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16军改”后，解放军四总部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的“四总部”格局，被改成了军委直辖的15个职能部门，包括军委联合参谋部等7个部厅、军委纪委等3个委员会、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等5个直属机构。

这15个职能部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新设立的单位，而且还是从原四总部中脱离出来划归到军委直辖的单位。

比如负责国防动员工作的军委国防动员部，是从总参谋部动员部调整组建而来；负责强化我军科技建设的军委科技委，是从总装备部科技委调整组建而来……

但要说最特殊的当属于军委纪委。

这不仅是因为军纪委是从总政治部脱离出来的机构，更是因为担任主官的军委纪委书记是“16军改”中，唯一一位得到升格的副国级上将。

可能有人会说，总参动员部部长从正军级升格为副战区级的军委国防动员部长、总参军训部部长从正军级升格为副战区级的军委训练管理部部长，不都是升格吗？

其实无论是军委训练管理部，还是军委国防动员部，与军委纪委的升格，完全是不同层级的编制变化。

我们千万不能忽视了军纪委主官的衔级，以及军纪委书记的军中地位。

在1980年1月，我党批准成立军纪委时，机构的名称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检查委员会”，尽管办事机构设在了总政治部的组织部，但是它与总装科技委、总参动员部这类四总部直辖的二级部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至少在机构名称上，从没有把“解放军纪委”称呼为“总政治部纪委”过，这就说明了军纪委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性，无非就是在总政治部组织部名下办公罢了。

而且在解放军纪委成立后没多久，军纪委的名称和机构再度发生变化，先是在当年度的5月20日，解放军纪委有了自己的办事机构和新设置的专职纪委委员；而后在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检查委员会”又更名为“中共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直接在名称上绕过了解放军总政治部，更加凸显了军纪委的相对独立性。

只是当时解放军四总部作为军委的主要工作机关，不存在其他绕过“四总部”的直辖部门，所以军纪委只能继续放在总政治部的“屋檐”下。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传统，那便是军纪委书记通常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任。

比如军纪委机构设立后的第一位军纪委书记甘渭汉中将，在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当年，就立即兼任新设立的军纪委书记，后续的郭林祥将军、王瑞林将军、周子玉将军、徐才厚、张树田将军、孙忠同将军、童世平将军、杜金才将军皆是由总政副主任的身份同时身兼的军纪委书记一职。

最关键的就是军纪委书记的衔级，多是上将军衔。

甘渭汉将军在担任军纪委书记时，当时军衔制还没恢复，仍然是开国中将军衔；等到第二位军纪委书记郭林祥少将上任时，期间正好赶上了1988年军衔制恢复，他成为我军恢复军衔制后首批被授予上将衔的17位将军之一。

然而到了第三任军纪委书记王瑞林于1990年-1993年在任期间，却始终是中将衔，主要是因为他刚在1988年被授予了中将衔，在当时的背景下，不可能仅过2年时间就立即从中将升到上将。

从第四任军纪委书记周子玉将军开始，一直到“16军改”前，他们以总政副主任兼任军纪委书记的时候，都晋升到了上将衔，这是其他四总部麾下的二级部部长所达不到的衔级。

我们知道，上将衔最低也是大军区级，和当时的七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都是同一级别的，而军纪委书记在“16军改”后，仍是上将衔，那么他的升格究竟升的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升的就是军中职级，而非衔级。

根据“16军改”的安排，军纪委从总政治部脱离出来，重新调整组建为军委直辖的军委纪委，与军委联合参谋部、军委政治工作部等部门一起成为军委下辖的15个职能部门之一，最后一任由总政副主任兼任的军纪委书记杜金才上将，于2015年12月正式卸下了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头衔，单任军纪委书记，直到2017年1月任期结束卸任。

新上任的军委纪委书记张升民将军，是从战区级的军委后勤保障部政委转任而来，紧接着在当年底召开的党的19大和次年初召开的全国13届人大会议中，先后被选为党的军委委员和国家军委委员，成功晋级为副国级上将。

至此，军委纪委书记和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国防部长一道正式进入军委领导班子行列，级别远高于海陆空等军种部队司令、五大战区司令这类战区级上将，这是其他在军改中升格单位的主官所没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