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烺芬/文

民国初年即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杨永泰，我是1933年在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充办公厅文书课股长时才看到他的。虽然时间不长，但对他一贯反共、亲日的印象很深。就我当时所见到和听到的几件事笔述如下。

在南昌行营的倾轧

南昌行营是在四次“围剿”溃败以后，于1933年2月正式成立的，那时杨永泰尚在豫鄂皖三省“剿总”任秘书长。这个行营的组织相当庞大，内分办公厅和一、二、三、四厅，办公厅主任熊式辉，系以江西省政府主席兼任；第一厅管作战，厅长贺国光；第二厅管情报，厅长晏勋甫；第三厅管后勤，厅长刘兴；第四厅管行政，厅长朱怀冰。杨永泰是于1933年的秋季才到南昌的。我记得他一到两天就连开了三次军事会议，会议是蒋介石主持，参加的是陈诚等各级将领及行营各厅负责人，杨永泰也列席会议。有一天下午蒋介石在会上问杨：“你看行营的组织怎样?”杨即侧身答道：“我初来，情形不清楚。”蒋没有往下问，仍回到会议的本题上去了，等我会后派到文书课时（我这天在会场帮同事记录），听说行营要根据杨秘书长的条陈改组了。改组的情形是这样：办公厅不动，一、二、三厅归并为第一厅，管军事，厅长仍为贺国光，晏勋甫调一厅副厅长，刘兴另有任用。原第四厅改为第二厅，杨永泰任厅长，朱怀冰原兼任江西民政厅长，改组后改为专任。朱怀冰为什么要兼江西民政厅长呢?因为朱曾当十三师副师长（师长夏斗寅），在蒋与阎冯作战时，十三师开赴前线，与陈诚的十一师防地接近，频有往返，朱早认定陈是蒋下的头等风云人物，着意靠拢，陈亦认为朱有些才干，也就倾心结纳，朱之能够爬上行营第四厅厅长，是陈的力量。江西在“围剿”期间，形成了军事中心地区，关于省主席一职，陈诚意欲取熊而代之，示意朱怀冰兼民政厅长，就是为他打前站，熊式辉岂能轻让；这次就利用行营改组，先干掉他的第四厅，朱怀冰的民政厅自然不能久呆，不久果辞去民政厅长，从此就成为陈诚的入幕之宾了。以后在杨永泰主鄂时期，朱怀冰替陈诚草拟湘鄂川黔四省边区计划，把鄂西几县都圈入边区范围之内，也可说是一个小小的报复。

擅权固宠 扩大势力

当时在南昌行营的人们，都知道熊式辉、杨永泰是政学系的两扇大门，尤其杨永泰那种老政客身份摆得十足，蒋介石对他也敬礼有加，外边认为杨很得蒋的信任，言听计从，权势熏灼，求荣者争走他的门路，其实杨的一切，都是揣摩蒋的意志行事，极尽逢迎邀宠之能事罢了。记得杨到任不久，曾推荐黄郛当内政部长，黄是政学系，且与蒋是浙江同乡，又有过去曾一度组阁的老资格，自然在蒋面前提出来是没有通不过的，在杨的如意算盘，把黄推到行政院，屈就部长，还只是第一步。可是好久没有实现，事后听说，这件事惹起国民党元老派的极大不满，南京市长石瑛曾面见蒋介石追问此事，蒋以还只在酝酿中，就矢口否认，因之原议也就无形打消。在这年秋灭，杨永泰又有推荐辜仁发当江苏民政厅长一事，这事的经过是：南京政府发表陈果夫为江苏省政府主席，因为蒋在南昌，关于省府组织的人事问题，就打电报向南昌请示，事关行政，属于第二厅主管范围，初来电报把厅处长安排好了，杨故意压置不复，陈以未奉到复示，怕有问题，以后来电只是请求指派的口气，杨永泰就趁机推荐辜仁发担任民政厅长，得到蒋的同意。这样，陈果夫不便抗拒，辜仁发也就荣任了江苏的首席厅长。陈果夫的CC，喽啰众多，方苦粥少，那能甘心分润别人，加以与蒋的关系特殊，果然不久就利用一个“重婚”案件，把辜仁发弄得很不体面地下台。杨这样栽培辜仁发有什么渊源呢?其实并无什么夙契，据我所闻，是辜仁发由鄂南专员下来，到南昌去见蒋介石，当时是由杨永泰代见，接谈之下，为杨所赏识，并知辜是蒋介石在日本士官的同期同学，这种关系可以利用，有意收入囊中，同时预料向蒋提出来不会不同意，还可做个顺水人情，动机不过如此而已。还有一件事，就是这年的夏天，行营同事都传说杨秘书长将要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了，过了几时，发表湖北省政府主席的不是杨永泰而是张群，当时听到的情形是：原来内定杨永泰，杨却推让张群先干一任，用他自己的话说“委员长身边不可无人”，他是认为自己有一套本领可以笼络蒋介石，只要宠任不衰，不愁无官可做，何况张群和他是同路人，先干后干有什么区别，试看张群主鄂后带来的一群班底如刘寿明、孟广澎、卢铸、贾士毅等，都是政学系的次要人物，以后杨继张任，这群人还是原班不动。这些都说明政学系人在当时气焰之高，他们对蒋介石包围得相当地紧。

七分政治 坚决反共

杨永泰是在反共高潮中得到蒋介石的重用的，蒋介石把他当作智囊，他也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相矜夸，所以他的政治措施，无一不是矛头指向共产党，如蒋政权时代的专员制度和保甲制度，都是在杨永泰手上确定下来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也是他提出来的。在杨任行营第二厅长时，还发展到思想领域方面，这就是他的所谓“新生活运动”。我记得好像是1934年的元旦，在百花洲行营礼堂里举行了一次扩大纪念周，由蒋介石主持，讲了一套“新生活”，这个讲稿就是杨永泰手定的，我在当时不感觉什么，不料过了两天，听到在南昌广场曾举行了有几万人参加的“新生活”运动大会，随后成立了南昌“新生活”运动总会的机构，还在各省市成立分会和支会。为什么这样煞有介事地兴师动众呢?在他们的用意是，认为共产党是“不孝父母”、“不顾信义”、“不讲人道”、“不守秩序”的一群“乱党”，于是针对这一点，摘取中国封建时代的旧伦理观点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关于交通卫生的一些常识，用条文式列举出来，颁布施行，以为这样就可以教育人民尽忠尽孝、守礼守法，从根本上解除共产党的武装。实际上这些空疏陈旧的东西，在社会上并不发生任何影响。“新生活”的条文，我都忘记，印象较深的只有一条，中国人在都市的人行道上，从来是两边行走，如果要让路的话，习惯上是一向尚左的，“新生活”规定在人行道上走路要从右方前进，由于有警察的干涉，汽车门也向右边开，在那一段时期内倒是这一条得到彻底的施行。

鼓吹“四不见’ 反对抗日

杨永泰的“四不见”谬论，我是在四川峨嵋山军官训练团亲耳听到的。原来蒋介石于1933至1934年在庐山海会寺办过两期军官训练团，因在全国要求抗日的高潮下，日本人说集训的目的是把它当作假想敌人，提出指责，蒋介石害怕，就把1935 年暑期举办的军官训练团搬到了四川的峨嵋山，集训的对象是武职团长以上、文职厅长以上人员。团部设在峨嵋山脚的报国寺，训练团除日常课程外，每日在下午5时半降旗的时候，就在团部前的空坪上集合训话，由团长蒋介石、教育长陈诚及邀请的各界名流轮流演讲。有一天举行集训时，先是蒋介石讲了几句要抗日的门面话，继之就是杨永泰出场（他当时任武汉行营秘书长兼第七处处长），讲了两个多钟头，‘原词我不能全记；，只记得他的大意是说：现在动辄要与日本宣战，战争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贸然言战，无异自取灭亡。我们试想与日本作战的情况，日本经常保持飞机千架的强大空军，不说战场，就在军队的集结或行进中，它就来个大轰炸，我军蒙受惨重的伤亡，并见不到敌人；再说阵地作战，我们只靠步枪，而敌人则用的是排炮，射程远，火网密，我军的伤亡很大，此时也见不到敌人；敌人还在战场上利用坦克车横冲直撞，炮火猛烈，无法阻挡，我军伤亡枕藉，也还见不到敌人；就说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本可见到敌人，但敌人会施放烟幕弹，使我军失去战斗力，蒙受伤亡，仍然见不到敌人的面。他的这一席话，在场的人员无不是肃然恭听，寂静无声，我在当时就想着，杨永泰是有名的亲日派，在他口里发出崇日恐日的唯武器论，原不足怪，可怪的是，蒋介石、陈诚都在台上，杨永泰所发的议论，和他们的发言恰是针锋相对，在此紧急准备抗战的时刻，身为统帅，为什么准他猖狂放毒、摇惑军心呢?因此令人不解。杨永泰深达其隐，于是将蒋所要讲而不能讲的话，代为尽情发泄，蒋之所以对杨特别宠任，恐怕这就是其关键所在。

①据原南昌行营二厅一组组长王又庸回忆：贺国光为参谋长兼第一厅厅长，杨永泰为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