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声铉/文

我是于1943年由国民革命军第八军随同军长郑洞国将军调往印度的，在蓝姆伽中国驻印军营地集训后，即北上列多成立新一军军部，下隶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当时孙立人将军任新三十八师师长兼第一军副军长。以后中国驻印军扩充成两个军，郑将军任驻印军总部副总指挥，史迪威将军任总指挥，孙立人、廖耀湘分别任新一军、新六军军长。我原职为中校军医科长，后任职于新一军军医处，后又被临时借调到新三十八师任军医主任，原担任该职的张涤生中校（现为上海著名的显微外科专家）则派去配属新三上八师的美方流动手术组，一方面任中国伤患军人的翻译，一方面直接参加临床手术工作。

新一军打下缅甸南坎、八莫，一直追击到腊成，将日本的第十八师团等部队完全消灭，并打通滇缅公路。其间，我们的驻印军和在云南的远征军在芒友会师，孙立人将军与卫立煌将军握手会合，并举行两军大聚餐。驻印军在缅甸完成歼敌任务后即由滇缅路回国。

这段时间，我极少有机会见孙立人将军，不过经由军中同胞了解他是位公忠体国的长者，善于打迂回战，日军受到我军几次包围，伤亡很大。他办事认真，爱护部属。有一次指挥部运送的军鞋没有鞋带，他到史迪威办公室当面斥责美方参谋长柏特纳将军：“难道你们美军穿鞋不用鞋带的吗?”柏特纳连声道歉，答应立即改善军需供应，并保证今后再不会发生类似事情。

回国后，我们在梧州时得知日本宣布投降，我军奉命接收广州等地。全军是战备行进，顺利地进入广州。时新一军军医处长薛荫奎（现名薛庆煜）奉调重庆襄助当时的军医署长林可胜将军计划复员工作，我即奉命暂代其职。这时孙将军已应艾森豪威尔邀请去参观欧洲战场，故接收工作期间，我与当时的副军长贾幼慧将军（已过世）接触较多。

在广州驻守半年后，新一军乘美运输舰北上秦皇岛，加入东北内战。在驻军营口时，适孙将军患肠炎，我才有机会为他治病及讲述军中卫生勤务概况。当时薛和张均已由林可胜指派赴美进修，孙将军也曾口允以后送我入协和完成医学教育。

新一军占领长春后，我离开东北，去南京参加联勤教官班训练，孙以后也调离东北（与杜聿明不和），在南京任陆军训练司令。以后他

先去台湾，因为林可胜要薛荫奎，他便向林调我到台。

在台湾，我当了两个地方的医院院长及孙在“陆总”时代的医务所主任。1955年8月我来美进修时，他已在“参军长”任内受到蒋家父子的误会而遭软禁。记得以后我回国防医学院完成医学教育时，曾几次在街上和电影院门口遇到他，简单地互道近况，他身边穿卡叽中山服的监视人员即走过来怒目相视。

我知道他是受忌而遭栽诬陷害，因之不欣赏蒋经国的独裁政治。1974年我由利比亚回台办了退役，就一直不肯再回台，即因内心不舒服。1975年我来美国，直到蒋经国死了，新闻界报道孙案平反了，我由纽约打电话给孙将军道贺。

孙将军是一位忠厚长者，是爱兵如子的正直军人，许多年节他都是与士兵一起过的。他不会阴谋叛变，至于他的随从参谋陈良埙及情报参谋江云锦的供词都是在监中屈打成招的。他的老部下曾在台中庆贺他的90大寿，以后不久他即因病过世了。他和张学良同是遭受蒋家长年迫害的仁义长者。

（作者赴美后为纽约金斯勃精神病院专家，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