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躺在医院挂瓶，跋涉在人生的最后一公里。他八十九岁了，患的都是大同小异的老人病。

父亲满脸斑纹，脸颊干瘪，皱纹就像人们常说的“可以夹苍蝇”了。也许是因为躺在病床太久的缘故，他的脸颊现出怪异的颜色，苍白地浮出柔和的红晕。

我想起一位罗马尼亚作家的一段话。他在谈及“回忆的用处”时说：我们在生活中感受的幸福，永远只像花蕾；花蕾只在回忆中完全绽放，回忆是已逝幸福的温床。此刻，我眼里的父亲，不是病床上的父亲，而是记忆中闪回的父亲。

几十年光阴，给肉体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损耗，就像埋在墙里的自来水管，水流几十年如一日地密闭流淌，使管道与墙体几乎融为一体，但这也是管道脆弱所在，一处的破损也许就是系统崩溃的开始。

老人的身体机能仿佛老墙里的老水管，必须百般呵护，处处留神。但我心里明白，自然规律是无法抗拒的，总有一天会失去呵护的机会。所以，每一次探望和告别，都使我产生尽心尽孝的冲动，竭力想抓牢老人的音容笑貌，他们的语调，笑颜，体热，还有那一股特殊的老人味。

小时候，我很喜欢跟老人来往。我家周围的工厂职工宿舍，因为“补员”让孩子进厂接班，提前退休的老人特别多。

我喜欢老人笨拙却不失几分硬朗的举止，喜欢老人浑浊却深透的眼神，喜欢老人粗鲁却又直白的话语。除了老人挑剔易怒令人不快外，跟他们黏在一块，能获知很多社会知识和人生智慧，尤其是父母缄默不语的生活“真相”。

这些邻居老人的退休工人，成天三五成群聚集打发时间：喝酒、抽烟、闲聊、吵架或打牌、下棋、吹笛、拉胡琴。他们一年四季都穿着差不多的服装，那种肩头和肘底缀满补丁的卡叽或涤卡中山装，偶尔也穿上蓝色的工作装；藏青或蓝灰的布料，因长年的洗洗补补而泛白。他们戴着发白军帽或鸭舌帽，或许是吸饱头汗的缘故，当掀下帽子时，里层冲出的油腻气味，足以熏晕肩上歇脚的苍蝇。

这群老人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个头高高、腰杆弯弯的老人。他有一张特别瘦长的“马脸”，爬满深深的沟壑般的皱纹。鳏居的他衰弱不堪地伛偻走动，下巴一绺花白胡子乱蓬蓬抖动，与他年轻时国军上尉身份的英姿，形成巨大的反差。

我记忆犹新的还有一个老人。他种菜成癖成瘾，喜欢随地撒尿，从不忌讳别人的目光；到自己菜地雷打不动的动作，就是把尿“突突突”喷灌到菜地里，这使他身上的草木灰、旱烟、烧酒和尿馊气味常年不散。

两位老人在我读高中时就去世了。那位国军军官老人，没能等到平反落实政策那天，就死于癌症。种菜老人拉着板车忽然倒下，车上的猪粪倾倒一地，他死于心肌梗塞。两位老人的猝然离去，使少年的我，直观地明白死亡不可预见，是真正的不可抗力；感性地认识到，死神随手一拍，就可以轻松消灭一个人。

这些老人在世时，我父亲还是壮年；当父亲成为老人时，已然没有了老人的圈子，各人都孤独地窝在城市一隅。

当我来看父亲或离开他时，我喜欢伸出手，抓握他粗糙的手，久久不放。他肩臂干瘦，骨节暴突，当年却是一块一块硬实的肌肉。我紧紧抓住父亲的手掌，仿佛牵着一个蹒跚学步的人，就像小时候父亲牵着我的手，去看我想看的所有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