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独一无二的古希腊邦国而言，没有城市，就没有雅典，就没有希腊民.主,就没有希腊文明。因为在还没有希腊邦国之前，星罗棋布的村落城堡就已经遍布在整个巴尔干半岛上的山川河谷之中。这些各自为是又相互融合的城堡经济体之间，已经在共同风土人情、共同价值观和共同文化体系中，通过贸易的交流方式，酝酿出原生态的民.主。贫瘠的山川，稀有的耕地和低温多雨的气候迫使农业文明之门被关闭，但是，濒临地中海的地理优势却为这些土著们打开另一扇独特之门---水路贸易，贸易为本城市立国似乎就成为古希腊独立特行的历史方式，成为后来的海洋文明的摇篮。并且，希腊有了繁荣的市场基础，希腊城邦就因此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工商业经济。城市成为工商业经济活动的中心。文化的崛起和繁荣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因为经济繁荣必然象“家有梧桐树，招来金凤凰”一样，荟萃当代世界的才子和百家争鸣的信息资源。所以城市就会推动古典文化繁荣。雅典城市是城邦广行文化教育与交流活动的重要空间和舞台.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的政治保障——城邦民主政治的权力机构。城邦民主政治的确立与运作，始终与城市密不可分。由此说明，城市是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基石。没有城市，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将是不可想象的。

在古代希腊各城邦的演进中，有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古代希腊的科林斯、阿果斯、斯巴达和米利都等城市，不论在规模、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远远胜过雅典。当时雅典只能是当时古希腊历史背景上的一个构成部分，甚或只是一个陪衬。而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此前落后的雅典却后来居上，逐渐发展为希腊古典文化的杰出典范和唯一的形象代言，现在我们说希腊必说雅典，说雅典就是说公元前6世纪后的希腊。究其原因，学界见仁见智的说法很多，但很少从其市场容量的发展变化做动态的分析去研究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根源和内涵。实际上，历史是一个社会惯性产物。古风时代(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空前规模的“殖民运动”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推动了雅典殖民城市的成长和发展。据统计，公元前800—公元前500年间，由雅典城市移民所建的殖民地达139个。这种发展不仅仅是城市地域空间的扩展和城市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城市群所吸纳的世界上尽可能多的经济元素参与雅典的经济贸易。我们知道,作为上层建筑中的强制机构---政治是社会之父。有了民主政治机制。才会有雅典文明繁荣的基础和前提。随着城市人口增长，渐渐逼近城市的消纳人口的上限，移民和向外发展。成为一种选择,一种历史的选择。这些逐次崛起的新兴的卫星城市。理所当然的承载了吸纳新世界的经济市场元素做大做强希腊贸易。同时他们还从雅典母城，秉承了母亲的DNA 基因信息：城邦市民、民.主机制体系、价值观文化无不如雨后春笋在新的城市中破土而出。这些新的变化又反过来，强化和完善逐渐发展起来的希腊贸易体系的内质。而正是这些因素使雅典能够在前6世纪后脱颖而出。

从贸易立国到贸易强国，贸易，海上贸易，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载体，成为海洋文明的载体。并且能在农业帝国林立的世界上展露头角。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胸怀天下志在四海的胸襟和气度，在后来的2000年后会成为现代社会的温床和引擎。会将整个农业融到其中的一个环节之中。我们知道,海上贸易在历史上历来被说成是个双面魔鬼：阳光下的商人，黑暗中的海盗，海上贸易是商人和海盗的合成体，规则体系中的公平交易者，是平等和民.主的天使；规则体系外的冷血掠夺者，犹如出没于海上的大白鲨。这是噬利者的天性，也是人类难移的本性之一。有人说整个世界的驱动除了太阳系的宇宙力系之外，就是我们的荷尔蒙的冲动，而荷尔蒙的冲动内核，还是一个字：利!中国史上无韵离骚---《史记》的创作者有一句一阵见血的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嚷嚷，皆为利往。利之一字，就是人类社会中的“万有引力”，自私的趋利，是人的惰性，也是人的天性！我们能做的就是有节制地引导，保持和发挥人的天性，而不是“禁人欲存天理”式地压制和阉割！正如一句宏观经济学地名言所说：我们的早餐，并非来自面包师的恩典，也不是牛奶商的赏赐，而是来自这些自私自利者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和追逐。而是在以恶扬善。构建一个有效的发现、发展、发挥人的天性本性和惰性人为机制。这种机制的有效性就在于在贪婪者完成自身的利益追逐过程中。同时完成社会公益和社会财富的积累。这正是海上贸易地灵魂所在，海洋文明的精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