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懂历史的人都知道，两晋在中国历史上是存在感很低的朝代，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西晋时发生了“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之后五胡乱华导致神州陆沉、中原汉人十不存一，国家由短暂统一又重新走向分裂。

随着中原沦陷，一些世家大族及百姓纷纷躲避胡人南渡江南，拥立了当时的琅琊王司马睿成立东晋小朝廷。东晋朝廷长期偏安于江南，历代帝王在位的时候虽希望收复北方的国土，而一些有识之士也对北伐念念不忘，但真正采取行动的却很少，可谓是行动的矮子。而在东晋初期真正凭一己之力，如中流砥柱般北伐中原、恢复汉人江山的要数祖逖了。

祖逖出身于北方大族范阳祖氏，家里世代都是做大官的，是标准的官三代、四代。按说这样的出身，在古代尤其是魏晋九品中正官制的时代，开开心心混吃等死就好了。但人家不是这样的，祖逖不仅出身好还有大志向。

据史书记载：“祖逖少时生性豁荡，不拘小节，轻财重义，慷慨有志节，常周济贫困，深受乡党宗族敬重。成年后发奋读书，博览书籍，涉猎古今，时人都称其有赞世之才。”

西晋太康十年（289年），年满24岁的祖逖被郡府举为孝廉，同时又被司隶举为秀才，但他都没有应召。

后来，祖逖与刘琨一同担任司州主簿，他俩感情深厚，常常同床而卧，同被而眠。一次，祖逖半夜听到鸡叫，认为这是上天在激励他上进，便叫醒刘琨道：“此非恶声也。”然后与刘琨到屋外舞剑练武。我们常常听到的“闻鸡起舞”典故就是这么来的，比喻有志报国的人即时奋起。当然后来祖逖也做到了。

“八王之乱”发生后，祖逖虽然辗转各王之间，但没有什么作为，恰巧遇到母亲去世，于是干脆回家守孝再也没有出来做官。

建兴元年（313年），晋愍帝即位，命令侍中、左丞相、大都督陕东诸军事、琅琊王司马睿率兵赴洛阳勤王。而当时的司马睿见洛阳陷落，中原兵败，正忙着开拓江南，心里根本没想着要北伐。祖逖进言道：“晋室之乱，并不是皇帝无道，百姓造反，而是藩王争权，自相残杀，给了夷狄可乘之机。如今北地百姓备受蹂躏，都有奋起反击之志。大王如能命将出师，让祖逖等人为统领，江北豪杰必定会望风响应，沦亡人士也会欢欣鼓舞。如此，也许可以申雪国耻。”

可惜一心只想逃往江南的司马睿不愿北伐，当然聪明的他也没有公开反对，于是任命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象征性的拨予千人粮饷、三千匹布帛，还让他自募战士，自造兵器。

我们的祖逖没有抱怨，带着只够一千人吃的粮食和三千匹布作为北伐物资，带着随他南下的部曲、百余家人北渡长江，中流击楫宣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

祖逖沿途扩充势力，一路北进中原，先后攻灭、收服豫州坞主豪强，攻占谯城，很快站稳脚跟并打开了北伐的通道。接着，太兴三年（320年），祖逖又先后打败后赵大将石虎、桃豹，遣使调和豫州境内各割据集团，示以祸福，晓以大义，使他们都服从自己的统一指挥，成功收复黄河以南中原地区的大部分土地。

祖逖多次出兵击败赵军，在战场上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使后赵在豫州的力量迅速萎缩。再加上他礼贤下士，善于体恤民情，即使是关系疏远、地位低下之人，也能施布恩信，予以礼遇。将士稍有微功，便会加以赏赐。他生活俭朴，不畜资产，劝督农桑，带头发展生产，又收葬枯骨，深得民心。晋元帝司马睿收到祖逖收复中原的消息后，下诏擢升他为镇西将军。后赵石勒见祖逖势力强盛，不敢南侵，命人在成皋县为其母修墓，又致信请求互市。

不久，东晋内部出现矛盾，朝廷担心祖逖北伐成功后威望太高，不但没有给予他相应的支持，晋元帝还任命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出镇合肥，以取代祖逖。祖逖认为戴渊虽有才望，却无远见卓识，而自己辛苦收复豫州，却仍得不到朝廷信任，心中甚为不快。之后，祖逖又听闻王敦跋扈，朝廷内部矛盾日益尖锐的消息，担心内乱爆发，北伐难成，最终忧愤成疾病逝。

因为收复中原，功高盖主，遭到晋元帝司马睿的猜忌，再加上祖逖深得中原民心，担心他割据自守，最终命人取代祖逖，导致北伐大业功败垂成。

相对于后来桓温、刘裕的北伐，祖逖的北伐既是发自内心的报国为民志向，同时带着纯粹个人的理想，其行为和精神激励着一代代的中国人为完成国家统一大业而抛头颅、洒热血，也成为热血男儿立志报国斗争不屈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