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年（1941年）9月6日，年仅54岁的中国新闻界大师张季鸾先生在重庆病逝。在听闻他的死讯后，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林祖涵联名发来了唁电：“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肃电致悼，藉达哀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也发来唁电：“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

同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也出席了他的葬礼，并以国葬的形式来安葬这位享誉世界的“报界宗师”：“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握手犹温，遽闻殂谢。斯人不作，天下所悲。怆悼之怀，匪可言鉴。特电致唁，惟望节哀。”

张季鸾何许人也，为何他的病逝能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呢？

都说出名要趁早，张季鸾就是个中翘楚。

张季鸾的24岁在做什么呢？他作为总统府秘书，在为辛亥革命之后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草拟就职大总统的宣言。

人生刚刚正式开始，他就站在了不少人可望而不可即的顶峰。

然而，这样的一件事对他来说只能是人生重大成就之一。他往后的人生在当各大报纸的特约记者、总编辑中度过，《大公报》的成功更是让他名利双收，跻身民国三大报人之一，收获海内外赞誉不计其数，他提出的“四不”原则，不党、不卖、不盲、不私至今为新闻界所推崇，“第一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第二不卖，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第三不私……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第四不盲，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由于其公正客观、不偏不倚的作风，当时势不两立的国共两党领袖蒋介石、毛泽东都是他的忠实读者。

张炽章

他在上海租了三处公馆，分别住发妻与两位如夫人，他50寿宴之时，大摆宴席，三位夫人都佩花做主人。著名革命党人于右任先生赠诗：“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

不过张季鸾虽然年少得志，但也倒过大霉。尽管他的倒霉常常不是因为运气背，而是因为他不愿向所谓现实妥协。

大家心目中的好工作不外乎就是“高薪”“稳定”，在有些时候，对稳定的看重甚至胜于高薪，但张季鸾偏偏不属于追求稳定一族，甚至会不时地给生活制造麻烦，比如坐牢。

民国二年（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北站被暗杀，张季鸾多次撰文向上海当时同盟会的机关报《民立报》揭露袁党阴谋，引发袁党极大不满。不过碍于他是记者，而当时袁党又急于要向全国人民树立他们所谓“正面形象”，才表面上一笑了之，实则心里已经给他记了一笔黑账。言下之意就是你小子要是敢再犯，就让你尝尝国家机器的厉害。

张炽章

但张季鸾哪是会妥协的主儿，民国二年（1913年），袁世凯为了向南方用兵，秘密向列强借了2500万英镑，时称“大借款”。张季鸾与他留日的同学、当时袁世凯参与机密的咨议程克过从甚密。有一天张季鸾在程克的书房里等他，看见程克书桌上有这次借款的“草约”全文，他当即把内容记下并向上海《民立报》发出专电，报纸刊出后全国震惊。

这种情况，不用想都知道是泄密了。至于消息来源，程克此时肯定连把张季鸾烤着吃的心都有了。当晚军警就包围了张季鸾所在的北京《民立报》报社，把张季鸾投入大狱。后来张季鸾的好友李根源等历时三个月，才把他保释出来。

张季鸾对朋友极重情义，他曾为入狱的“七君子”之一、旧时好友沈钧儒左右奔走，也曾在自己经济尚不宽裕之时，照顾被北洋军阀迫害致死的《申报》记者邵飘萍的妻女，张季鸾将从程克那里得知的内容发表见诸报端时，他是考虑过朋友处境的。毕竟泄密之事一出，纵然他被下狱，往后程克在袁世凯手下的日子也肯定不会好过；但他更清楚，列强不是慈善家，巨额借款必定是袁世凯不知出卖了多少国家利益才能得到的，听之任之，受害的将是整个中华民族。

在朋友之谊和民族大义之间，他毅然选择了后者。

从监狱里出来的文人有两种情况，一是对现实恐惧加之失望透顶，从此不问国事，或放浪形骸，或纵情山水；二是更感时局忧患，肩上责任沉重，愈加铭记以文报国之志。张季鸾依然选择了后者。

他出狱后，在《雅言》月刊上发表了《铁窗百日记》，抨击袁党倒行逆施，中国政治现实黑暗，尽自己从前未竟之业。因而被驱离北京， 来到上海，在报界沉寂了一段时间。

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复辟帝制，滇系军阀唐继尧、名妓小凤仙的情人蔡锷等人，宣布云南独立，并出兵讨袁，是为护国运动。身在上海的张季鸾又一次加入了《民信报》做总编辑，声援讨袁运动。

次年，张季鸾成为当时上海大报《新闻报》的北京特约记者，以笔名“一苇”进行创作。这个笔名其中有几层含义，一是身处乱世，命运飘零之感，这一点与《申报》记者邵飘萍之名有同工之处；二则如苏轼一般，在万顷茫然中感一苇之渺小，在国家纷乱时局前知个人力量之渺小，但他愿略尽绵薄之力；第三则应了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在其《思想录》中所写：“人是一根有思想的苇草。”“人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而这正是张季鸾在往后数十年间，声名鹊起，被奉为报界宗师，文坛巨擘的原因。

此后，张季鸾被聘为《中华新报》总编辑。民国七年（1918年）9月， 段祺瑞为了扩充个人武力，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张季鸾在《中华新报》上披露了这一消息，段祺瑞十分生气。这怎么又是你小子？之前袁世凯送你的牢饭没吃够是吧？他大手一挥，命令警察立即查封了《中华新报》，并把张季鸾拘押在首都警察厅。

按照段祺瑞的打算，没准儿是准备让张季鸾从此吃一辈子牢饭，或者他连给张季鸾吃牢饭都觉得浪费粮食，准备让张季鸾直接为祖国土地施肥。

但国会不干了，记者素有无冕之王之称，随便对不知名记者做点什么都会有无数的文人出来对着国会和政府吐口水，何况是张季鸾这样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力的记者，要是他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政府和国会都非得被吐沫星子淹了不可。政府是一帮脸皮比城墙厚的草莽军人组成的，无所谓，国会都是社会各界有头有脸的人，可不想陪政府一块儿。

段启瑞

另外国会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张季鸾让段祺瑞可好好在全国人民面前露了回脸，不少人心里是偷着乐的，他们自然也要保护张季鸾。同时，张季鸾的好人缘在此时发挥了大作用，他的好友们四处托人说话，不少人吃给他说情的饭吃得嘴都软了。

最后，在几股压力之下，段祺瑞不得不放张季鸾自由。

《大公报》原为天津报纸，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长城抗战之后，日军日益逼近华北，张季鸾基于忧国图存的心情，建议早日迁津南下，开办《大公报》上海版。

理由也很简单，当时日军已经直接驻扎在平津城外，国防部长何应钦还与日方代表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要求中国的驻军和“抗日势力”通通撤出华北。日军一再逼近，而我军不断后撤，战事一开，平津岂有守得住之理。

张季鸾办报，最珍视和最引以为豪的就是独立。只有独立，才能“四不”，才能如他所说，使其事业用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忠于民国，尽其职分。一旦天津被日军占领，《大公报》怎可能在日寇的铁蹄下实现所谓独立和报国？过去袁世凯、段祺瑞虽然是凶残的军阀作风，都有过卖国行径，但心里毕竟还存着身为炎黄子孙的一丝善念。但日本人可不讲这个。届时《大公报》要么沦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要么就报社所有人一起“捐躯赴国难”。

《大公报》

以身殉国固然是值得敬佩，但《大公报》这样影响力巨大的大报，报社中那么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无论是从鼓舞士气、“舆论战”方面看，还是对于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肯定让是大家都活着更有价值。

为了自己“新闻报国”的理想，张季鸾为此一度与另一位合伙人胡政之闹了矛盾，胡政之认为，上海一贯是《申报》《新闻报》等大报的地盘，《大公报》贸然前去上海，想要立足，谈何容易。

但张季鸾不以为然，他甚至不惜以另起炉灶相威胁。

《大公报》是由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三人合伙办的，张季鸾一分钱没出，他是以技术入股。不过张季鸾在某种程度上是《大公报》的灵魂，这份报纸能从濒临破产到在全国范围内极负盛名，固然与胡政之与吴鼎昌的苦心经营分不开，但报纸内容为王，是靠销量挣钱的，这种转变最重要的还是依靠张季鸾这一支生花妙笔。

在企业，什么叫核心竞争力啊？这就是。

与此同时，平津局势日益恶化，综合各种因素，胡、吴同意了张季鸾的要求。

《大公报》上海版正式刊发，为了实现“开门红”，张季鸾对于稿子不可谓不尽心尽力。

张炽章

他先写《今后之大公报》，对该报上海版创刊的原因和当时国家局势进行分析，并重申《大公报》的一系列原则。其中有几句骈体尤为精彩：“当年中原重镇，今日国防边疆。长城在望而形势全非，渤海无波而陆沉是惧。”颇有唐诗“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之感，很是扣人心弦。然后又发表社评《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对于各界人之公表言论，力采宽大主义，凡批评政局政策及官吏行动者，除非其主张有阴谋反动之嫌，概不禁止。”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对政府现在的新闻检查制度十分不满。直戳当时的政治敏感问题，不得不说放眼全国，也只有《大公报》或者直接说张季鸾有此能耐。这也是他的特色，换一个人，天天对政府指桑骂槐，早被收拾得谁都认不出来了。

但张季鸾偏偏就敢，而且即使是政府本身，乃至于直接被他写文嘲讽的人，都对他抱有十分的敬意。

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步，在于他不哗众取宠、不颠倒是非，在法令所允许范围内，力求公正，而且以国家利益为重，对人对事几乎不掺杂私情。

举个例子，他曾写《蒋介石之人生观》，对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一事发表评论，痛斥蒋介石所谓“人生若无美满婚姻，一切皆无意味。”“确信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对蒋介石冷嘲热讽，使蒋领袖之面子尽失。但西安事变爆发之时，他屡次发表社评，在对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同情和理解的基础上，希望二位将军为国家、民族之大计，释放蒋介石，勿使国家再度陷入分裂和内战。他甚至写了一份《致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找到了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将此信用飞机在西安空投下四十万份，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重要贡献。可见，他对于蒋介石的态度不取决于个人好恶，而唯国家利益是从，故而令人起敬。蒋介石日后更是奉他为“国士”。

《大公报》上海版“开锣”三天，十分精彩，本以为能广受好评，为《大公报》在上海的经营打开局面。但实践证明，胡政之起初的担心是对的。

当时上海大报《申报》和《新闻报》，两报是竞争对手，平时互相看不上，素有矛盾，但为了不让《大公报》在上海立足，他们决定联合，一致对外，干了一件十分缺德的事。

要说这俩不愧是大报，那叫一个财大气粗，他们派人蹲守在各个报摊上，只要一有《大公报》，立刻全部买走，搞得真正想读《大公报》的读者压根儿买不到这份报纸。

《大公报》

一开始《大公报》收到读者电话，还十分开心，买不到说明销量好，供不应求，连着几天都增量印刷。结果三天之后，读者说还是买不到。

《申报》和《新闻报》两报打的如意算盘应该是《大公报》一直都发现不了这事儿，然后不断扩大印刷规模。《大公报》在上海本就根基薄弱，读者见不到报纸意味着《大公报》不会有新的读者，社会影响力无从谈起，就没有广告商赞助，而广告是报纸最大的利润来源之一，有时这个之一甚至可以去掉。

他们这一招确实十分毒辣，《大公报》一面要消耗大量资金扩印，一面又少了一大经济来源，长此以往必定入不敷出，轻则不得不关闭上海版，重则直接倒闭破产。

但当时的《大公报》已经办了十年了，负责人也绝非人工故障，经过了解，他们得知了真相。

不过光知道真相就行了吗？《申报》和《新闻报》两报只是单纯地让人去买报纸，没干什么违法犯罪的事，上法院去告他们都找不着名头，何况两报在沪多年，树大根深，就算真打起官司，能打赢就活见鬼了。

《大公报》诸人此时简直欲哭无泪，《申报》《新闻报》恶意压制，这日子没法儿过了。好在张季鸾和胡政之一贯以人脉广博著称，辗转找到了当时上海滩的大佬杜月笙，由杜月笙出面请各大报社负责人吃饭。放眼整个上海滩，有人敢不给杜月笙面子吗？《大公报》这才从小黑屋中解放出来。

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下半年，《大公报》上海版发行量超过五万份，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