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尊光/文

阎锡山掌握着山西的军政实权，怕自己照料不到，必须用几个五台人，再夹几个崞县、定襄人协助他掌握，这是他统治山西不变的原则。此外，使用干部，总的方针是：“二的做法”，他对干部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归他直接领导的中下级干部，定有考试、训练、归班任用办法，交各主管部门按章任用。一类是他直接领导的各部门负责干部，对于这一类干部，按山西地区分南、北、中三路安排，再点缀几个外省籍人，表面说是平衡用人，骨子里却为使人们从地理上的结合，自然形成派系。各派为争夺权位，不能合作，互相牵制，哪一派也不能过大地发展，哪一派也离不开他的支持。如某一派有异动，另一派必然密报，因而没有一派能造反，没有一派不为他利用作为驯服的工具。对一个单位，总要设有正副负责人，正的是一派，副的必委另一派。用甲某办事，一定派乙监督，与甲扯皮。因不相信县行政人员，派有常驻县的视察员，怕视察员日久生情，与县行政人员串通哄他，另设有密查委员考查视察员，在明委、密委之上，又设有政治检查委员，巡回检查，总使每个干部时常存有戒心，不敢任所欲为。他对干部的信任程度，暗中定有分数。最初只定五分，逐步接近，逐次加分，无论如何忠实，只能信任九分，留下一分，作为考查防范的余地，凡是五分干部，只能在其大门口徘徊，按表现的成绩，由大门而二门以至升堂，能入其室的极为少数。他常说“待人以君子，防人以小人”，实际他眼里没有君子，因为他概不拿好心对待人，以为别人对他也是这样。并且以为人都是为己的，一有机会就要为自己图利益，若不预为防范，小则营私，大则造反。

所以他用“二的做法”，故意在干部中制造摩擦，由他从中操纵，使所有干部，不只不能造反，而且都得听他支配，共同维护封建统治集团的存在。

他对干部，用着时甜言蜜语，使之尽量发挥所长为他服务。用不着时，一足踢开，安分者酌给生活费用，反抗者按政敌对待，如黄国梁干练有为，勇于负责，当他应付袁世凯装作无能时，凡事皆靠黄处理，黄极力为其整顿部队，培训干部，为他后来扩军建立基础，袁世凯一死，即以黄专权，下令撤职，生怕事变，迫令黄即日离开太原.董崇仁为他维持地位，请袁任命为晋南镇守使，袁死后，以董不交截矿为名撤职。孔庚于辛亥革命时在塞外出力不少，又在袁世凯左右得力人中（孔的同乡梁士诒）给他维持地位，任孔为晋北镇守使，黎元洪继袁为总统，因孔与黎有同乡关系，怕孔借黎以自立，乘其不防，布置军队，强撤其职。南北两镇守使，委其亲信张培梅、张树帜充任，后以张树帜在打张勋时认识了曹锟，曹锟任总统后，张与曹有联系，借端撤其职，张培梅未向他请示，杀了两个旅长，他认为专擅，怕张造反，再不令其带兵。赵戴文是唯一拥护他的人，他的一切措施，多商决于赵，一般人认为阎、赵在政治上形同一人。赵亦常说：“我自识阎以后，即定了君臣之分。”赵对阎确实是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凡阎的言论行动，总是一味附和，并且引经据典予以阐述。但阎对赵还留有后手，如阎勾结日军的事，知道这位务虚名的道学先生不会同意，怕其劝阻，影响干部的动向，即瞒着赵进行，待木已成舟，赵也就听其自然了。赵对他如此忠实，他在“二的做法”上对赵也不例外。南桂馨从辛亥革命至天津市长辞职以前的时期内，除掌山西全省警政，为阎镇压人民维护统治外，所有阎对外最棘手的事，总是派南去办。如果说赵是阎的左手，南就够上阎的右手了。南因不赞成赵对阎的一味附和，即形成与赵对立状态，阎兼省长后，山西各县县长多系赵所办的育才馆学生充任，各县警官皆系南所办的警察传习所学生充任，警官不听县长指挥，甚至与县长大起摩擦，县长向赵陈述，赵亦无可如何。南因深知这样做，并不违背阎的干部政策，所以在阎赵形同一人的情况下，敢于向赵对抗。阎亦以他二人对立，正合防赵又防南的意旨，因而听其对峙，不加制止。还有一例，阎从大连回晋，为对抗政敌，维护政权，大办团体。先教李冠洋吸收青年，作为当时维护政权的支柱。当李把团体发展得相当大的程度时，又令邱仰濬组织团体，邱在政治上有地位，团体发展得很快，不久与李势均力敌，双方大起摩擦，几至动武。一般不知内幕的人，以为都是阎的团体，为什么如此内讧?其实都为迎合阎的意旨，互相攻讦，向阎邀功，阎亦利用他们的矛盾，从中操纵，使他们既不能联合起来造反，又必须听命于他，维护统治。南、赵对立，邱、李摩擦，是阎对干部“二的做法”最明显的例子。另外，阎还有一个原则，即不让干部自成局面或和外边发生关系，凡是要自成局面或瞒着他与外边有势力的集团来往，他即认为背叛他，轻则撤职，重则处死。商震要独立自主，就处处防他，最后逼商离开山西。傅作义因守涿州与奉张发生关系，从此对傅存有芥蒂，逼得傅和他分家，李生达赴江西“剿共”与蒋介石发生关系，回晋后买通其马弁刺杀之。陈长捷与蒋有联系，被撤职解送重庆.还有一种手法，军人如赵承绶，文人如贾景德，放荡不羁，最好玩乐，但均忠于他，不只不加约束，反于薪金以外，另有补助，助其玩乐。孟元文常好和他争辩是非，几次拂袖而去，陆近礼能干而有脾气，不做不愿办的事，因他们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声誉，为了应付舆情，常迁就他们的意旨，给他们愿意接受的位置。

对于反对他的革命人士，在他地位不稳固时，以极残酷的手段对待。辛亥以后，被他杀戮的有安邑李鸣鹤、猗氏景豹卿、崞县张汉卿、大同宋士杰。借袁世凯之力逮捕的有晋南李鸣凤、张士秀，由他直接逮捕下狱的有晋北贺炳煌、邢斌丞。被迫在外奔波不能返省的有续桐溪、景定成等多人，到他地位比较稳固时，除对死硬反对他的政敌仍如前之残酷对待外，总是千方百计地拉拢，愿接受名义者，委以官职，不愿接受委任者，按时送钱。他常说：对于这类人，只要他们肯拿钱，那就减少反对力量，拿了钱的人，自然不会在群众中出头露面反对他，也不会当面责骂他，背地里说些闲话没关系。他并说，政治上暗地里花的钱，有时要比正项开支还大，经常所花的钱，也不少于正项开支，因为花暗钱的效用，要比正项开支效用大。所以他对于政敌，总是设法拉拢收买，对于干部，一般的减成发薪，特殊的暗中给钱，使其出死力以效忠。这是他在日本侵华以前，对待干部和政敌的一贯手法。

“七·七”事变后因形势的变化，他对待干部与政敌也有所变化，而“二的做法”仍然未变，从前用人一味选择守旧而服从性大的人；事变后，鉴于旧人的懦弱无能，进步人士的朝气蓬勃，乃一度吸收新人，想为己用，哪知进步人士是为民族利益而奋斗，不为私人做工具，因扶植民主，得到人民的拥护，发展很快，对他的统治大为不利，乃又积极扶植旧势力，又想以“二的做法”牵制进步力量。摩擦的结果，激成了晋西事变，逼走了进步力量.留下的旧人，还怕发生内变，更加制造分裂，计有以王靖国为首的军人派和以梁化之为首的文人派的摩擦，而军中又有赵承绶与王靖国的暗斗，文人派中又有薄毓相和梁化之的摩擦，另外还有杨贞吉的政卫组织，孟际丰的政工组织，刘杰的理论组织，谢濂的洪帮，傅存怀的青帮，李冠洋、关民权也各掌握一部分从前和他们在一起办团体的分子，都是自立门户，互相牵扯。已有如此多的矛盾，足够他从中操纵了，他还不放心，又加强同志会组织，定了许多处死的纪律。例如师长刘墉之，背地里说了句会长不按中央规定发饷的话，以犯诋毁领袖纪律处死；师长锺有德未向他请示与日军来往，以擅作主张违背组织纪律处死；同志会基干曹大观玩骨牌，以犯了禁赌的纪律处死。此外，因触犯其所定纪律而处死的不下数十人。这样就把干部控制得俯首听命，任他驱使。内部已无问题，乃扩大特务组织，集中全力反共反人民，对于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大肆搜捕，抓到即杀，对于作战被俘、经解放军释放返部的干部，认为带有反他的任务，强令住入返干团，不许与家属和一般干部见面，迫令坦白交出所带任务，在身、臂刺上反共字样，迫令再上前线卖命。这种惨无人道的血腥统治，把他的管区，造成黑暗恐怖世界，闹得人人自危。这一做法，从晋西事变后一直做到他的政权灭亡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