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有许多的不确定性，但也有许多的必然。有些人能感受到雨，而其他人只是被淋湿。

自后口罩时代，宏观经济就出现了诸多的不确定性。

其中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居民存款的大涨。从2020年到2023年，短短四年时间里，国人往银行里存款总额就超过了过去十年总和。

到了2024年，预防性储蓄的潮流仍然没有改变，大量的资金被存到了银行，银行又贷不出去，变成了不流动的资产，掉入“流动性陷阱”。

而这一切，最终都要从地产下行开始说起。

一个曾占国内家庭资产七成以上的行业，价格一旦下跌，会带来大量的居民财富的蒸发，而房地产的下行，最终又是必然。

从不确定性到必然，这是当下宏观经济的周期变动，如果看不清这一点，我们就很难窥见未来宏观经济的走向和全貌。

当然，麻烦的还不仅仅是国内房地产和居民储蓄意愿的变化。

在外部，我们也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和必然。

关税是不确定性，和美国关系的变化分歧，则更像是必然。

在二战结束前夕，美国制造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工业产品。但二战后，由于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制造业快速崛起，而金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制约了美国的制造业，导致美国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从1948年的31%降至1970年的16%，美国的出口/进口从1961年的137%降至1971年的97%。

为了遏制美国制造业的衰退，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

但由于美元仍然是世界储备货币，全球就要求增加美元供给，此举导致美国从世界第一顺差国变成世界第一逆差国，为全球提供流动性、顺差和市场。

每个人不同的认知、知识体系都可能对同一事物得出不同的看法和答案。

在美元这件事上也的确如此。它可以是霸权，也可以为全球提供流动性顺差以及市场。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它。

正如关税一样，面对特朗普来势汹汹的关税，有人认为无所谓，大不了双方互不来往。对这一部分人来说，他们感受到的可能仅仅只是被淋湿了，而其他人，则可能感受到暴雨的来袭。

过去四十多年，我们一直以来坚守的原则就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事实上是对哪里开放呢？

这一点我们只需要看外资投资我们前十的经济体就很容易发现，我们对外开放，对的是欧美、是日韩乃至东南亚。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以美国为首的经济体采取去风险化或碎片化的重塑供应链战略时，对我们的影响也就可见一斑。

毕竟仅仅是以制造业而言，我国就有数以亿计的从业者，背后是数千万家庭的温饱、收入问题。

贸易摩擦不是美国第一次面临的问题，这一次中美贸易摩擦，和之前有什么区别？

1985年，在日韩商品的冲击下，美国出口/进口跌至65%，于是爆发了美日贸易摩擦，并在1985年签署了广场协议，弱化美元，让美国的出口/进口从1986年的62%回升到了1991年的86%。

我国商品在同一时期开始流入美国，在2001年加入WTO后，大量的国内商品也冲击了美国的制造业，让美国的出口/进口降至2005年的54%。

即便如此，当时中美关系仍然还处于黄金期，但美国内部的冲击，其实已经发生了。

2003年，小布什总统在演说中表示，2001年以来，美国已经损失了240万制造业岗位；他将成立一个新部门，专门振兴制造业。

这是美国采取的第一个战略，振兴本国制造业，而不是采取关税的方式。

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奥巴马颁布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等一系列振兴制造业的法律框架和项目计划。

这是美国采取的第二个战略，仍然是从法律和财政支持的角度，来振兴本国制造业。

一直到2018年，特朗普上任后对中加征关税，美国至此走上了贸易保护主义。

到了拜登任内，不仅没有取消对华关税，还在这个基础上推出《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

一国与另一国的分歧与否，很大程度上源自这件事是否对双方都有利弊，还是只是一方利一方弊。

从我国加入WTO后不久，美国事实上已经意识到了对美国制造业的冲击，并先后多次颁布一系列法案试图应对制造业衰落。

为什么制造业衰落这么可怕呢？

往小了说，这关系到一个蓝领群体的收入工作问题，往大了说，这关乎到一国的生产安全战略问题。

回顾2018年第一轮关税带来的结果，这导致我国占美国总逆差的比例从2018年的48%降至2023年的26%，而东盟的占比则从11%提高到19%，墨西哥的占比也从8.9%提高到14.4%。

东盟和墨西哥的占比提高很大部分是我国的转口贸易，因此我国的占比降幅其实并不大，从某种角度来看，我国的经济乃至就业依然较为依赖来自美国的顺差。

这是不确定性，也是必然。

从经济结构来看，我国仍然还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这也意味着非常依赖外需，而不是内需。

当关税壁垒越来越高的时候，就会有产能过剩的风险。

这几年我们看到各行各业的疯狂“内卷”，本质上就是产能过剩消费不足的体现。

产能过剩的根源是什么？

很多人说是生产太多，消费跟不上，但本质上还是居民收入偏低。

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4%，作为对比，国际社会一般是占60%至70%，因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偏低，所以才导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8%，国际社会这个占比应该在60%左右。

在面对来自美国的关税壁垒时，我们今天多次提到要促进国内消费，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结构性问题之下，最终的根源，还是要解决居民收入的问题。

如果从2018年开始进行结构性变化，哪怕是每年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1个百分点，那么今天也已经可以占到GDP的50%了，居民消费占比自然也会随之提升。

但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如果。

对美国而言，他们事实上也曾试图通过弱化美元，就像当年的日美贸易摩擦那样，来振兴本国制造业。

但今天的问题在于，欧盟、日本、韩国的人口结构已经比美国老了，我国的人口也在快速老龄化，货币都在贬值，因此美元也就无法相对弱化了。

关税，成了最后的手段。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要想实现制造业崛起，美国必须大幅提高出口/进口比例，这也意味着美国给全球提供的顺差将减少。

2023年，美国的总逆差中，我国占了26%、欧盟占了20%、东盟占了19%、墨西哥占了14.4%、日本占了6.7%、加拿大占了6.1%。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的贸易顺差中，美国仍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反过来，我们也几乎只能够从美国身上去寻找顺差。因为除了美元背后的美国可以维持贸易逆差之外，其他任何国家都需要贸易平衡。

为什么说对等关税可怕，答案很简单，在美国每年总的逆差中，我们多得的逆差，就是其他国家少得的逆差。

在对等关税之下，东南亚国家必然会减少给我国提供顺差，如果我国增加其他国家出口而规避关税，那么这些国家由于无法获取美国的顺差对冲我国的逆差，那么就会导致债务危机，最终又会增加我国商品的关税。

从某种情况来看，这是一盘近乎无解的棋局。

除非我们着眼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或者与美国达成两国贸易阶段协议。

一场暴雨即将袭来，或者已经袭来了；只是对我们这个地缘辽阔人口14亿的大国而言，沿海地带的温差，内陆不一定感受得到。

同样的，内陆的闭塞和严寒，沿海地区也未必能够感受到的。

因为所处位置的不同，面对同样一个挑战或危机，大家的感受也会有所不同；但就宏观而言，它所带来的伤害可能是一样的。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