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谁能想到，写下此等热血语句的人杨度，是一位热衷于帝王之术的人，一生辗转腾挪，投机不断。

杨度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同治十三年腊月初一（1875年1月10日）生于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杨家世代务农，家境清贫。到了杨度祖父一代，有了一些转机。因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需要乡勇，杨度的祖父杨礼堂带着大儿子杨瑞生参加了曾国藩的湘军。杨礼堂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官做到正四品都司衔，后来战死，湘军高层为了奖励战死的杨礼堂，对他的儿子杨瑞生大加提拔，最终给予了他总兵的职务。

杨度的父亲不是杨瑞生，而是杨瑞生的四弟杨懿生，但杨瑞生在杨度10岁时去世，因此杨度被过继给大伯杨瑞生。杨度自幼聪颖过人，读书识字过目不忘，被人称为“神童”，杨瑞生也非常重视杨度的学业。光绪十八年（1892年），18岁的杨度考中秀才，一年后又考取顺天府乡试举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杨度去北京会试期间恰逢“公车上书”，他也参加了这个政治运动，并结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人，建立起人生的第一张关系网。回到老家湖南以后，杨度以举人的身份拜在衡阳第一大儒王闿运门下。王闿运饱读诗书，性格独特，一生醉心帝王之术。

什么是帝王之术呢？其实就是封建时代的一种权力斗争手段。帝王之术就是通过各种手段有效控制臣下，让臣下为他们卖命，再让臣下去控制人民，由此控制整个国家。王闿运当年曾极力怂恿曾国藩东南自立称帝。杨度跟随老师王闿运学习了整整三年的帝王之术，彻底改变了杨度的一生。通过帝王之术的学习，聪明的杨度已经有了很大的野心，他决定要找一个所谓的“明君”，然后用自己所学的帝王之术来辅佐他，成就一番事业。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王先谦在长沙兴办时务学堂，杨度加入其中，认识了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人，建立了新的关系网。不久，留学之风在中国兴起，甚至出现了所谓“西洋镀金东洋镀银”的说法，杨度心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瞒着老师王闿运自费留学日本。不过杨度在日本过得并不如意，第二年被迫回到国内，在老师的介绍下认识了清朝大臣张之洞，并得到赏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杨度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获得了第二名的优秀成绩。但清政府怀疑他有革命的倾向，没有给他任何官职，杨度非常失望，再次回到日本求学。在这段时间里，长袖善舞的杨度广交朋友，很快认识了孙中山、汪精卫等人，并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当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他在东京和孙中山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数次，“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他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但他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孙黄合作。不久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他拒绝参加，愿各行其是，他表示：“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仍坚持走君主立宪救国道路。后因反对中国留学生游行抗议《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被中国留学生攻击指责。

杨承瓒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为了维持统治开始进行所谓的“预备立宪”，并派五大臣出国考察，熊希龄知道五大臣考察不出什么结果，为了交差，偷偷跑到日本，请杨度和梁启超写考察报告。杨度认为这是一个向立宪派靠拢、扬名的好时机，于是洋洋洒洒写下了两篇名为《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的文章。这两篇文章让清政府如获至宝，开始在国内大肆传播，杨度也名声大噪。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立宪派在东京创立了《中国新报》，杨度担任总编辑，大肆宣扬君主立宪，与同盟会大唱对台戏。此后，杨度回到湖南，召集一批人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通过民间舆论为清政府立宪造势。经过一番“努力”，杨度果然获得了不小的好处。在袁世凯和张之洞联合举荐下，“精通宪法，才堪大用”的杨度被任命为宪政编查馆提调，官衔四品。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成立所谓“皇族内阁”，杨度因为马屁拍得好，被任命为统计局局长，成了中央一级的高级官员。可没等杨度局长的位置坐稳，辛亥革命就爆发了，清政府彻底垮台。心思灵动的杨度立刻投奔了袁世凯，成为其幕僚。在南北谈判期间，杨度来回奔走，用他的口才和人际关系为袁世凯捞取好处，立下了不少功劳。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春天，袁世凯如愿以偿地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水涨船高的杨度也出任了参政院参政、政治会议员等职务。

然而杨度并不满足，他在与袁世凯交往中发觉袁有称帝的野心。杨度认为这是一个实施自己帝王之术的大好时机，如果自己成为推动袁世凯称帝的第一人，政治收益肯定会更高。

民国三年（1914年）成功镇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觉得再也没有障碍，于是下令解散国会，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杨度认为这是劝袁世凯称帝的大好时机，整天围着袁世凯不断鼓吹帝制。民国四年（1915年）4月，杨度发表了《君宪救国论》一文，宣称“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几个月后，杨度组建了筹安会，自任理事长，主张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鼓吹。为了制造舆论，杨度一手策划了所谓的 “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等滑稽的组织，彻彻底底的一场政治闹剧，但是袁世凯喜欢，高兴之余授予其二等嘉禾勋章”，还亲笔写下“旷代逸才”四个字送给杨度。

民国四年（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称帝，宣布民国五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中华民国改为 “中华帝国”。一时间，举国哗然，各地纷纷举起讨袁大旗。杨度作为袁世凯称帝最大的帮凶，也成了万夫所指的人物，舆论称他是“袁世凯的文化走狗”，连他老家湖南的乡亲们也骂他无耻，好友纷纷宣布跟他断交。

杨承瓒

重压之下，袁世凯不得不于民国五年（1916年）3月2日宣布取消帝制。两个多月后，袁世凯在惊怒交加之下病死。临死前，袁世凯对撺掇他称帝的杨度极为不满，大喊三声“杨度误我”气绝而死。杨度写下挽袁世凯联：“共和误中国，中国不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明公负洪宪，洪宪不负明公；九原可作，三复斯言。”杨度听完吓得赶紧往外逃，身后是追打、咒骂的袁家人。

黎元批继任总统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杨度位列第一名。声名扫地、无处立足的杨度被迫宣布遁入空门，在天津、青岛等地的租界闭门学佛。此时杨度认识到立宪在中国已经没有前途，于是转而支持共和。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复辟，邀请杨度入京，杨没有接受。他通电张、康“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他宣布披发入山，学佛参禅。他认为禅的基本精神就是无我，提出“无我主义”的“新佛教论”。民国十一年（1922年）， 陈炯明叛乱，杨度受孙中山委托，游说曹锟，成功制止吴佩孚援助陈炯明，帮助孙中山度过了危机。民国十一年（1922年），杨度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从这之后，杨度还是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杨度后来与共产党人有过接触，还了解马克思主义。民国十六年（1927年），李大钊被捕，杨度曾经设法营救，可惜没有成功。民国十七年（1928年），已经53岁的杨度迁居上海，在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的门下当了一名清客。在这段时间，杨度秘密地为共产党提供过不少情报。民国十八年（1929年）秋，在白色恐怖最厉害的时候，杨度居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最终由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秘密完成了入党仪式。据说当时曾有朋友讥讽杨度一辈子投机，到老了也不肯改变，杨度生气地反驳道:“现在白色恐怖， 随时可能掉脑袋，哪里谈得上投机呢？”他的党员身份鲜有人知，直到四十多年后周恩来病危时才公之于世。1975年冬，周恩来在重病和王冶秋谈话时说，在重新修订《辞海》时，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客观公正。他特别提到了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杨度墓

杨度晚年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准备撰写的《中国通史》，做了许多准备，并写好了大纲，然岁不与人未完成。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患有严重肺病、胃病的杨度自知时日无多，写下挽联：“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评价自己的一生。9月17日，杨度病逝，逝世后安葬在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周恩来、潘汉年前往吊唁。至此，帝王之术后继无人。

综合来看，杨度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杨度的人生经历既充满了曲折与矛盾，又包含了丰富的人生阅历。他在政治、文化、艺术等领域都有所建树，同时他的思想和立场也经历了多次转变。正是这种多重身份和丰富的人生阅历，让杨度成为了一个具有时代色彩的传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