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吴玉章从日本寄来的炸弹后，汪精卫推掉在香港建立的同盟会南方支部长职务，一心一意，与黄复生、黎仲实、喻培伦、曾醒、方君瑛、陈璧君等七人，组成了一个暗杀团，准备搞一次震惊全国的暗杀活动。

1908年3月，汪精卫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和陈璧君相识。因汪精卫不赌博，不嫖妓，不酗酒；还曾发誓“革命不成功不结婚”，和陈璧君相识相处，一点儿女情长也没有。

但是，陈璧君对这个英俊坚毅的男子一见倾心，汪精卫北上行刺时，陈璧君誓死相随。

当时，有人说：“你反正有英国护照，被抓了英国领事馆自然会来救你的。”

陈璧君当场取出护照，撕得粉碎。

四川人黄复生，是汪精卫选中的一位合作者，另一个合作者不可或缺：要会制作炸弹。汪精卫选中的是喻培伦，喻培伦毫不含糊，爽快地答应了。

这一群人，当时心中只有理想，完全没有个人安危。

同时，汪精卫致书向孙中山告别，说到同盟会的溃裂已深，不再是口舌可以弥缝，需要有实际行动，才能让革命者重燃信心，才能让反对者缄口。

自忖必死，汪精卫在《告南洋同志书》中，有这样的话语：

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此语气，倒也显得颇为豪壮。

不过，汪精卫对刺杀的对象还是缺乏仔细的思考，一开始的目标是两广水师提督李准，当时，革命党活动大都在南方，两广总督张鸣歧和水师提督李准就成为革命党人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障碍。

但是，有的人认为这很危险，而且，同盟会很快将在这里有军事行动，为了不至于打草惊蛇，只好放弃这个目标。

后来，他又决心刺杀端方。端方是慈禧的外甥，在两江总督任上，曾大力捉拿革命党，而且，1909年，他奉调直隶，在路上行刺也是一个好机会。

随后，汪精卫等人在汉口大智门火车站，做好准备。可是，端方却取道上海，坐轮船回到天津，没有选择陆路。

于是，汪精卫决定到北京去。行前,他咬破手指，以血书赠胡汉民：

我今为薪，兄当为釜。

1909年9月，汪精卫与黄复生乘船抵天津，暗中把做好的炸弹运抵京，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北京火车站盘查极严。

好在这时出现一位同盟会美女会员郑毓秀。她将炸弹塞进箱子，找来一个追求她的法国外交官，要那个法国佬陪她去北京兼帮提箱子。法国佬哪里会放过献殷勤的机会？

就这样，炸弹被郑毓秀成功运到北京，之后，喻培伦和陈璧君也赶到北京。

当年12月，众人于琉璃厂火神庙夹道，组织秘密机关。同时，喻培伦携购置的照相器材来京，黄复生会照相，于是，他们开了个“守真照相馆”作为掩护。

这些人都是初生牛犊，热情高涨，可保密工作却做得不好。

1910年2月2日晚，他们竟然聚会在一起，开怀畅饮，这些热血青年的出没，引起了当地巡警的注意。

在北京，他们先是打算炸杀庆亲王奕劻，可庆亲王出门都是前呼后拥，戒备森严，没有机会下手，只好作罢。

此时，他们又得知载洵和载涛等人，从欧洲考察海军回国，临时决定刺杀他们，在他们回国那天，汪精卫手里拿了一个盛满炸药的铁壶，在前门车站等了大半天，但车站上的红顶花翎太多，竟看不清哪个是要谋刺的目标，只得作罢。

最后,他们决定“擒贼先擒王”，谋刺大清摄政王——载沣!

载沣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驾崩。因为光绪无后，以载沣长子溥仪入嗣大统，是为宣统帝。12月2日，二十五岁的醇亲王载沣作为溥仪的生父，被慈禧任命为监国摄政王，代理朝政。

摄政王府位于地安门外鸦儿胡同附近，载沣每天上朝，都从鼓楼大街经过。

他们计划在鼓楼前的短墙上，投掷铁罐，炸死载沣，不巧的是，当时鼓楼大街正好翻修马路，载沣改变了上朝的路线，计划只好搁浅。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他们终于摸清了载沣的行动规律，上朝改由王府跨过一座小石桥，穿鸦儿胡同后，再转入鼓楼大街前往紫禁城。

汪精卫等人潜往什刹海边的摄政王府外侦察后，决定在摄政王必经的那座小石桥下，埋下重磅炸弹，以电线引爆来实施暗杀。

他们计划在桥下埋炸药，接出一根引爆电线，人躲在桥北边的阴沟里用电发火引爆，电流一通，就能引爆。

计划一定，暗杀团的成员们立即行动起来。黄复生到骡马市大街鸿泰永铁铺定做了一个铁罐，喻云纪把从日本带来的50磅炸药装进去，安上引爆装置，精心制成一个大型的效果极好的炸弹。

暗杀团会议最后决定，由黄复生、喻云纪去安放炸弹，到时由汪精卫负责引爆。

1910年3月31日夜，黄复生与喻云纪二人来到“仅一面有居民数家，甚僻静”的几块大石块架成的小石桥下挖坑，忽听犬声四起，只好折回。

次日夜，二人挖好坑，理好炸药罐，不料因事前估计不足，敷设的电线太短，不够用，只好隔晚再来。

自从1905年吴樾在正阳门车站血溅出洋考察五大臣事件后，北京城内的清廷官僚无不严加防范。

载沣更是有王府护卫、禁卫军、步军统领衙门及京师警察厅的层层保护。

每日上朝之路，由路过的两个区的警署署长亲自负责警卫，昼夜在上朝路上布置大批的暗探，小心防备。

4月2日，黄、喻二人第三次来到小石桥下，引起了暗探的怀疑。两人正在桥下敷设电线，忽见桥上有人偷看，大惊避开，黄复生远远留候，喻云纪跑去通知汪精卫。

一会儿，黄见一人手持灯笼到桥下察看了一下走了，急忙从隐身的大树后，奔到桥下想取走炸药罐，无奈太沉，只好草草地用泥土盖上。

待他听见人声再次躲开时，就见警察来桥下搜查，于是，暗杀计划暴露。当夜，暗杀团在租居地东北园召开紧急会议，重新筹划行动，喻云纪去东京重购炸药，陈璧君、黎仲实往南洋筹款，汪精卫与黄树中留京，图谋再举。

载沣闻报有人胆敢谋刺自己，又恨又怕，赦令警方克日破案，同时下令各报不得泄漏消息，以防京城生乱。

4月3日，京城里各大报纸刊登了有人要阴谋炸死摄政王的消息，瞬间流言四起，争论不休：有人说是朝廷帮派内部斗争，有人说是庆亲王要篡权……但就是没人说是革命党搞的暗杀。

这让汪精卫等人松了一口气，可他们没想到的是，报纸上刊登的言论纯粹是迷惑凶手，好让凶手放松 警惕不离开京城。

暗地里，京师警察厅通过炸药材料等线索马不停蹄地调查，最终从几颗螺丝钉上发现了突破口！

炸弹装置的一切材料都是国外的，只有螺丝钉是新制作的国内样式，警察迅速排查京城所有的铜铁商家，找到了鸿泰永铁铺，将东家抓来一问，招出幕后守真照相馆。

4月16日上午，汪精卫正在东北园住处与黄复生谈话的时候，一个雇佣小厮突然来对汪精卫说：

“四老爷,四老爷,照相馆有人请黄爷去!”

当黄复生出了住处，行至琉璃厂大街后即被捕，顺藤摸瓜之下，汪精卫也锒铛入狱。

汪精卫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汪精卫被捕后，写下了长达数千言的供词，供词中他叙述了被捕的经过，揭露了清政府玩弄立宪之虚伪。

他说：清廷之立宪“适为君主权力之保障，为政府之护符，其言有少过乎？

呜呼！如此之立宪，即单以解决政治问题犹且不可，况欲兼以解决民族问题乎”，而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谓不欲以一民族受制于他民族之强权；民权主义，谓不欲以大多数之人民受制于政府之强权”。

最后，他得出结论是：

“中国之情势,非于根本上的解决无振起之望,及今图之,其犹未晚,斯则后死者之责也。”

汪精卫自度必死，在狱中，有诗作多首，极尽慷慨豪迈之情怀：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遂海鸥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不过，在处理汪精卫一案中，清廷内部也有争议，摄政王等一批封建官僚主张判处死刑。

但是，以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为，在预备立宪期间，杀几个革命党无济于事，反而会激起更多的革命者铤而走险，为了缓和人心，羁縻党人起见,不如从轻发落。

1910年4月25日，清国最高法院公开审理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案，主持庭审的是肃亲王善耆，汉奸川岛芳子的父亲。

庭审现场，汪精卫和黄复生都称自己是主谋，另一个人并不知情。刺杀摄政王是死罪，多说无益，只求一死、快死。

特别是汪精卫，利用公开审理的机会，大谈革命道理，揭露载沣的立宪是假立宪真独裁，呼吁人们都行动起来，推翻大清的统治，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实现民主富强。

善耆还不糊涂，看出汪精卫和黄复生唯求一死的决心。他向载沣汇报：这两个人年轻人是想求死，以激励革命党的士气，我们可不能轻易上当啊。

载沣也认同善耆的说法，同时，为了证明自己是真立宪和仁德心肠，决定免除汪精卫和黄复生的死刑，终生监禁。

说实话，汪精卫还是很感激善耆的。在狱中的时候，善耆让“每人另给住房一间,行动皆得自由”,而且，经常亲自去狱中向汪精卫嘘寒问暖。

多年以后,汪精卫谈到善耆时还满怀感激之情：

救我命的，是肃亲王。

……我能免一死，也许是有一种政治的作用的。但是，我每回忆到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这位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

经过一番周折后，汪精卫精神一变，在诗作中有“豆萁何苦更相煎”之句，把革命者与清廷的斗争说成是兄弟相残，这对一个革命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投降妥协的姿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摇摇欲坠，一方面起用袁世凯，企图武力镇压革命；另一方面释放政治犯，麻痹革命人民。

11月6日，汪精卫等人受到清廷特赦，奉旨出狱。这时，南方已经是革命旌旗遍天下，而北方却由袁世凯把持清廷大权，与南方对峙。

在革命党人中，长期存在这样的观点：

只要赞成排满，赞成共和，就是革命。如果袁世凯也能这样，那么他就是中国的华盛顿。

孙中山也希望兵不血刃地结束战争，黄兴则敦劝袁氏倒戈反清：“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

汪精卫的出狱，为革命党和袁世凯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汪精卫出狱后，袁也看中了汪，汪也看中了袁。

胡汉民曾经说过：

“精卫于湘、鄂等省反正时，得出狱……其(袁世凯)子克定弛以太原公子自任，精卫亦阴结之。事闻于袁，则私见精卫，谓非常之举，非儿辈所知，而自输诚于民党。”

在袁世凯的指使，以及革命党部分领导人的默许下，汪精卫和君宪党人杨度于11月15日组织“国事共济会”。

共济会的主旨在于要求南北两方停战，组织临时国民会议，解决君主民主问题。在成立宣言中，他们宣称革命延续下去，必将招致外人瓜分或引起内乱的谬论。

共济会成立不久，就遭到革命党的指责，于右任、宋教仁等主编的同盟会喉舌《民立报》发表《无聊之共济会》的社论，批评汪精卫：

“即如汪兆铭,亦鼓吹革命有年,乃党人之有学识者……竟感虏廷不杀之恩,而为彼满皇说法乎？”

于是，国事共济会成立20余天，不得不宣告解散。

参加南北议和的汪精卫 图片来自网络

之后，汪精卫由北京到上海，被任命为伍廷芳的参赞，参加南北议和。汪氏与袁世凯事先已经有了默契，曾对袁言：

“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袁初谦让,后亦半推半就矣”。

所以，在议和中，汪精卫对袁之推戴不遗余力，称：“项城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

1911年年底到1912年年初的时候,北方的革命党，好几次准备在通州和滦州发动武装起义，汪精卫以同盟会北方领导人的身份，派人阻止。

他说，现在停战议和之时，吾党京津保一带的同志，自应遵守诺言，不可有所行动。

当北方党人向汪精卫指出，停战范围不包括以上地区，而且袁仍然逮捕枪杀革命同志的时候，汪对袁的罪行辩解道：

“项城期望于和议者甚殷，且治军严，当无如此轨外行动。”

而当袁氏以党人起事，责问汪时，他竟然让袁依法办理。

南北议和的结果，袁世凯顺利登上了总统宝座，大权独揽，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1913年3月，在上海车站，发生了刺杀了国民党著名领袖宋教仁事件，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宋案”；

4月，袁世凯又向五国银行团举债2500万英镑，用于镇压革命党；6月，先后解除了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

这时，革命党才意识到“非去袁不可”。7月中旬，李烈钧、黄兴分别于江西、南京起兵反袁，史称“二次革命”。

汪精卫在法国听说革命党人起兵讨袁时，立即回到上海，他与袁世凯的谋士张謇、赵凤昌密商调停条件：

推举袁公为正式大总统；

四省都督临时期内，暂不撤换；

宋案查到洪述祖、应桂馨为止，不再继续追究。

但是，袁世凯根本不理会这一套，还是撤换了四省都督，而这时的汪精卫仍在劝说革命党人放下武器。

在袁世凯已经全面发起反击的时候,他还寄希望于张謇等人的调停，寄希望于袁世凯，这与一个老革命党人的身份，极不相称。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此时的汪精卫对政治感到厌倦。其后的几年间，他漫游欧美，寄情于山水之间，试图忘却政治。

可是，作为一个天生的职业政治家，他真的能脱离政治吗？

就在这个时候，孙中山经历了革命的无数曲折之后，深深地意识到，军阀实在不足依靠，决心学习苏俄的革命经验。

他说道：

“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治它，就需要新血液。”

1922年，孙中山同李大钊进行了多次的交谈,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

同年，苏俄政府派代表越飞来华，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商谈改组国民党和建立革命武装的问题；

1923年1月，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王登云和张太雷等人赴苏进行考察，并邀请鲍罗廷来华。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年，也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建议，在中共“三大”上，通过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决议。李大钊、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等共产党员都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进行改组，通过了新的党纲和党章。

大会发表宣言，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汪精卫在这次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在这个过程中，汪精卫自始至终都是拥护孙中山的决定的。他理解孙中山的思想，认为中国军阀受着帝国主义的扶持，只有俄国革命军才是良友。

在“一大”上，有人反对跨党，他驳斥道：

先前，吴稚晖、李石曾、张继等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既然承认他们是国民党员，为什么对共产党的加入又不允许了呢，这是没有道理的。

汪精卫是一大的主席团成员，一大宣言由鲍罗廷起草，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而成。

而且，大会的其他所有的文件，几乎都出自他的手笔。孙中山这时对汪精卫评价也很高，说他是“真正跟我来革命的”不足20人之中的一个。

国民党“一大”后，汪精卫与叶楚伧、邵元冲等人一起出任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不久，他来到广州，在中央宣传部担任部长。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曹锟、逐溥仪，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孙中山北行前，召集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等商议，决定让胡汉民留守广州，宋庆龄、汪精卫、戴季陶、孙科等人随行。

1924年11月17日，孙中山一行抵达上海，命汪精卫先行进京，做好事前布置，而他自己则率一行绕道天津。

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此时的孙中山已经重病缠身。

当时的北京政府由段祺瑞把持，他反对孙中山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而主张召开“善后会议”，对外则“外崇国信”，承认不平等条约。

12月31日下午4时30分，孙中山抵达北京后，在北京饭店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然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

孙中山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晚，北京协和医院的德国医生克礼、狄博尔来到了北京饭店，随同过来的还有来自天津的德国大夫史密特。

三位医生共同会诊后，一致认为孙中山患的是最烈的肝病，情况不容乐观。

五天后，他们再次为孙中山进行了会诊，并建议进行手术，但是，孙中山只同意用内科的方法来治疗。

孙中山自己曾是一个医生，但可能真的就像人们所说的：医者难自医，孙中山拒绝了手术治疗。

他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在于他认为自己的病情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同时，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局势，不允许他安心地在医院治病养病。

会诊的医生开始为孙中山进行注射治疗，使他的病情也因此有所稳定。但仅仅半个月后，孙中山的病情再次加重。

医生克礼发现孙中山的眼睛中出现了黄疽的迹象，意识到孙中山肝脏中的脓已经侵袭到了其他部位，再不进行手术就来不及了，他赶紧会同美国、德国的医生，商讨手术方案。

此后两天，孙中山已经无法进食，一吃饭就会引发呕吐，体温也愈来愈高。于是，孙中山在妻子宋庆龄的陪同下来到了协和医院，协和医院的外科主任邵乐尔主刀进行了开腹手术。

当医生将他的腹部切开的时候，被眼前的情况吓了一跳，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面上长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结节，结节发硬，整个腹腔里面的脏器，都已经粘连在了一起，根本就没办法进行手术。

通俗的来讲，肝癌已经扩散到了全身，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医生只能从他的肝上取出了一小块组织做活体检测的标本，然后，将肝部的脓液吸出，最后将伤口缝合，整个手术只进行了25分钟。

汪精卫在孙中山病重时，一直随侍在侧，并代孙中山起草了遗嘱，这件事，成为他以后政治生涯中的尚方宝剑。

1925年2月24日，汪精卫和孙科等人来到中山先生榻前，请他留下一些话。孙中山沉默一阵说：

“我看，你们是危险的啊，我如果死了,敌人是一定要来软化你们的。你们如果不被敌人软化，敌人一定要加害于你们。如果你要避去敌人的危险，就是一定要被人软化，那么我又有什么话可讲呢？”

说完，他又闭上了眼睛，在汪等恳求下，孙中山勉强睁开眼说：

“你们要我说甚么话呢？”

汪精卫说：

“我们现在预备好了几句话,读给总理听。总理如果是赞成的，便请总理签个字，当作总理说的活。总理如果不赞成的，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话，我可以代为笔记下来，也是一样。”

孙中山说：

“好呀，你们预备好了甚么话呢？念给我听罢。”

汪精卫随即取出一张纸，低声慢读曰：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孙中山聆毕后，即表示满意之态度，点头说：“好呀,我很赞成呀！”立时，有一亲属继续请求曰：

“先生对于党务，既是千万说几句话，对于家属可不可以照这个样子，也说几句话呢？”

孙中山说：“可以。”

汪精卫又照初次形式，取出第二张字纸：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之志。此嘱。”

3月12日9时，孙中山在“和平！奋斗！救中国！”呼声中，溘然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