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进入贵州省界时，当地流传着几句民谣，“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两银”。实际上，贵州百姓比民谣中还要穷，红军强渡乌江进入黔北后，一路上看去，有家的不过是一间摇摇晃晃的破草房，没家的，只能四处流浪，以乞讨为生。随部队长征的红军元老董必武，见此情景，连连叹息：“贵州老百姓苦哇！”

黎平会议原定要以遵义为中心，在川黔边也就是黔北建立新根据地，但黔北经济如此落后，要维持一支不断扩大的红军，是非常困难的。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二局通过连续破译密电，得知蒋介石已亲自坐镇重庆和贵阳，并部署中央军薛岳部协同湘、川、滇诸地方军，号称40万重兵，准备对遵义进行围攻。

此时的敌情，比长征初期还要严重得多，而中央红军相比于中央苏区出发时，实力上却已大大削弱：兵力只剩下3万余人，且经过湘江惨败后，士气低落，即便入黔后打了几次胜仗，又在遵义进行了休整扩充和一再精简整编，但状态尚未调整到最佳；由于缺乏根据地，一直处于无后方流动状态，弹药得不到及时补充，虽还有万把支枪，然而却没有足够的子弹（黔军武器太差，红军即使缴获，也大多弃而不用）。

这个时候，绝不能再轻易地与敌人硬碰硬。毛泽东决定接受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放弃立足于黔北的原定计划，离开遵义向西进军，争取北渡长江，到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刘伯承、聂荣臻都是四川人，他们主张入川，是因为根据他们对四川的了解，那里相对贵州，经济条件要好得多，再加上有四方面军接应，有利于中央红军站稳脚跟。

除了刘、聂，朱德也是四川籍，而且他和刘伯承对过去川军的情况都很熟悉，他们说：“川军那个部队我还不知道，好打！”

一方面是川军“好打”，另一方面，“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同时以刘湘为首的川军军头们，排外思想非常严重，蒋介石不好往四川大量调兵，这些都让朱、刘、聂等川籍指挥员对于红军入川感到乐观。

《雄关漫道真如铁1》，欲知后事如何，请看明日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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