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毕兆不愧是名列“破译三杰”的高手，他到后方后，连续破译敌军重要密电，中革军委据此进行部署，在一个月内两战两胜，后方技侦工作的局面一下子就被打开了。

至1933年8月1日，从破译“猛密”算起，二局已经成功破译100个密码，平均两天多破译一个。时任二局副局长的钱壮飞，是大名鼎鼎“龙潭三杰”之一，地下情报工作的前辈功勋级人物，就连他对中央红军高超的破译能力也感到惊叹。当密码破到第100个时，钱壮飞特地为之命名为“百美图”，并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百本纪念会”，对此进行庆祝。

如果说无线电技侦是红军驰骋疆场的千里眼、顺风耳，无线电通信就是如意棒、斩妖刀。相比于前三次反“围剿”，第四次反“围剿”对通信联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成功实施两次大兵团伏击，若没有高质量的无线电通信作为指挥保障，是根本难以想像的。

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后总结中，有这样一句话，“专靠无线电通讯而忽视了其它通讯工具的运用”。它虽是对缺点教训的总结，但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无线电通信对于红军的大兵团作战乃至取胜而言，已经完全不可替代，说它是红军的如意棒、斩妖刀，诚不为过。

组织无线电通信，首功非无线电总队队长王诤莫属。红军的最高指挥层，从之前的朱德、毛泽东，到现在的朱德、周恩来，都对王诤非常器重和信任。当年“八一”，红军隆重举行了首次建军纪念日活动，中革军委第一次为红军中的英模颁发红星奖章，鉴于王诤在历次反“围剿”中所建功勋，决定授予他二级红星奖章。

与此同时，“破译三杰”凭借着各自在组织破译或破译攻关方面的突出表现，也都获得了红星奖章，其中曾希圣获二级红星奖章，曹祥仁、邹毕兆获三级红星奖章。

红星奖章是红军时期的最高荣誉。社会上一直流传着“红星奖章是免死金牌”的说法，这种说法虽然没有事实依据，但是1933年颁布的红军纪律条例上，确有红星奖章获得者在违反纪律后，可酌量减轻处分的规定。

资料显示，红星奖章一共只颁发过三次，全国数十万红军仅166人获此殊荣，其中一级红星奖章只授予了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少数红军领导人，被列入二、三级红星奖章受奖名单的，则多为红军初创时期的著名将领和战斗英雄。王诤和“破译三杰”作为通信兵的代表，当年能得到如此高的荣誉，足见贡献之大，也充分说明了通信兵当时在军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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