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一般规律，密码学能力与科技水平及经济实力成正比。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中国，在整体上经济还很落后，密码学属于鲜为人知的高科技领域，就连不少国民党高级军官，对此项技术都不甚了解。他们确实很难想像在物资条件极端匮乏，电台人员经常连抄报纸都不够的江西苏区，那些“泥腿子”出身的红军，居然可以将他们精心设计的密码一一破解。

也正因如此，蒋介石一直固执地相信，红军不具备破译其密码，尤其是“猛密”等“特别密本”的能力，可是第四次“围剿”中的一系列败仗，又都说明他的军队仍在不停地泄密，否则红军对其虚实怎么可能了解得那么清楚呢？

蒋介石百思不得其解，想来想去，他只好归咎为两点。其一，“少数部队不小心，把一些新的代名词让敌人知道，所以又有走漏军机的事情”。其二，新的密码本又被红军给缴获了，“我们的密码，虽常常变换，经过相当的时间以后，总因为有些部队不机警，不小心，将密码泄露”。

当蒋介石在崇仁城内视察时，他曾召集团长以上军官讲话，当场提出要求：“我们失败的时候，什么旁的东西都要设法保存，不可遗失，尤其是密码更应保护，绝对不可疏失。”

应该说，蒋介石要求的没错，只可惜就算是他的那些部下们能够做到，也太晚了。

事实上，在蒋介石尚未领悟自己的密码要予以保护的时候，朱德、毛泽东以及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就以超前的意识跑到了他的前面，而红军也在国民党通信级别还很低的时候，就掌握了破解技术，以后随着国民党的密级提高，红军的破译能力也随之水涨船高，这就是他们在破译技术方面始终能压国民党一头的谜底所在。

红军反“围剿”期间，指挥系统分为两部分：前方的总司令部（也叫前总）和瑞金的中革军委（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叫后方），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随前总在前方，同时后方自己也有侦察台。后来，中革军委发现，前总通过无线电报告的敌情非常清楚，但自己却都不知道，就向前总要人。于是，在反“围剿”胜利后不久，便成立了两个二局：曾希圣、曹祥仁仍留在前方，这是前方二局；原后方侦察台并入二局，并单独成立后方二局，邹毕兆被分配进来，专门负责破译。

《杯中人3》，欲知后事如何，请看明日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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