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陈晖，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虚构情节。）

1963年冬，我转入航校，开始了正式的飞行训练。

在航校，我先后飞了两种机型。这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初教六（我们自己研制的螺旋桨初级教练机）。在六七十年代，在部队，绝大多数飞行员，刚开始训练时，都是先飞的初教六。初教六操作性、安全性都很好，可以做各种特技科目，比如横滚、盘旋、俯冲、筋斗等等。光阴似箭，到今天，转眼六十多年过去了，回想起当时飞初教六时，做的那些高难度动作，我的心里，还真是有些自豪感（如今已年过八旬的我，对飞机，还是有一种深深的情怀）。

经过为期半年的飞行训练后，1964年7月，我顺利毕业，被分到机场飞行团二大队（当时，我们飞行团有三个大队，分别是飞行一大队、飞行二大队、飞行三大队），成为了一名飞行员，每月52元的工资（52元在当时，已经是一笔“巨款”）。但跟地勤、后勤不一样，虽然是干部，但我们飞行员吃饭，还是不用交伙食费（在当时，我们空勤灶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月75元）。虽然不用交伙食费，但当时年轻的我，按耐不住心中的感激，于是就按照干部灶的标准，每月交给组织12元，作为党费。

在二大队当飞行员的我，认真踏实地完成着每一次飞行训练和飞行任务。可以说，自1964年毕业来到飞行大队，到1985年停飞（在大裁军的浪潮中），这21年里，我执行的飞行任务和完成的飞行训练不计其数，但从未出过一次差错。而且，在这21年的飞行经历中，1970年8月，一次执行取样任务的经历，让我至今难忘。

1970年8月，我团接到取样任务。取样的任务，不仅在我师是第一次，而且在歼击机，也是第一次（第一次试验时，是伊尔-14取样，据说机组人员在上飞机前，就事先交代好了一切，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接到任务后（任务交给了我们二大队），不仅是我们二大队，就连师里，也不清楚任务的具体情况（因为是第一次，没有经验）。

但不清楚归不清楚，在接到任务的那一刻，我们二大队全体飞行员，都已经做好了准备。最后，我们大队长和政委，在经过讨论后，决定由副大队长（姓吴）带头，然后挑选几名飞行技术精湛，飞行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我也有幸被选中），一起完成这次任务。虽然知道这次任务很危险，但被选上后，我的心里除了忐忑、紧张，更多的是激动，因为这无疑是一次为我们飞行二大队、为我们飞行团争得荣誉的最好机会。

人员敲定后，接下来进行的第一步，就是要先把飞机转移到西北去。但因为是西北高原，我们都没有去过，再加上对天气、地理等因素都不了解，距离又远。所以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们二大队整整做了半个月的准备。

一切准备就绪后，1970年8月中旬，我们从机场起飞，于8月21日到达马兰。到达马兰后，我们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中。在此期间，几位大首长，也对我们下达了任务，提出了要求，进行了鼓励，使我们都充满了信心，保证一定圆满完成任务。同时，也是到了这时候，我们才彻底知道了这次取样任务的全部细节。这是一次定型试飞，取样是在爆炸后一定时间内（太早冲击波强，光辐射射线强；太晚高度太高，飞机够不着），飞入烟云，完成取样。

以前取样都是在外围，也能得到结果，但这次不一样，是直接进入（第一次），允许照射剂量，国外是50伦，我们是30伦（据说短时间内对身体影响不大，但结果究竟如何，当时还是未知数）。但无论怎么样，当时包括吴副大队长在内，我们所有人，都是抱着一定要完成任务的信念。同时，为了增加任务顺利完成的可能性，从到达马兰的第一天开始，我们每天早晨都会练习带着全头盔跑步，练习快速掉面板，要求两分钟之内取下来。

最终的名单确定后（又进行了一次筛选），我们紧接着就投入到了空中模拟训练。第一道是向南爬高，第二道是向东北经罗布泊上空（这是穿云地段），第三道是向西返回，直接着陆。由于每个人的爬高方法不一样，有的第一道就爬到了高度，有的第二道才爬到，不统一，再加上到了高度保持不住才下来，高度也不一致。最后，负责现场指挥的各位首长，在经过研究讨论后，统一了爬高方法和爬高高度。

同时，还特别强调了一点，那就是爬高高度，是越高越好。因为蘑菇云是逐步升高的，爆炸后的四十分钟，上升高度到底是多少，还是未知数（而且，只有烟云顶部才是真正的烟云，下面都是尘土）。最后，经过我们研究讨论、试飞后，都基本达到了要求。除了我们飞行员，这次任务对机务保障的要求，也是很高的，尤其是座舱密闭性，要求关闭供气开关飞行（防止放射性烟云微粒进入座舱）。

因此，机务人员就要想方设法地解决气密性的问题。最后，经过讨论后，确定了在地面加压五分钟不减压的方法（后来在执行任务时，这种方法确实达到了标准，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同时，轰六机组也进行了模拟训练，说实话，他们的压力比我们大，主要是要求必须投到靶心上空中央。而这，则全要看领航员的测量计算和修正，是容不得出现一点差错的。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执行取样任务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那天，我们飞行员进场接收飞机时，看到机身上到处都是胶布，特别震撼（都是各系统、各部门，为了试验用的）。随后，我们穿好补偿衣，全头盔，外罩白色衣服后（以减轻光辐射），就上了飞机，准备做最后的准备。

终于，在听到一声巨响后（当时，由于飞机机尾朝向场区，再加上坐在飞机里不能转头，所以我们根本看不到烟云，只能听声音），我们按照计划，开车起飞了。起飞后，我看见东南方向的烟云，是玫瑰红色。随后，我们按照预计航线爬高，因为我是第四架，要求高度更高。烟云向东移，指挥所引导穿云的航向，我在16000米的高度平飞，保持状态。在快要进云时，我又带了一点杆，使得高度升得更高了些，此时，只见云中一片红色，显得座舱仪表板也有些发红。

随后，在完成取样后，我下降了高度，但此时，我心里还是有些放心不下，担心是否圆满完成了任务，取的量到底够不够。就在忐忑不安的心情中，我驾驶着飞机返回着陆（油量有限，只能飞一次）。着陆后，试验人员取走了试竿，而我们飞行员，则是立马进入清洗间。在清洗间洗完澡后，试验人员告诉了我们每个人取的剂量，说任务完成的很出色，给我们记了集体二等功。当时听了试验人员的话，我们心里是真高兴，这次，终于给我们团、给我们二大队争光了。随后，我们几位飞行员，便被送到部队医院进行观测、检查，在确保我们身体没有出现异常后，接着又用飞机，把我们送到临潼疗养（后来回到部队的两年内，我们每个月都会到部队医院，检查一次身体）。

说实话，这次取样任务的危险性，是很高的。因此，在七八十年代，做飞行员的家属，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比起一般军嫂，要有更多的付出和牺牲。不说执行任务在外，就是在平时，飞行员也是不能随便回家的，每周只能在家住一个晚上（星期六）。而且，要是在星期六遇到了飞行训练和值班任务，错过也不能补休。

因此，在七十年代，按照我的经验来看，飞行员跟他们的妻子，一个月能见上一次面，就是万幸了。要是遇上外出执行任务（就像我们这次），一年半载也见不到一面，就更不用说帮妻子带孩子，分担家务了。所以，从买粮买煤，操持家务，再到抚养教育孩子，以及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她们都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和承担。

除此之外，作为飞行员的妻子，更是常年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在七十年代，飞行员可是高风险工作）。飞机一响，飞行员上了蓝天，家属那颗牵肠挂肚的心，也就随之跟着上了天。什么时候飞机返航，最后一架飞机落地，看到停飞信号弹一打，她们那颗悬着的心，才算终于落了地。飞行员在进行飞行训练时，如果听到消防车一响，看到救护车拉着大夫跑向机场，家属们就立马变得心急如焚、坐立不安，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是谁家的丈夫出了事。

如果再看到首长的小车，停到某家飞行员的门口，那么这家的天，就塌了。因此，在当时，飞行员家属中也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当了军嫂是奉献，可当了飞行员的军嫂，只有担惊受怕。都知道，飞行员吃的空勤灶伙食好，有时候巧克力糖吃不完，会带回去一些给家里人分享。每每到此，家属们就会苦笑着调侃说：巧克力好吃，这军嫂难当。

而我的老伴（这些年，真是苦了她了），在随军的十几年里，从未抱怨过一句。同时，为了让我能全身心地飞行，不管是家里的家务活，还是照顾孩子，亦或是工作上的困难，她都是一个人默默地承受。而且，因为飞行训练紧张，我们两个孩子出生时（一儿一女），我都没能陪在她身边，孩子们有几次生病住院，也都是她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照顾着。

我的老伴，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个子也不高，但她却用这一副小小的身躯，撑起了我们整个家，让我可以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全心全意地完成每次飞行训练和飞行任务。因此，在这里，我也可以自豪地说，飞行员的家属们，你们都是好样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