢？到底是何种缘由导致如此局面，让人不禁心生疑惑，迫切想弄清楚背后的来龙去脉。
【范仲淹的难题】
庆历五年时，范仲淹遭人排挤，无奈离开朝堂。起初被贬去做邓州知州，到了皇祐元年，又被调去杭州当知州。
倒霉事接踵而至，范仲淹当官之路本就坎坷，出任杭州知州时，又碰上个棘手难题——天灾降临，可谓雪上加霜，这无疑给他的履职带来巨大挑战。
就他那会儿的状况，要是赈灾这事办不好，朝堂上的对头准会趁机打压。一旦如此，他以后可就彻底没机会东山再起了。
但长期身处朝堂的他心里明白，赈灾这事儿，绝非易事。在朝廷多年，他深知其中牵涉诸多复杂环节，绝非表面看起来那般简单。
单说朝堂上，六部尚书和几位宰执，要想让他们意见统一可不容易。有些人还会拿这事当成打压对手的由头，在政事讨论时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最终等他们把讨论的方案弄出来，快的话大概一个月，慢的话可能得半年。
接下来就得等户部把粮食跟银子给调配过来，这过程又得花上好几个月。
等到最后赈灾物资才送来，那可就太晚了，都不知耽误到啥时候去了。
或许在朝堂高官眼中，赈灾不过是争权的幌子。可对范仲淹而言，这是关乎人命的头等大事，容不得丝毫马虎，绝不是用来谋权的手段。
要知道，范仲淹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有“久居庙堂之上忧其民”这样的话语。这表明他极为重视民间百姓的困苦，心里时刻装着民众。
范仲淹之所以最后落得“贬官外放”的结果，正是源于他对理想那股子死磕到底的劲儿。这份对理想的执着，在当时的情境下，导致了如此结局。
范仲淹清楚，朝廷指望不了，只能靠自身。但朝廷都棘手的难题，他不过是个知州，能有啥法子？毕竟这问题连朝廷都难以应对，他一个地方知州着实困难重重。
范仲淹想出三个独特办法，靠自己成功缓解了灾情。他这几个办法看似“歪”，实则效果显著，最终让百姓生活安稳，得以正常生产生活。
【被忽悠的寺庙】
宋朝跟别的朝代不同，地方州府没啥权力，大权大多攥在朝廷手里。地方州府想办事，常常力不从心，只能仰仗朝廷拿主意、给支持，自身没多少自主行动的能力。
范仲淹也是如此，他有心为灾民解困，搞赈灾救助，可现实条件不允许，没办法把想法很好地落实，可谓空有一番心意，实际行动上却受限制。
当下，朝廷短时间内靠不住，没办法，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本地那些家底殷实的富人身上，期待从他们那儿获取支持与帮助。
在地方上，谁最富呢？不少人首先会想到地主跟生意人。地主和商人确实有钱，可他们大多抠门得很，想从他们那里捞点好处，可不是件轻松事儿。
实际上，有一类群体同样财力雄厚，那便是寺庙。别看寺庙给人清幽之感，背后所拥有的财富不容小觑，他们也是“有钱人”中的一员。
过去，不少人信奉佛教，使得多数寺庙都热闹非凡、香火不断。宋朝经济富裕，相比其他朝代，寺庙的香火更为旺盛。寺里的和尚看起来生活优渥，身形富态，日子显然过得很不错。
而且，寺庙拥有大量田产和土地，好多商铺也归寺庙所有。像宋代大名鼎鼎的大相国寺，它门口一整条商业街皆属其名下。这条街每日买卖红火、热闹非凡，店铺租金给大相国寺带来丰厚收益。
短短一周内，范仲淹把杭州城的里里外外跑了个遍，大到恢宏庙宇，小至不起眼的寺院，一处都没落下，全被他走访过了。
每到一座寺庙，他便跟住持讲：“师傅，您瞧瞧这寺庙，好些殿宇和屋子都破旧啦。这对香火可不利。眼下受灾，人工费用低。不趁这时大力翻修建筑，啥时候修？您看旁边XX寺都动工了，等他们修好，您这儿香火起码少一半。”
住持们听闻后，立马着急起来。都晓得同行竞争激烈，香客数量有限。要是别家寺庙人气旺，自家香火必然冷清。如此一来，庙里和尚的生活质量也就跟着降低了。
这些住持心里合计，横竖早晚都得给寺庙翻修，眼下人工成本低，此时不修更待何时。就算翻修后香火不见得更旺，起码也不会变糟，这么盘算，觉得这么做也不亏。
在范仲淹的鼓动下，杭州城里各寺庙纷纷启动大规模建设。工程热火朝天，从大寺庙到小庙宇都投入其中，这一轮建设颇为疯狂，历经数年才逐个竣工完成。
这么一来，好多老百姓都能找到活儿干，能挣到钱，也就有能力解决温饱问题了。
【赛龙舟也能缓解饥荒？】
前面提到，除了寺庙，地方上的富户就数地主和商人了。范仲淹哪能轻易放过他们，肯定得从这些有钱人身上想办法。
可怎样哄劝这群人能为赈灾尽份力呢？这问题着实让范仲淹苦恼了好一会儿。他得琢磨出法子，让大家心甘情愿为赈灾出把力，为此思索了挺长时间。
之后，范仲淹想出个点子，搞赛龙舟。他觉得通过赛龙舟这种方式，既能增添热闹氛围，或许还能达成一些他心里想的事儿，总之这主意似乎还不错。
苏杭地区向来有赛龙舟的习俗。范仲淹代表官府发布通告，称将举办一系列龙舟比赛，而且给出的奖励颇为丰厚。
要是举办比赛，肯定得有参赛队伍。范仲淹把杭州那些有名望、有地位的人都喊到知州衙门。这些可都是杭州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当地影响力极大，随便一位有点动作，都能引起不小的动静。
范仲淹劝他们组队参加龙舟赛。这些人里，好些相互间有矛盾，甚至几家是世仇。范仲淹稍作鼓动，他们争强好胜的劲儿就被激起来了，很快纷纷踊跃报名参赛。
没过多久，便组建起几十支船队。这些船队迅速成型，好似一夜之间就冒了出来，以一种颇为快速的节奏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帮人一门心思就想争个输赢，在龙舟赛上战胜对头。哪晓得，他们统统掉进了知州大人设的圈套里，完全没料到会被算计。
搞龙舟比赛，头一件事得招募划船的人，还得让他们多训练。毕竟这比赛强度大，给这些人的工资福利肯定不能小气，得给足了。
另外，虽说各家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两条龙舟，可那也就过节庆祝时随便玩玩。朕要办比赛，就得重新打造龙舟。这不仅花费巨大，还得找来众多手艺精湛的工匠，以及帮忙干活的小工。
这些人一旦挣到钱，肯定会去消费。如此一来，不但他们家人能解决温饱，还能拉动经济，给更多人创造就业机会，让大家都有生计，进而带动更多人吃上饭。
而且，龙舟赛事会延续好几个月，吸引众多家境富裕的人。比赛期间，官府在周边搭建不少凉棚，方便百姓摆摊。观赛的人吃着点心看比赛，十分惬意。摆摊还能让一些人维持生计。
最终，那些有影响力的人达成所愿，众多普通百姓也因此手头宽裕能买粮了，这局面称得上是双方都获利。
【提高粮价彻底解决问题？】
范仲淹有个极为高明的办法，就是刻意提高粮价。这一招让那些妄图哄抬物价的奸商明白了，这么做最终只会自食恶果，聪明反被聪明误。
天灾一出现，粮食供应立马紧张起来。一些地主和奸商趁机囤货，故意抬高粮价。这就导致老百姓既种不出足够粮食，想买粮食也负担不起，生活陷入困境。
说到底，就苏杭那片受灾，别的地儿粮食照旧丰收。按常理，灾情不该这么重，全是那帮奸商搞的鬼，把情况弄得一团糟。
就算官府管控粮价，也起不了啥作用。那些人起初会照官府规定的价格卖粮，可没过几天就宣称粮食卖光。实际上呢，他们在背地里把粮食高价售卖。官府对此毫无办法，毕竟人家表面上还在配合官府行事。
要是换成别的知州，这事儿恐怕就只能搁下，全盼着朝廷出面解决。可范仲淹不同，他乃千古留名的名臣。当机立断以官府名义发令：粮价太便宜，接着往上涨。
那些黑心商人瞧见这情况，心里窃喜。眨眼间，杭州的粮食价格就像坐了火箭，一下子涨了几十倍。
范仲淹没让那些奸商知道，暗中派人到外地宣扬，讲杭州粮价高得离谱，知州大人还支持这高价。如此一来，各地粮商听闻，都觉得有利可图，纷纷运粮到杭州，就想狠狠赚上一笔。
做买卖得注重供需均衡。要是货品稀少，价钱就会提高。要是稀缺到极致，并且货品很值钱，就会像那种状况，即便价格涨了几十倍，依旧有人愿意掏钱购买。
但范仲淹一番谋划，让大批粮食涌入杭州。原本供不应求的状况就此改变，不多久，市场上粮食供应渐渐呈现出供过于求的态势。
再说，外地粮商都是租船运粮，要是不在杭州把粮卖掉，还得租船运回去，路上损耗也得算进去。为能快点收回成本，他们便主动压低价格。
用不着范仲淹亲自干预，粮价已然开启下跌态势。没过多长时间，也就短短几周，价格就快要跟灾荒发生之前差不多了。
就在这当口，范仲淹采取行动了。他代表官府下达命令，把粮价限定在极低的水准，这价格比闹灾荒之前还要低不少呢。
受灾这情况，最吃亏的就是本地那些不良商贩。外地没受灾，外地粮商收购粮食成本低得很。可本地这些奸商，采购成本却比人家高出好几倍，甚至能有十几倍。
依照范仲淹定下的价格售卖，外地粮商起码能不亏本。但本地那些不良商家，却全都血本无归。
不过他们没法拒绝范仲淹的要求。为啥呢？接受的话，还只是亏点；要是不接受，那就全亏没了。况且这个时候，粮价根本涨不起来了。
范仲淹巧用三管齐下之计，不等朝堂高官们把事儿争出结果，杭州的灾情便已被他成功控制住。这手段高效又及时，没让灾情进一步恶化。
最终，朝堂里的尚书、宰执等人沦为笑柄，与之相反，范仲淹却声名远扬。在这场朝堂风云里，一方颜面尽失，另一方则名声大噪。
也就宋朝能出现这事儿。那会儿商业繁荣，达官显贵对商人没太大抵触，商人地位尚可。而且像范仲淹这样懂商业经济的大臣不少，所以才能想出这么巧妙的法子。
要是在别的朝代，奉行“士农工商”那套，商人没地位，商业也不景气，压根儿没人能琢磨出这么高明的法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