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忠臣良将无辜被杀的例子比比皆是:有的是因为功高盖主被杀,有的是失了人臣恭敬被杀,有的是遭君主猜忌而被杀,有的更是出于君王(统治者)政治的需要不得不杀,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历史掩盖不了真相,后来人对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心里其实都有一杆秤。
在众多被冤杀的历史人物中,其中有两个人尤其让小编对其既崇敬又无限惋惜。一个是抵抗金兵南下并北伐中原收复失地的岳飞;另一个就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拯救了大明王朝的于谦。
关于于谦,很多人最早接触的是他的一首诗《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诗以明志,从这首诗的大概意思我们就能知道于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政绩卓著,爱护百姓;效忠大明王朝,在瓦剌军队大举进犯围攻北京城时,他力排南迁之议,勇于任事,打退瓦剌大军保住了北京城,使大明转危为安。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何最终却以谋反罪被杀?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精于谋国,拙于谋身从《石灰吟》的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于谦是一个个性刚直、宁折不弯和清廉自守的人,说通俗点就是一个事事讲原则脑袋不会转弯,这从他一生的为官经历就可以看得出来。
于谦从小就敬佩仰慕文天祥的气节,立志成为一个为国为民的好官。科举之路还算顺畅,永乐十九年(1421年),23岁的于谦就考取了辛丑科进士,从此踏上仕途。
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在乐安州起兵谋反,于谦随明宣宗朱瞻基亲征,作为御史他敢于义正辞严数落朱高煦的罪行;巡按江西,平反数百起冤狱,为民请命;宣德五年(1430年),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等地,政绩卓著;不向权臣王振送礼,遭诬陷下狱,因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才复官。
土木堡之变后,英宗兵败被俘,所有大臣手足无措,纷纷建议南迁都城。只有于谦临危受命,以兵部尚书职整饬兵备,部署要害,亲自督战,最终打败瓦剌大军,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他忧国忘身,口不言功,平素俭约,居所仅能遮蔽风雨。但因个性刚直,招致众人忌恨,在被诬陷谋反时居然没有一个人为他求情,终于惨遭杀害。
得罪权贵,招致陷害古话说的好,千里做官只为财(呵呵当然现在也是这样),像于谦这样尽职尽责,清廉正直的人在官场是很不受欢迎的,他的刚直、清廉衬托出其他官员的贪婪、卑鄙;他的政绩卓著凸显其他官员的庸惰无为。虽然于谦受到百姓的爱戴,却招致了更多官员的嫉恨,再加上当时商议南迁时,于谦得罪了徐有贞,且在明明知道明英宗朱祁镇将要复辟的情况下却没有什么作为,最终被奸臣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陷害,以谋划册立襄王为帝的罪名杀害。
开罪皇帝,功高盖主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也先大举进犯,王振怂恿明英宗亲征,于谦和兵部尚书邝埜极力劝谏,明英宗不听,心里也很不高兴。待到后来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俘,于谦出于为国家考虑,坚决不受瓦剌将明英宗朱祁镇作为人质威胁,带头请立郕王朱祁钰登基为帝,这当然大大得罪了明英宗,而明英宗在南宫被囚了七年,想来怨恨就更深了。景泰八年(1457年)明代宗朱祁钰病重,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发动“夺门之变”,迎接朱祁镇恢复了帝位,宣谕朝臣以后,立即就把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捕入狱。
其实朱祁镇心里明白,他能平安回归大明这里面还是于谦的功劳(于谦力劝明代宗朱祁钰派使臣迎回明英宗朱祁镇),再加上京城保卫战于谦挽救了大明朝的江山,对于无故杀害于谦他是有犹豫的。但是奸臣徐有贞进言说:“不杀于谦,复辟这件事就成了出师无名”,为了稳固皇权,又或者内心里忌惮于谦的功高盖主,明英宗最终还是同意以谋反罪杀害了于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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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已谋国,何以谋身!古往今来忠臣义士,未尝不是聪明通达之人,可是得失毁誉看不破,又怎么能做事,怎么能救国救民?一句拙于谋身,实在是差了境界!!!
于谦和张居正相比,中间还差个海瑞和王阳明
往往是徐有贞这号人钻营成功了,
明英宗就是个大讨吃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