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份的发展高层论坛上，李总理明确表示，我国已为可能出现的“外部超预期冲击”做好充分准备，必要时将推出新的增量政策以保障经济平稳运行。

这番话可以理解为接下来我们面临的外部冲击，可能是超预期的。

什么是外部超预期的冲击呢？

这背后核心说的是国际环境可能对我国经济造成重大干扰的突发性、非对称性风险，其特点在于不可预测性与破坏性。

更具体来说，指的就是美国关税。

截止今年3月份，特朗普已经两次上调我国输美商品关税，累计税率更是接近40%，创下最高记录。

但这可能还不是上限。

按照特朗普在竞选时期的说法，这40%的关税还有可能进一步升至60%，如此之高的关税一旦启动，不仅会直接冲击我国出口企业，还会引发全球供应链的巨大混乱。

之所以要用“外部超预期冲击”如此大的词汇，更重要的一点还是今时不同往日。

和2018年特朗普第一次上任时相比，这一次我们首先自己就面临着诸多的问题。

首先就是房地产引发的居民财富缩水，自2021年峰值后，我国房地产就一路下跌，一些城市的房价更是回到了十年前的水平。

居民杠杆不变、债务不变，但房价却缩水到十年前，这对国内消费的影响是巨大的。

不确定性的巨大变化，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大涨，居民存款总额也突破了150万亿，物价下跌更是持续数年，连带着影响企业、居民乃至地方税收。

这个时候，特朗普还要对我们加征关税，且比第一任期来的更凶猛，更高，用外部超预期冲击来形容的确再合适不过。

为了应对这种冲击性，除了准备好谈判之外，更重要的还是需要结构性的变革。

在今年初批准的财政计划上，高层其实已经释放了明确信号，那就是新增债务规模达11.86万亿元，其中就包括赤字率4%对应的5.66万亿元，以及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

尽管这一规模低于市场预期，但仍然体现了分步走的策略，预留了约8000亿元至2.3万亿元的潜在增量空间，就是为了应对特朗普带来的突发冲击。

困难越多，挑战越多，就越需要用钱来解决。

今年批准的增量资金中，将优先用于稳定外贸企业、保障就业、升级产业链等关键领域，避免资源错配的情况发生。

我们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也意味着大量的制造业订单乃至许多人的就业都依赖外部需求，而不是内需需求。

特朗普对华加征的40%关税，乃至4月份即将到来的对等关税，都可能削弱我国的出口能力，最终危及到企业的盈利和工人的就业，给宏观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为了解决商品生产出来卖给谁的问题，当外部面临关税壁垒的时候，更好的办法就是内部消化。

因此今年的战略也是将国内市场作为抵御关税冲击的“战略纵深”。2025年出台《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就明确提出，要通过标准认证、渠道对接、品牌培育等措施，帮助外贸企业转向内销。

出口和内销，本质上都是把东西卖出去，但不同的地方在于，内销的难度要高得多。

我国的居民消费占GDP比例非常低，不仅远低于发达经济体，也低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居民的储蓄习惯、收入能力都是影响消费的关键性因素。

因此，为了抵御外部超预期冲击，我们还需要通过结构性的变革，来拉动消费的增长。

在今年的工作报告上，就明确提出要“整治内卷式竞争”，换句话说就是要打击过去的价格战，各个行业之间的内卷等等，让物价下跌的趋势止住，从而得到刺激消费的结果。

从某种角度而言，我们这一次所面临的外部冲击，不亚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

1998年，我们的应对方法是，财政政策为主，增发国债、基建投资，在结构调整力度上，强力推进国企变革，加入WTO，这导致地方部门杠杆率上升了12.3个百分点。

在2008年，我们的应对方法是，货币政策为主，就是我们都熟知的4万亿计划，在结构调整上，是以短期刺激为主，最终这导致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了24.5个百分点。

到了今年，我们的财政就变得非常有弹性，有弹药也有储备，强调的是产业升级与制度性的开放，且严格控制广义赤字率，定向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从历史来看，以结构调整的1998年模式虽然短期阵痛明显，但为长期增长奠定了基础。而2008年过度依赖货币宽松，则导致了产能过剩和杠杆率攀升。

而今年我们面临的一系列挑战给出的解药，更接近于1998年，通过调控加变革的方式，组合拳平衡短期稳增长和长期可持续性。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遭遇“双杀”，外部需求骤降，出口增速也从1997年的21%骤降至1998年的0.5%，部分月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除此之外，当时的国企也面临着大面积亏损，产能过剩与物价下跌并存，叠加1998年特大洪水造成的2551亿元直接损失，那一年的挑战是巨大的。

那一年我们忍着剧痛，开始国企市场化转型，三年内推动国企抓大放小，裁员近2000万人，倒逼了效率提升，也是最有魄力的时刻。

这一策略虽然导致了短期阵痛，CPI更是连续24个月负增长，但为2001年后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国企利润也从1997年的831亿元亏损转为2000年的2392亿元盈利。

到了今年，来自欧美的关税成了最大的外部冲击和风险。

当然关税还仅仅只是明面上的，而在战略层面，欧美更是将我国定义为竞争对手，在关税和商业技术上对我们进行全面封锁。

和1998年和2008年相比，当下我们的经济结构性矛盾也更为复杂。

首先就是人口红利的消退，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2010年的74.5%降至2024年的68%，传统增长动能衰减。

而地方的隐性债务规模也超过了60万亿元，房地产去杠杆压力仍然未消。

最重要的一点是，自对外开放引入市场经济以来，我国就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这个模式一直都没有变过，但眼下，我们的阻力越来越大，未来也倒逼我们不得不去转型。

98年我们面临的是需求侧冲击，外需萎缩与内需不足叠加；08年我们面临的是金融和实体共振，全球流动性危机与国内产能过剩交织。

而2025年，我们面临的则是更系统性的博弈，表面上看，关税是矛盾和冲击点，但背后的战略体现其实是博弈。

这个博弈是全方位的，技术、规则、地缘等多维度压制。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押着相似的韵脚。1998年和2008年的危机应对，告诉我们“被动防御”只能缓解阵痛，主动变革才能开辟新局。

以出口为导向，相对简单快速，但同样遇到的阻力也越来越大。以国内消费为转型，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才是真正长远的可持续发展。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