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德安/文
张学良是在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废除不平等条约维护领土主权,蔚成时代潮流之际,是在日苏两强分踞东北情况下,主政东北的。时代的激流和他所处的环境,必然要给他一个冲击,使他在意识形态中,迸发出强烈的爱国思很自然的。他修铁路筑港口,对抗日本经营的南满铁路,是他振奋图强的内在心态。
1929年5月27日,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得到密报,谓共产国际于这天午后在哈尔滨苏联总领事馆内,举行赤化东北的秘密会议。当即派遣特区警务处长米春霖率领警察,搜查了领事馆逮捕中东路苏联职员30余名。并有驻沈阳苏联总领事库兹涅佐夫在内。搜出大量苏共产党活动的秘密文件,其中最令人吃惊的,是海参崴苏共产党向莫斯科请示的电报,说冯玉祥在一月间曾向苏联求授,以助其为阻止中国南北统一的军事行动,张学良对于搜查哈尔滨苏联总领事馆,是否继之采取反苏行动,以及如何处理苏联盘踞在东铁机关内,进行赤化活动,尚在考虑,未下最后决心之际。南京政府主席蒋介石突然于7月9日到了北平,名为与山西阎锡山会面,为了解决冯玉祥的西北军问题,但从与蒋同来的尚有外交部长王正廷,则此行必有涉及重大的外事问题,是颇为明显的。蒋王到平后特电邀张学良前往会晤,张抵平后与蒋王有过几次密谈,关于哈尔滨搜查苏联总领事馆及今后对苏问题,是如何决定的,无从得知。但王正廷招待新闻记者时,强调的是哈尔滨事件,以及今后东北对外交涉,无论对日或对苏,均移归南京办理。7月13日天津《益世报》报道,中东路属地方性问题,仍将就地解决。就在蒋张会晤以后,哈尔滨东省特区长官张景惠,即在11日早晨动手强行接管了中东铁路,罢免中东铁路苏联管理局长和副局长及其他职员共59人,并被驱逐出境,中东路督办吕荣寰指派中东路华方理事范其光暂代该路管理局长。对于东北当局强行接管中东路这一突然行动,除苏驻哈总领事向张景惠提出抗议外,莫斯科方面也在7月13日对南京和沈阳分别提出抗议。7月17日南京外交部发表了东北当局在哈尔滨苏联领事馆所查获的苏联扰乱中国的证据文件,同时蒋介石也公开谴责苏联的阴谋等,这使苏联气急败坏,18日竟对南京提出断绝外交关系的通告。
历史上,中俄合筑东清铁路(即中东路)条约,订于1896年,铁路的开通在1905年5月。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有一段时期中东路被置于协约国的共同监管。1922年10月共同监管取消,中东铁路的管理权始归到苏联手中。1924年5月和9月,北京政府和苏联,奉天张作霖和苏联,先后达成中俄协定和奉俄协定。协定声明中东铁路是完全商业性质,可由双方商议由中国赎回,而奉俄协定,除将80年无偿收回之期限,缩减成为60年,并规定中苏双方共同管理该路事务。即中苏各派5人构成10人的理事会,由华人出任理事长,俄人副之;另派苏联人为管理局长,副局长二人,,中苏各一,其他各处正副处长均以中苏人员分配任用但实际上,苏联人在人事上把持实权,并不按均等原则对待华人。
在东北集团内主张强制收回中东路的首推中东路督办吕荣寰,他认为当时苏联内部不安,无力对外,可趁机收回中东路以清除共产党扰乱东北的祸源。吕之外,还有号称俄国通的前驻伊朗公使邹尚友,东省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认为苏联是“红萝卜外红内白”,外强中干,毫不足惧。据说吕荣寰是因为有讯将被调离职务,乃建议出此非常举动,以固位之谋,而邹尚友、张国忱等人,因懂俄国话,想在这面立功,才附合吕荣寰的见解,以为晋身之阶。至于张景惠乃是人云亦云,愚而无用的糊涂虫。总之,强制接收中东路虽说明张学良有收回路权的朴素爱国思想,但干的确有些轻率,也说明东北集团对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情况,都缺少应有的认识,尤其张学良在对待南京方面,没有应有的理解。
苏联向南京政府提出断绝外交关系通告,召回驻华外交商务、铁路等工作人员后,8月12日苏联远东特别军在加伦(Galans)将军指挥下,集中步、空、炮、坦克部队十余万之众,分别向我吉林省绥芬河、穆棱两地(现属黑龙江省),和黑龙江黑河、满洲里(现属内蒙古自治区)开始军事行动。张学良也以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名义,制定战斗序列,于8月1日下达动员令,编成两个军。“防俄”第一军军长王树常,指挥3个步兵旅,和骑、炮、通讯部队,开往东铁东线;“防俄”第二军军长胡毓坤,指挥3个步兵旅和骑、工、通讯部队,开往东铁西线作战,苏军连续轰炸绥芬、北安镇,满洲里方面双方也有接触,尤其是苏联阿穆尔河舰队,进入松花江西进,直冲吉黑两省腹地,与我东北海军江防舰队战斗激例。战争情况日趋严重,而南京外交部长王正廷尚电张学良谓“俄方采取威吓手段,我应以镇静处之,彼终必败……中央自有确实把握”。王外长所谓的确实把握,是向国际联盟诉诸非战公约,但苏联不是非战公约的签字国,国联制裁不了它。同时南京正在全力进行“剿共”,与分兵对付冯玉祥、张发奎两部的变乱,哪有余力支授东北。而王外长最后公开表示俟西北军事结束,“中央方有力与俄决战,国民党宣传部长刘芦隐更直截了当表示“讨伐西北冯玉祥,即是对苏有效办法”,苏联红军的攻势越来越猛,它的阿穆尔汉舰队连续沿松花江攻占了同江富锦。11月17日苏军陆空与苏蒙骑兵,联合攻占扎兰诺尔,守军旅长韩光第战死,满洲里被包围,旅长梁忠甲被俘,战况急转直下,张学良已发觉无论是外交、军事、财政期待南京的后盾,是指望不上了。此时张群和南京外交部亚洲司长周龙光,衔密令到沈,授权张学良从权设法由地方向苏联寻求和平解决,不必过于拘泥于中央交涉之原则。张学良乃在沈阳官邸集合军政要员,开会研讨对苏办法,大家都感到事态严重,关系全局,没谁表示意见,会上沉默些时,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袁金铠发言,他说:“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和。现在打不了,就和吧。决不可像叶名琛守广州不战不和,作海上苏武。我的意见,就请蔡道尹去办交涉。”
张学良听了,决定派遣前任哈尔滨交涉员蔡运升前往伯利(哈巴罗夫斯克)会晤苏联代表,几经折冲,于12月22日才签订一个《伯利协定》,实际上就是城下之盟。
前东北大学代理校长王卓然,在所著《张学良到底是怎样人》一书,评述:“中东路问题,伤了东北军元气,暴露东北军弱点,这使日本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种下了‘九·一八’事变之一因。”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