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争，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泛指权贵阶层为了一己之私，彼此间出于利益树立山头、拉帮结派，打击异己力量的一种行为。

说起党争，源于晚唐年间的“牛李党争”，绝对是个绕不开的话题，几乎成为大唐之后历朝历代党争的代名词。

所谓“牛李”，分别对应唐朝宰相牛僧儒与李德裕。

而实际上，牛僧儒是个有政治洁癖的人，在党争中的存在感并不是很强。“牛李党争”，更多出自李德裕与另一位宰相李宗闵之间的二李之争。

从时间脉络上看，牛李党争缘起于宪宗，终结于宣宗，前后贯穿六帝、四十余年！

文宗时期，两党势均力敌，斗的最为激烈。

篇幅所限，本文旨在以发生在文宗太和年间，因党争致使国家利益受损的“维州事件”为主线，由此理清“牛李党争”的缘起，一窥其背后真相！

首先介绍一下三位主人公的出身背景：

李德裕，出自赵郡（今河北赵县）李氏，父亲李吉甫历任宪宗、穆宗、敬宗三朝宰相。他早年因家世原因，未经科举，门荫入仕。

李宗闵，出自陇西李氏，先祖郑惠王李元懿，是大唐开国皇帝李渊之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779年）高中进士。

牛僧孺，祖籍甘肃灵台，隋朝尚书仆射牛弘之后，与李宗闵为同期进士。

看出身，他们都不是一般人。只不过李德裕是当朝宰相之子，家境富裕。李宗闵、牛僧孺则因世系过久家道中落，相对较为贫寒。

论能力，他们都是晚唐名臣。个个才华横溢，相继于宪宗时期步入仕途，穆宗时期出任要职。

这样的三个人，为什么要彼此敌视，形同水火呢？

提及此事，还得从宪宗年间说起！

元和三年（808年）四月，宪宗组织殿试，挑选由各地推荐上来的、敢于直言极谏的举人。

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湜，以及前进士李宗闵，均因敢于指陈朝政缺失、无所避讳得以入选。

考官杨於陵、韦贯之将三人策论评为上等，宪宗也颇为嘉许，诏令中书省优先提拔使用。

时任宰相李吉甫却认为他们言辞过于激烈，简直就是冲着自己来的。于是哭着向宪宗诉苦，并说这次考核存有猫腻，翰林学士裴垍、王涯负责复审，皇甫湜是王涯亲外甥，王涯没有提前规避；裴垍明明知道此事，却未加以反对。

宪宗让李吉甫闹得无可奈何，只得免去裴垍、王涯翰林学士，又将韦贯之、杨於陵降职外调。

皇甫湜自此远离朝堂，一心精研学问。牛僧孺、李宗闵无辜受到牵连，长久没有升迁，只得加入藩镇幕府！

此事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议，朝臣们争相为三人喊冤，谴责李吉甫嫉贤妒能。宪宗迫于压力，将李吉甫免去相位，外放为淮南节度使。

李德裕对导致父亲颜面尽失的牛、李二人记恨在心，而牛僧孺、李宗闵对让他们仕途受挫的李吉甫之子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好印象，党争的种子自此种下！

转眼十几年过去，宪宗驾崩，到了穆宗执政期间。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闵三个曾经的愤青，相继以才能入朝出任要职。

随着三人职务的不断提升，在朝中影响力日益增大，个人恩怨也就开始向着朋党之争的方向转变，但多少还给彼此保留着一些颜面。

长庆元年（821）四月，礼部侍郎钱徵、右补阙杨汝士主持科考。

前宰相、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分别给钱徵打了招呼，托他关照自己亲戚。

张榜公示后，中书舍人李宗闵的女婿苏巢、考官杨汝士的弟弟杨殷士、宰相裴度的儿子裴撰、给事中郑覃的弟弟郑朗等十四人高中，而段文昌、李绅所托之人均未上榜。

段文昌遂向穆宗奏报考核不公存有猫腻，穆宗询问翰林学士意见，李德裕、元稹、李绅信誓旦旦的保证确有此事。

李德裕当然是因为此事涉及李宗闵，他肯定要踩一脚；李绅则与段文昌一样，对自己关系被拿下感到不忿；而元稹则是由于与李宗闵在争夺官职上存有矛盾。

穆宗指派中书舍人王起组织复试，结果原来中榜的十四人中，只有三人勉强及格。

于是，苏巢、郑朗等五人的进士资格被取消，钱徵、李宗闵、杨汝士被贬往外地任职。

此次事件，让李德裕、李宗闵彻底撕破了脸，开始各自拉帮结派，互相排挤倾轧，长达四十多年的朋党之争正式展开！

长庆三年（823年）三月，户部侍郎牛僧孺受到穆宗器重，在宰相李逢吉的引荐下荣登相位，成为三人中第一个拜相之人。与此同时，李德裕则被外放为浙西观察使。

穆宗死后，他的异母弟敬宗即位。宝历元年（825年）正月，牛僧孺因不满李逢吉弄权，主动辞去相位，到武昌军出任节度使。

敬宗只当了两年皇帝，就被宦官所弑，文宗李昂在权阉王守澄等人拥立下即位称帝！

文宗是个想有所作为，又缺乏手段的窝囊帝王，在位十三年，政权始终被阉党掌控，失序松散的朝政让朋党之争愈演愈烈。

太和三年（829年）八月，文宗征调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入朝，出任兵部侍郎。

分管兵部的宰相裴度欣赏李德裕才识，本想引荐他为相。不料让李宗闵捷足先登，在宦官支持下荣升相位。

李宗闵一上任，就伙同阉党，鼓动文宗将刚刚回朝没多久的李德裕再次逐出朝廷，外调为义成军节度使（驻滑州，今河南滑县境）。

当初，裴度在征讨淮西军时，把还是小人物的李宗闵收入麾下担任观察判官，李宗闵由此步入快车道。这次，只因裴度出于公心引荐李德裕，让李宗闵深感不满，愣是将这位曾经的恩公、已处于半退休状态的裴度，打发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在李宗闵这些高官眼中，权势远比恩情重要得多！

太和四年（830年）正月，李宗闵把盟友牛僧孺从武昌军调回朝中重新担任宰相，两人开始合力打压与李德裕关系较近的官员，“牛党”暂时得势！

本文要讲的主线——“维州事件”，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太和三年（829年），南诏入侵成都，疯狂劫掠一番后满载而归。朝廷撤掉了不作为的节度使杜元颖，委派外戚重臣郭钊入主西川。

郭钊圆满完成了安抚民众的任务，还与南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无奈他年事已高，又体弱多病，任职不满一年精力实在难以维系，只得向朝廷提出辞呈。

太和四年（830年）十月，在李宗闵、牛僧孺的提议下，文宗把李德裕从义成军调往成都，接替郭钊担任西川节度使。

西川刚刚经历战火蹂躏，到处残弊破陋，两人将李德裕打发到这里，恐怕也没安什么好心。只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是，此举不但没害了李德裕，反倒印证了李德裕是个能办事、能成事，有真本领、大韬略的英才！

李德裕到任后，立刻带领当地军民在西郊盖起了专供参研边务的指挥机构——筹边楼。

楼上配有反映蜀地全貌的地形图，他每天都在这里与久处军旅、熟悉边务的人商谈请教，即便是些普通士卒、平民百姓也能聊得津津有味。

不到一个月，李德裕就将辖区内的山川走向、城邑坐落以及通行状况了然于胸、宛若亲历。

文宗下令，让李德裕修缮位于黎州（四川雅安汉源县）附近的清溪关，阻断南诏进犯西川的通路。李德裕经过一番细致调查，向朝廷奏报了三条意见：

第一，从南诏进入蜀地通路众多，单靠修筑城堡的方式无法阻挡，必须派重兵镇守方可无忧。

第二，只需在黎州、雅州（四川雅安）两地各配置一万兵力，在成都配置两万兵力，并严格加以训练，使其时常处于良好战备状态，南诏必然不敢冒然进犯。

第三，守边军队不宜过多，数量上应以主帅能有效控制为宜。当初西川边将崔旰、张朏，正是利用边防驻军过多的弊端，杀害、驱逐了节度使郭英乂、张延赏，因此不得不防！

李德裕还了解到，去年朝廷从北边征调而来，用于增援西川作战的各镇军队已陆续返回，只剩下河中（驻莆州，山西永济）、陈许（驻陈州，今河南周口淮阳）两军、三千余人暂时驻扎，有诏让他们翌年三月归建。

李德裕随即奏报朝廷：“蜀地士卒战力薄弱，加之近期屡被南诏所败，早已士气低迷，不能承担戍边征讨任务。如让北边军队尽数返回，蜀地恐怕无力自保。”

“当初南诏进至成都，杜元颖临时征募了三千多人，从未经过任何训练。郭钊带了一百多人，臣从北边又招募了两百多人，此外都是杜元颖旧部，实在不堪一战。”

“另外，清溪关一带虽地势险峻，但有三条大路可通成都，至于小路更是多到无从计算。战事一起，都可被南诏所用。需在大渡河北面新筑一城，与黎州（四川雅安汉源县）相互呼应，并派大军驻守方可阻断南诏。臣还听说南诏用从成都掳掠来的两千百姓，以及大量金银贿赂吐蕃，如果让他们知道蜀地兵力虚实，联合加以进犯，形势对我极其不利！”

“建议从河中、陈许两军精选一千五百士卒留驻西川，与川蜀将士杂居一处训练，带动提升蜀地军队战力。”

李德裕敏锐感到李宗闵等人一定会从中阻挠，于是在奏疏上又加了一句话：“如有朝臣反对，请陛下让他们书面写出理由。万一将来边境失利，不能让臣一人承担罪责！”

李德裕这份奏疏，不仅把利弊得失陈述的清清楚楚，而且将不增兵可能引发的后果，以及连带责任阐释得明明白白。李宗闵、牛僧孺因怕受到牵连，没有从中捣乱，提案得以获准。

西川军民遂在李德裕的指挥下，修缮城防，加强训练，储备粮草物资，动荡不安的局势逐步恢复了稳定。

太和五年（831年）九月，在李德裕的经营下，吐蕃维州（今四川理县）副节度使悉怛谋向大唐请降，献出维州，率所部投奔成都。

李德裕委派幕僚虞藏俭代理维州刺史，带兵入驻接管。

维州是川北要地，在高宗时被吐蕃设计夺占，改称“无忧城”，吐蕃以此为据点，屡屡进犯西川，至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

德宗时期，名将韦皋主政西川二十年，打得吐蕃狼狈不堪，却因维州地势险要，多次进攻均无功而返，最后抱憾而终。

这次悉怛谋献出维州，让李德裕倍感振奋，豪情满怀的向朝廷报捷，发誓道：“臣准备派出三千生羌，火烧吐蕃十三桥，直捣其腹心，一血前耻，实现韦皋未能达成的夙愿！”

文宗感到兹事体大，便将李德裕的奏疏发给尚书省，让群臣讨论。众人都请按李德裕所说实施，只有牛僧儒提出反对意见。

他说：“吐蕃国土辽阔，边境漫长，单是失去一个维州，减损不了多少实力。近期吐蕃与我修好，约定互不侵犯。两国之间，守信为要！”

“如果他们责备我们失信，在蔚茹川（宁夏南部黄河支流清水河一带）饲养战马，率数万精骑，自平凉直踏回中（陕西陇县西北），不出三天便可兵临咸阳桥（今陕西咸阳南）。到了那时，远在千里之外的维州又能派上什么用场！只能是白白丢掉诚信，百害而无一利。连匹夫都不屑于此，何况天子！”

没有主见的文宗被牛僧孺说服，竟诏令李德裕将维州，连同悉怛谋及其部众一并交还吐蕃！

李德裕无奈之下只能照办，眼睁睁看着吐蕃大军在边境线上，当着一众唐军的面，将悉怛谋等人折磨至死！

维州在牛僧孺的短视下得而复失，让李德裕对牛僧孺恨之入骨。

太和六年（832年）十一月，李德裕调回朝廷待用，由荆南节度使段文昌接任西川节度使。

西川监军王践言也跟着回到朝廷，担任枢密使。他亲眼见证了维州一事，数次对文宗提及，认为当初交还悉怛谋绝对是个昏招，完全是称了敌虏的心、绝了归顺的路！

文宗后悔莫及，埋怨牛僧儒瞎出主意。一些朝臣也说牛僧儒是因与李德裕存有矛盾，不愿看李德裕立功，从而弃国家利益不顾，有意为之。

文宗听到这些流言，开始疏远牛僧儒，牛僧儒深感惶恐。

一天，文宗与大臣议事，询问宰相：“天下何时才能太平，卿等有意于此吗！”

牛僧儒道：“太平没有模式，眼下四夷不至犯我疆土，百姓不至流散逃亡，虽然远非盛世，但也堪称小康。陛下若是还不满意，恕臣等无法办到！”

退朝后，牛僧儒对同僚说：“主上有这么高的期望，我等怎能久居此位！”多次上表请辞，不久文宗将他外任为淮南节度使。

牛僧孺一走，朝廷立刻任命李德裕为兵部尚书。

李宗闵眼见盟友外任，政敌得势，急得焦虑难安。京兆尹杜棕与他一党，看他闷闷不乐，凑上前去关心的问：“是因兵部的事吗？”

李宗闵点头认可，杜棕说：“我有一计，可以平息你们两人的旧怨，只是担心您不采纳。”

李宗闵示意他讲下去，杜棕接着说：“德裕文才出众，却不是通过科举入仕，他一直以此为憾。您如能让他掌管科举，他一定高兴。”

李宗闵思忖片刻，摇摇头说：“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杜悰说：“这样不行的话，就让他做御史大夫。”

李宗闵想了想：“这个可以。”

杜悰于是前去拜访李德裕，李德裕拱手作揖，客气的说：“您怎么会来看我这个遭受冷落的人！”

杜悰笑笑答：“我受宗闵宰相所托，问您是否有意出任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是御史台主官，排位仅次于宰相。李德裕没想到李宗闵如此大度，不禁喜极而泣，感激的说：“这么重要的岗位，小子我哪里担当的起！”再三向杜悰拜谢施礼。

如果真能这样，二李势必言归于好，也就不存在后来的党争了。可谁知李宗闵言而无信，转过头来竟替他的亲信、给事中杨虞卿谋划此职，事情遂告终止。

可想而知，被狠狠涮了一把的李德裕会是何种心情！

太和七年（833年）二月，在文宗授意下，李德裕以兵部尚书身份加同平章事，得以执掌相权。

李德裕入朝拜谢，文宗与他聊起朋党一事。李德裕毫不隐讳的说：“现在的朝中，有三分之一的朝臣都是朋党！”

李德裕此话绝非信口开河，时任给事中杨虞卿，与他的堂兄中书舍人杨汝士、弟弟户部郎中杨汉公，以及中书舍人张元夫、给事中萧澣结交，依附李宗闵等朝中权要，大肆收受贿赂，替人求取官职。

文宗曾听人说及此事倍感厌恶，因此询问李德裕，李德裕借机排挤与他政见不和的人，先后将杨虞卿外放常州刺史，张元夫外放汝州刺史，萧澣外放郑州刺史。

一次，文宗又与宰相谈及朋党。李宗闵抢先说：“臣知道结党不好，所以一直没给杨虞卿等辈重要官职。”

李德裕冷笑道：“如果连给事中、中书舍人这样的官职都不重要，臣不知还有什么是重要官职！”

李宗闵顿时脸色大变！此后，李宗闵在文宗面前接连碰壁。

六月十六日，朝廷任命工部尚书郑覃为御史大夫。李宗闵素来反感郑覃，在提出人选阶段就强烈反对，文宗从容的说：“郑覃精通经学。”

李宗闵不屑道：“他经学是好，然而他的政论实在无人想听。”

李德裕说：“郑覃对朝政的见解，别人是不想听，但陛下愿听。”

数天后，文宗没有通过中书省，直接让枢密使崔潭峻宣令，任命郑覃为御史大夫。

李宗闵不满的对崔潭峻抱怨：“如果所有事情都由皇帝直接宣令，那还要宰相干什么！”

崔潭峻直接回怼道：“他是八年天子，你听令就好！”李宗闵立时闭口不言。

李宗闵的态度让文宗不满，六月十七日，将他调任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牛僧孺、李宗闵离开朝廷，标志着这次党争，李党胜、牛党败！

后来，郑注、李训两个起于寒微的小人物先后执掌权柄，他们既非李党也非牛党，在朝野之内大杀四方。

他们憎恶李德裕的强硬作派，将李宗闵征调回朝重任宰相，把李德裕打发到了梁州，接替李宗闵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

李德裕当面找文宗理论，文宗拗不过他，改口让他去做兵部尚书。

李宗闵却认为诏令既已下达，怎可随意调整。又将李德裕改为镇海节度使，还撤销了同平章事待遇。

文宗看着两人剑拔弩张的样子，不禁叹息着说出了史上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后来甘露之变爆发，郑注、李训被杀，牛、李二党又开始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胡争烂斗，直至把大唐拉入深渊。

由此可知，朋党之争，争得就是权势与利益，绝非他们口中所讲的什么道义！

所谓道义，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个工具，随时都可为了利益弃之不顾。

客观的看，李德裕、李宗闵、牛僧儒都是能臣，只不过在政治理念上有所分歧。让他们单独治理一方都可保境安民，但他们却无法团结、互相猜忌，致使朝政严重内卷，实在是大唐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