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前辈告诉年轻刑警——

破案有时候就像生活，

走得远了反而会忘记当初为什么出发？

这时候，

就要回到起点，

找到初心。

1998年2月14日，西方的情人节，上午10点08分，一辆从汉口六渡桥开往武昌水果湖的1路公交车，刚驶上武汉长江大桥，在距离汉阳桥头堡300米的路段，突然发生剧烈爆炸。

爆炸发生时，被炸公交车冒着滚滚黑烟，向前猛冲三四十米，直到车头顶住前方车尾，才勉强停下来，在它的前后方，有3辆客车和5辆出租车严重受损。

这次爆炸的惨烈程度，史无前例，有人被恐怖的爆炸气流冲击到长江大桥30米外的京广铁路上，人完全变了形；有人看见被炸飞的血淋淋的大腿直接落到了出租车的前挡风玻璃上；现场到处是乌黑烧焦同时带有浓烈血腥味的人体残肢碎片，有人甚至看到人体内脏挂在桥栏杆、树上；五六百米外的龟山电视塔，玻璃被震裂了；六公里外的武昌火车站，人们听到的爆炸声，依旧强烈得可怕······

鉴于案情重大，爆炸发生后，公安部立即派出由第五局局长张新枫带队的专家组火速赶往武汉，指导办案。公安部这次派出的专家组，阵容十分豪华，共和国刑侦八虎，竟一次出动了“四虎”，他们分别是——被称为“中国当代福尔摩斯”的物证痕迹专家乌国庆、著名爆炸分析专家高光斗、有中国痕检“定海神针”之称的痕迹鉴定权威崔道植以及靠指纹破过全国数十起恶性大案的指纹识别专家徐利民。

因为这是一起爆炸案，专家组到达现场，打头阵的自然是爆炸分析专家高光斗。

“以被炸公交车为圆点，半径500米，包括桥下面的长江，立即组织地毯式清查，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物品。”

在给出第一个办案指导意见后，高光斗随即将注意力聚焦到被炸公交车以及受损桥面上。

高光斗发现爆炸现场受损桥面，仅有一个脸盆大小的爆炸坑，这个坑并不深，再初步勘查被炸公交车的全车尤其车底的损毁情况，根据经验判断，高光斗认为炸药是在公交车内引爆的，而不是提前放在大桥上，或者提前安置在车底。

这个判断，不容忽视，因为它事关下一步至关重要的爆炸中心，也就是炸点的确定。

高光斗在做现场初步勘查与研判的时候，其他专家以及100多名省市刑侦技术人员，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

14个小时之后，2月15日凌晨一点，武汉这座城市已经带着伤痛陷入沉寂，武汉公安局办公楼三楼的大会议灯火通明，这是专案组的临时办公场地，第一次案情分析会正在这里召开。

专案组组长张新枫首先发言，“现在距离案发已经过去14个小时，社会上已经出现各种谣言。有人说是恐怖分子炸的桥，有人说是下岗职工报复社会，还有人说是女人失恋殉情所为。谣言的脚步很快，如果我们不能拿出真相，它会变成洪水猛兽，比爆炸案本身的破坏力更加可怕，所以我们要尽快破案，同时也要注意信息保密。”

如此定调之后，张新枫请高光斗先谈谈看法。

高光斗说，“从爆炸现场的具体情况看，基本可以排除恐怖袭击的可能，极有可能是个人作案，作案的动机目前尚不明确，但有一点可以基本判定，根据受损桥面爆炸坑的大小、深度以及车辆底部的损毁情况，爆炸发生在车内，不是外部引爆。另外，根据炸毁车辆和完整车辆的对比测量，以及死伤者损伤部位、程度，可以基本推算出，车上的炸药量为10公斤左右的硝铵炸药。”

高光斗的发言，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是车内爆炸，下一步要明确的就是引爆方式，因为这事关犯罪嫌疑人的排查。

顶级专家之间有着最扣手的默契。

高光斗的话音刚刚落下，乌国庆马上补充发言，“我的小组对现场收集到的241袋残留物已完成筛查，现场没有发现电线、电池等遥控以及定时爆炸残留，但发现了导火索的残留物，据此可以推断引爆炸药的人应该就在公交车上。”

高光斗和乌国庆对案情的联手分析，让大家的精神为之一振。

这时候，痕迹鉴定权威崔道植跟着说道，“我赞同两位专家的分析。我看了现场的十几具尸体，这些尸体都是上半身较为完整，下半身被炸的粉碎，这说明爆炸物的高度很可能就在公交车的地板上。眼下我们有两项工作非常重要，一是确定炸点，二是排查犯罪嫌疑人。确定炸点的工作有老高，排查犯罪嫌疑人，则需要我们首先确定现场死了多少人，更关键的是深挖现场，争取找到犯罪嫌疑人的痕迹线索。”

崔道植的这一席话，说得大家心底透亮。

确定爆炸案的中心炸点，高光斗有一项绝学，他独创了被行业誉为经典的高氏爆炸规律公式，即通过现场的创伤面积，结合粉尘和爆炸残留物的分布，最后精准测算出引爆点，误差不超过5公分。

套入公式，经过精准测算，高光斗最终确定中心炸点——距地面9公分，车厢左壁52公分，车尾108公分。

为了专家办案，还原案发现场，武汉警方特别调来了一辆与被炸车辆相同型号的公交车，高光斗推算出中心炸点之后，很快在这辆原型公交车上标注出了炸点位置，它是位于公交车倒数第二排靠左窗的位置。

但是，推算出的中心炸点，需要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这是整个案件侦破的核，如果这个核无法用证据固定下来，整个案件侦破就会出现无核状态，无法真正的立起来。

案发现场收集到的人体碎片共有214袋，就在法医努力将这些人体碎片拼凑成一具具尸体，以便确定爆炸现场准确的死亡人数时，2月15日早晨，高光斗来到现场，通过法医了解到了一个重要情况：10号尸体和11号尸体是现场被炸得最远的尸体，10号尸体是在距离爆炸中心东北方向约26米找到的，下半身被完全炸碎；11号尸体被炸得更远，距离爆炸中心西南方向31米，但比较特殊的是，11号尸体下半身在被严重炸毁的情况下，有一块屁股却基本完好。

两具尸体距离爆炸中心最远，说明爆炸发生时，它们距离爆炸中心（炸点）最近，甚至就在炸点上。

两具尸体被抛向两个相反的方向，说明它们一个在炸药的外侧，一个在炸药的内侧。

10号尸体的下半身被完全炸碎，11号尸体的一块屁股基本完好，说明它们被炸时的姿势有明显区别，10号尸体可能是站立或者坐在公交座椅上，11号尸体应该是面对炸药，且是蹲姿，只有这样，在剧烈的爆炸中，它的屁股才有可能得以保全。

按照这个推断，高光斗在原型公交车上还原了炸点现场，公交车倒数第二排靠左窗的位置坐着一个人（10号尸体），在他的座位旁边，斜对着蹲着另一个人（11号尸体），炸药就放在他们中间的公交车地板上，按照方便程度，引爆炸药的应该是蹲着的那个人。

当这个模拟现场在高光斗脑海中浮现出来的时候，他紧跟着追问了一种可能：如果炸点现场就是这样，那么在10号、11号尸体周围应该能找到公交车上的爆炸残片。只要能找到这样的残片，那就意味着找到了固定炸点的有效证据。

然而，顺着这个思路，在10号、11号尸体周围排查了许久，却没能找到高光斗想要的爆炸残片。

难道对中心炸点的测算，出现了误差？

这绝不可能。

就在高光斗坚信自己的测算同时又感到一些困惑的时候，有个实习刑警随口说的一句话，引起了高光斗的高度注意。

这个实习刑警名叫梁吉平，爆炸案发生时，他正休假陪女友在武汉黄鹤楼登高游玩，因为第一个赶到案发现场，并拍摄了极为重要的爆炸现场第一手照片，本没有资格进入专案组的他，被高光斗点名调入了专案组。

在10号、11号尸体周围寻找爆炸残片无果的情况下，高光斗让梁吉平再回忆回忆当时的情况。

梁吉平随口说道，“我是在黄鹤楼三楼看到爆炸的，那股浓烟跟原子弹似的，整个黄鹤楼都被震晃了，我脸上被那些爆炸粉尘拍得生疼······”

听到这里，高光斗打断梁吉平，追问道：“等一下，你是说当时爆炸粉尘冲击到了你脸上？”

梁吉平肯定地点了点头。

高光斗顺着10号、11号尸体的方位，向前看，这时候，他注意到了大桥西面的龟山。

“这次爆炸所产生的冲击非常强烈，从排查效果看，我们有些保守了，应该扩大排查范围。”

在高光斗的建议下，专案组随即从各分局抽调技术、刑侦、防爆警力共160余人，开始对龟山进行地毯式搜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在10号尸体前方的龟山上，找到了四块座椅残片。

经过物证鉴定，反复对比，这四块座椅碎片确定来自爆炸中心的10号座椅，也就是高光斗推算出的那个座椅。

这意味着能够确定中心炸点的关键证据被固定了下来。

高光斗极其漂亮地打完头阵，接下来该轮到位列“刑侦八虎”之首的乌国庆上场了。

确认现场死亡人数，拼凑尸体，在乌国庆看来，十分关键。在他的密切关注下，法医组不眠不休地干了48个小时，终于拼凑出16具尸体，也就是说，爆炸现场准确的死亡人数为16人。

得到这个结果，乌国庆立即着手下一步工作：一、他亲自率队前往武汉同济医院，对22名爆炸案幸存者进行详细询问调查；二、与此同时，立即启动认尸工作。

在同济医院，乌国庆深入调查，交叉验证，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还原案发现场，标注22名幸存者以及16名遇害者在被炸公交车上的具体位置，尤其是中心炸点，究竟有几个人，真实的状态又是怎样？

乌国庆搞物证分析，是国内顶尖高手，很快，公交车上的38名乘客被固定在了准确的位置上，关于中心炸点的情况，22名幸存者中有一个杨姓年轻姑娘，向乌国庆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这个杨姓姑娘是湖北经济管理大学的学生，案发当天她从1路车始发站上车，准备返校。

在车上，她注意到坐在倒数第二排左车窗位置的是一个农民工模样的男人，这人手里提着一个大编织袋，里面好像装着什么硬物。怪异的是，这个农民工的旁边，有个长发男子，皮肤白净，像是个艺术青年，他一会儿站着，一会儿蹲着，中间两人还牵过手，两人的关系看上去很亲密，不正常。

杨姓姑娘本坐在倒数第二排右车窗的位置，看到这两个男人举止怪异，她感觉不舒服，后来看到前面有个座位，她就挪了过去。

如果没有挪这一下，她可能就被炸死了。

乌国庆问她，你说的这个农民工，前后位置是个什么情况，你还有印象吗？

杨姓姑娘想了想说，他前面好像坐着一个女的，后面最后一排也坐着一个女的，看上去他们互相不认识。

中心炸点的具体情况摸清之后，乌国庆马上跟高光斗、徐利民两位专家开了一个碰头会。

乌国庆先对高光斗说，老高，中心炸点的情况跟你的推断是一致的，但细节咱们还要再推敲一下。

说完，乌国庆又对徐利民说，老徐，现在该你亮绝招了。

徐利民有什么绝招呢？

除了惊人的指纹记忆识别能力，徐利民还开创出了为业界称道的刑侦新图种——“爆炸中心复原分析图”。这种分析图，不仅有精准的炸点推算，更有严谨的现场还原。

三位专家聚首在一张桌子前，由徐利民操刀，那张著名的“98年武汉公交车爆炸案爆炸中心复原分析图”很快便出炉了。

案情推进至此，在三位专家的建议下，第二次重大案情分析会很快得以召开。

在会上，乌国庆代表专家，首先拿出了“爆炸中心复原分析图”，然后分析道，大家请看这张由老徐绘制的爆炸中心复原图，这是我们在专业推算和取证分析基础上得出的直观结论，我们认为蹲在地上的11号就是点燃炸药的凶手。但是，凶手不止一人，坐在座位上的这个10号，也是凶手。

此言一出，会场的情绪瞬间就被调动了起来。

有侦查员问，依据呢？

乌国庆说，首先，请大家注意11号的这个蹲向，他为什么背对车头，而不是面向车头。原因很简单，这是他和10号在打配合，一个观察前方，一个观察后方，便于选择引爆时机，这是他们合谋作案的第一个证据；其次，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有人把炸药放在你身边，然后去引爆，你会视而不见，并且帮忙掩饰吗？10号就是这个情况，这一点可以充分说明，10号同样是凶手；第三、现场有目击证人，可以证明10号、11号，不仅认识，而且有着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

乌国庆得出这个结论，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已被锁定，这对于案件侦破具有重大意义。

这时候，有专案组成员注意到了分析图中的1号，并提出了一个疑问，1号所处的位置也很可疑，有没有一种可能，她也是凶手？

乌国庆说，目前，这种可能无法完全排除，要看尸体认领的情况。但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围绕10、11号尸体，立即进行细致的现场痕迹勘检，提取指纹、DNA，总之一点，要让犯罪嫌疑人尽快地浮出水面。

尸体认领工作，进展得很顺利。

武汉市公安局印发了1万余份《协查通报》。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发布信息，相继确认了现场14具尸体的身份，只有10号和11号男尸无人认领。

14具尸体身份的确认，有力地印证了几位专家的推断，同时排除了1号尸体为同案犯的嫌疑。

10、11号尸体，就是本案犯罪嫌疑人。

然而，这10、11号尸体，究竟是谁？怎样才能挖出他们的真实身份呢？

随着案情的推进，压力转移到了现场痕迹勘检上，又或者说，刑侦四虎，三位已经高水平出手，接下来就看中国痕检“定海神针”崔道植的了。

作为痕迹勘检鉴定的权威，崔道植有一句名言——火眼金睛是八卦炉炼出来的，沉下心，极致的认真就是我们的八卦炉。

因为爆炸现场太过惨烈，起初，围绕10、11号尸体，痕检小组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对此，崔道植并不感到意外，他对自己的一帮学生说，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痛苦而不绝望，十天没有发现，那我们就干十一天，十分力气没有收获，那我们就用十二分力气。

崔道植的这个工作理念，不仅是境界，更是能力。

当痕检小组拼命干到十一天，用完十二分力气的时候，他们终于在34号袋的现场残留物中拼接出两块疑似身份证的爆炸残片，经过技术还原，他们读出了上面的信息：“汤喜林，男，江西省武宁县······”

痕检打开这一关键突破口后，乌国庆随即建议，对武汉全市旅馆行业展开集中清理，全面排查这个叫汤喜林的人。

2月18日晚7点，有侦查员在武汉一家小旅馆发现了“汤喜林”的住宿登记，与此同时，侦查员还发现另有一名叫“齐杏献”的男子与“汤喜林”同住在301房间。

乌国庆得到消息，立即带队赶往现场。

据小旅馆老板讲述，这两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是2月13日下午4点住进来，2月14日上午9点离开的。

乌国庆问，他们手里拿了什么东西没有？

小旅馆老板说，手里好像拎着一个编织袋。

这时候，有武汉的侦查员对乌国庆激动地说，爆炸案发生在2月14日上午10点08分，从这里乘坐214路公交车，只有几分钟路程！

乌国庆听了，立即下命令，仔细搜查301房间。

很快，侦查员从301房间搜出一截“沂蒙山牌”导火索。

乌国庆注意到这截导火索有切割面，也就说，爆炸案现场的导火索，很可能是从这截导火索上截取下来的。

大家看到这截导火索都很激动，有的侦查员握着拳头说，案子破了，就是这两个人。

但是，乌国庆的表情却依旧严肃，经验告诉他，光凭这两个人名，案子并没有真正落地。

乌国庆问小旅馆老板，对这两个人有什么印象？

小旅馆老板说，这两人关系不寻常，他们一起进的房间，之后就再没出来。我去他们房间送水的时候，房间里明明有两张床，他们两个大男人却钻在一个被窝里干那个······

乌国庆又问，他们住店时，身份证你仔细看过没有？

小旅馆老板肯定地说，我看了，身份证是真的。

根据身份证残片上的关键信息，乌国庆亲自带队，随即“杀”向江西省武宁县。

一路上，乌国庆总有不好的预感，到了武宁县，在当地公安的协助下，一排查，案子果然又被挂起来了。

汤喜林、齐杏献，武宁县确有其人，但这两人在当地活得好好的，并不是10号、11号尸体。

据汤喜林讲，2月8日，在回武宁的客车上，他的身份证不知道被谁给摸走了。

齐杏献的身份证，如果也是这样，被人偷了，那情况就糟糕了。因为案子推进到这里，只有这一条能推进有价值的线，如果这条线也断了，案子极有可能成为“无头案”。

幸运的是，当专案组找到齐杏献的时候，很有一些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意味。

据齐杏献讲，去年他在武宁县罐头厂打工，有个叫曹军的工友，忘了什么事，借了他的身份证。但是过了半天，曹军说洗澡的时候不小心，身份证被水漏给冲泡了。作为补偿，当时他还向曹军要了50元钱。

根据这条线索，专案组立即找到武宁县罐头厂，追踪了解曹军的具体情况。

提及曹军，罐头厂不少工人对他印象很深刻。

在大多数人眼中，曹军是一个与罐头厂格格不入的异类，每天一下班，他总是捧着一套旧西装，去厂子旁边的小干洗店熨烫，然后他会煞有介事地穿上西装，认真扣上衬衣纽扣，像个木偶一样坐车去市里，瞎转悠。

曹军平日里喜欢画画，他总是说，他是一个怀才不遇的艺术家，总有一天，他要办一个万众瞩目的画展，一幅画至少要卖10万块钱以上。

有工人向专案组反映，曹军的性格阴柔偏激，有几次喝多了，他拿着刀子跟自己的画较劲，嘴里说的什么，别人根本听不清楚。后来，他就不在罐头厂干了，听过在一个叫玉明旅社的小旅馆里打零工，没事就画画，朝小旅馆的墙上挂。

玉明旅社，就在武宁县。

当专案组找过去的时候，玉明旅社的小老板对曹军同样印象深刻。

玉明旅社的小老板说，曹军怪的很，喜欢熬夜，在我这里打零工，主要是值夜班。夜里，我总看他在画画，有时候两眼熬通红，还在画。有一次晚上我跟他聊天，他说，不得志的艺术家要想出名，只有自杀一个办法。他去黄山旅游的时候，就想从山上跳下去寻死。后来，他跟一个叫邹昌力的混在一起，在我这里住过一阵子，两人关系很不正常，经常腻在一张床上，再后来，两人就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专案组进入曹军在小旅馆里住过的房间，这时候，刑侦八虎之一的徐利民又立了一功。

在房间床头柜里，徐利民发现半个被揉成一团的烟盒，并在烟盒上提取到了一枚指纹。

徐利民最厉害的一点就是记指纹，在没有先进技术的年代，他靠纯眼力，记下的指纹竟达上万枚。这次来武宁，徐利民的脑海里就准确记着从11号尸体上提取到的一枚指纹，巧的是，从11号尸体上提取到的指纹跟从烟盒上提取到的指纹竟是同一根手指的，经比对，完全一致。

“老乌，这个曹军就是11号尸体！”

但是，曹军这个人的具体信息，严重缺失，在武宁县，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又去向了哪里。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曹军的“亲密朋友”邹昌力，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

邹昌力，家在武宁县的大山里。

当专案组找过去的时候，发现邹家的条件很差，屋里充斥着牲畜粪便的味道。

据邹昌力的老母亲供述，儿子曾定下一门婚姻，因为家里太穷，他要去人家做倒插门女婿。这件事让他觉得没有面子，整日寻死觅活，骂老天不是人。后来，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他从外面带来一个叫曹军的男人，两人吃饭一人一口，睡觉钻一个被窝，腻歪的像两口子。

家里人劝他，不要乱来。

他听了像发了疯一样，逢人便叫喊，老天就不是个东西，管不了我有头有脸，过好日子，成天下刀子。要是我气伤了心，要死就不是我一个人，好多人都得死，上火车上不去，我就上汽车，炸死好多人！

专案组问邹昌力老母亲，家里见过炸药没有？

邹昌力老母亲说，儿子在矿上干过，负责炸矿时“装炮”、“放炮”。过完年后，他和曹军用编织袋从矿上带回来10公斤炸药，说是去武汉打工，就这么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专案组采集了邹昌力老母亲的DNA，经过鉴定，最终确定：10号尸体就是邹昌力。

······

这起震惊一时的大案被侦破后，关于邹昌力、曹军为何要用如此惨烈、残忍的方式来报复社会，结束生命？

各种各样的猜测传言很多。

议论这些其实毫无意义。

让老黑深有感触的是案子破了之后，老前辈高光斗对实习刑警梁吉平说的一席话：“很多时候，破案的成就感远不及疑惑感来得强烈，案子虽然破了，人性却无解，那些人性里的幽微和纠葛，常常让我困惑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