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去尘封的迷雾，追溯往昔峥嵘岁月，会发现历史总是充斥着各样的巧合，命运也总是在开人类的玩笑。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9月18日是中国人屈辱的一天，更是使东北军蒙羞的一天。然而就在一年之前，民国十九年（1930年）的9月18日却是东北军风光又骄傲的一天。

民国十九年（1930年）3月，地方军阀为了争夺中央统治权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发生了激烈的内战，是为“中原大战”。此时东北虽然易帜，名义上归顺于中央政府，但实际上东北军只听命于张学良。手握重兵的张学良成了交战各方争取的对象，张学良虽然声称自己中立并调停劝和，其实是为了坐山观虎斗，在最恰当的时机出手。民国十九年（1930年）8月底，战事已经逐渐明朗，张学良认为时机已到。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9月18日，通电全国，宣布拥护中央、呼吁和平。并下令派12万东北军入关作战。东北军成为了维护中国和平和统一的“正义之师”，风光无限。交战双方平衡瞬间倾斜，随后阎锡山、冯玉祥联袂下野，晋军、西北军分别为张、蒋收编。

中原大战后，张学良成为了最大赢家，东北军不仅未受任何损失，还于战后获得了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青岛三市的地盘。张学良还获得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头衔，实力和声望达到了人生巅峰。此时东北军拥有陆军40万人，装备步枪、机枪、迫击炮、大炮、坦克；空军飞机200余架；海军大小舰船21艘。从装备上来说是一支现代化的军队。

由于忙于处理中原大战的战后事宜，张学良精力被分散，无暇顾及东北事务。而且中原大战后入关的大批东北军没有回防，而且民国二十年（1931年）张学良为了讨伐石友三又再次征调大批东北军精锐入关，东北防务进一步空虚，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可乘之机。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和蒋介石错误地判断，这是日本政府为全面侵华制造借口，不允许东北军抵抗，错失了痛歼关东军的良机。然而，关东军占领北大营，本身就不是日本政府授权的行为，而是狂妄的关东军上层和日本军部上层想逼政府开战而制造的事件。此次事件后，日本国会和以总理大臣（首相）为首的日本内阁权力下降，日本军部主战派地位上升，内阁逐渐沦为日本军部的傀儡。

虽然说“不抵抗”政策是东北军丧失东北的一个根本性外因，不能全怪东北军战斗力不行。但随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的热河保卫战中，东北军一触即溃，节节败退，完全暴露了外强中干的本质。为什么装备精良，兵强马壮的东北军如此不堪一击呢？原因有三：

一是东北军的封建性。东北军是由张作霖通过结拜兄弟、辅以姻亲、同乡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这种封建宗法结构导致东北军内部各自形成利益小集团。张作霖在世时，忠诚度还能维系。但张学良子承父业后，这种关系就没有之前那么可靠了。一个个小集团各自为政，东北军的凝聚力大不如前，战斗力自然也大幅衰退。

二是内部派系纷争。东北军中分为老派和新派，又分为土派和洋派。派系林立，斗争激烈。埋下了分裂的隐患。张学良主政后，新派始终占据上风，老派被逐渐划分出核心决策权。九・一八事变后，在派系斗争中收到打压的人纷纷借此机会脱离张学良控制，有的自立山头，有的投降日本，东北军的分裂开始公开化。

三是日本的分化拉拢。日本对东北军上层的分化拉拢是一项长期的、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就利用满铁等机构，以各种名目给予东北军上层人物以金钱等补助。对那些受到排挤的老派人物，关东军给予枪支、经费和高官的许诺。张海鹏、张景辉、臧式毅等都投降了日军。

分裂的东北军表明，一支具有私人武装性质的军阀队伍是不能够领导和抵抗外敌入侵的，封建军阀军队的脆弱性显露无疑。一年前的9月18日还在风光入关，身披和平光芒；一年后的9月18日却仓皇溃逃，丧权辱国失地，不得不说是历史的一个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