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21日，重庆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亿万富豪，离奇地死在自家的豪宅里。

那豪宅地处重庆渝北区，名叫锦绣山庄，是芸芸众生辛苦奔波一辈子，也无法企及的地方。但是，富贵之地，也不尽是岁月静好，因为造化弄人，人心险恶，金钱的背后浸满了肮脏与罪恶，那里的悲剧比别处的，往往更加的惨痛，触目惊心。

这一起命案，当接警的渝北分局派出所民警赶到锦绣山庄时，现场极为混乱。

死去的亿万富豪裹着床单，以一个奇怪的姿势躺在一楼客厅的长茶几上，长茶几旁边围着一群情绪激动的亲属，有的在哀嚎，有的在声嘶力竭地叫嚷，“你们快抢救！快抢救啊！人没有死！人没有死！”

急救中心的医护人员被混乱裹挟着，一遍又一遍地解释，“人已经没有生命特征了，确认已经死亡，没法再抢救了。”

有的亲属无法接受这一现实，梗着脖子质问，“什么叫没有生命体征了？人明明就没有死，赶紧打电话，再叫医生来。”

有的亲属在原地跺脚，嘴里嚷道，“还叫什么医生，赶紧送医院抢救啊！”

派出所民警尽力阻挡着现场的混乱，冷静地解释说，“人已经死亡，渝北分局的刑侦技术人员马上就到，现场怎么处理，最好等他们来了再说。”

14时30分，渝北分局的刑侦技术人员抵达现场。

经法医现场初检，结果很快出来：床单中裹着的人，面色灰白，角膜轻度浑浊，唇紫绀，左上唇有条状表皮剥脱，尸僵已在全身各大关节形成，确认已经死亡无疑。

听到这个说法，现场的亲属们不再固执的叫嚷，他们一个个像被扎破的气球，一边泄气，一边痛哭不已。

在所有的痛哭者里，哭得最伤心，第一个将力气用完的是死者的妻子。

她叫刘祖芬。

在客厅悲切的哭声里，刘祖芬问现场的法医，我老公身体有残疾，有好几种病，你们能不能查出来，他到底是因为什么病猝死的？

法医说，这要进一步尸检才能知道。

刘祖芬说，我老公从小就是小儿麻痹症，一辈子没有一个健全的身体，我不想他死后还要开膛破肚。

法医说，死因不明，按要求是必须尸检的。

刘祖芬问，如果家属的意愿是不要尸检呢？

法医说，那还是要看具体情况，除非能明确死因。

刘祖芬听了，再次陷入悲伤之中，没有继续再问下去。

这个时候，渝北分局的刑侦技术人员提出要对现场进行勘查，刘祖芬没有说什么，死者的姐姐仿佛受到了刺激一样，悲痛地表示，她的弟弟身体没有大毛病，昨天还好好的，不可能自己猝死，一定有人害他，警察必须把这个查清楚。

死亡的真相，有时候非常的微妙，有时候非常的晦涩。

现场勘查开始后，刑侦人员首先进入了二楼的卧室，死者就是从卧室的大床上被搬到一楼的大茶几上的，在这一中心现场里，一切显得非常混乱，地板上有很多人的脚印，床头柜上的杂物横七竖八地倒着，枕头、被子扔在地上，枕头上有细小血迹，床上没有床单，席梦思的纹路诡异地扭曲着，卧室的门窗没有异样，大衣柜的门关着······

从刑侦的角度上，这个中心现场已被严重破坏，尤其是死者被发现时在床上的具体姿态，已无法复原，这就意味着在这个中心现场几乎提取不到有价值的痕迹物证。

从中心现场退出来，刑侦人员又仔细勘查了别墅的每一扇窗户，每一个阳台，结果没有发现任何攀爬的痕迹。

另外，各个房间的家具摆设，均没有挪动和翻动的迹象，别墅内也没有丢失任何财物。

现场勘查初步完成后，有一点，刑侦人员是肯定的，死亡发生前后，别墅没有外人入室。

外人入室作案的可能性被排除，这就意味着针对别墅里的人的调查以及尸检，成了关键环节。

针对别墅里的人的调查，是从问询保姆开始的。

据保姆讲述，汪总（死者名叫汪显东）平时八九点起床，但今天快到10点还没起来，她上楼喊过一次，但是没有喊醒。

刑侦人员问，你是在门外喊的，还是进屋喊的？

保姆说，进屋喊的。

刑侦人员问，进屋你看到了什么？

保姆说，进屋我看到汪总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被子。

刑侦人员问，汪总躺在床上，是什么姿势？

保姆说，好像是向右侧躺着，跟平时没有两样。

刑侦人员问，那后来呢？

保姆说，我喊了两声，没有喊醒，以为是夜里睡晚了，就下楼了。

刑侦人员说，你再仔细回忆回忆，从昨天到现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把具体的情况讲一讲。

保姆说，汪总昨天看上去还好好的，晚上和几个朋友在家“斗地主”，玩到12点多。汪总平时有吃宵夜的习惯，昨天晚上11点半，我到娱乐室说宵夜已经煮好了，汪总叫我过一会端到卧室里。11点50分，我把宵夜端到卧室，下楼的时候碰到太太（刘祖芬）上楼睡觉，她问我今天宵夜煮的是什么？我说是营养粥，她没说什么，就上楼去了。

今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6点30分起床，平常都是我送孩子上学的，但今天太太起的比我早，她说今天她去送孩子，宵夜碗筷也是她从卧室里拿下来，放到厨房里的。我当时在厨房里准备早饭，她还跟我说，赶紧把碗筷涮了。

后来发现汪总不对，120还没来的时候，汪总的岳父要我用农村的土办法，给汪总揪痧。我在汪总的脖子上揪了一阵子，但是没有用。

针对保姆的初步问询结束后，刑侦人员在另一个房间对刘祖芬进行了单独问询。

据刘祖芬讲述，3月20日上午，她老公因为重感冒，在社区医院输了一中午的液。下午在公司开会，应酬完之后，晚上8点多钟回来，跟公司副总包静几个人在娱乐室“斗地主”，斗的很晚，她没到11点就上楼睡觉了，他们几点结束的，她不知道。

刑侦人员问，你说你老公有好几种病，都是什么病？

刘祖芬说，我老公从小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1996年又查出来患有病毒性脑炎，经过治疗，医生说是痊愈了，我觉得根本没治好，要不然2002年也不会又查出来继发性癫痫，这个病就是脑炎后遗症。这几年，他一直吃药控制，效果说好不好，说坏不坏，患病的时候还是吓人，到处乱咬，喘不过气，每次我都吓得要命。

刑侦人员问，昨天夜里，你老公有没有什么异样？

刘祖芬说，昨晚我也有点不舒服，11点就睡了，他几点上楼的，我不知道，但是昨晚打牌的时候，他脸色就不好，有点发青，先是吃了社区医院开的药，后来又吃了补脑子的药。我觉得他昨天夜里肯定发病了，我没睡那么死就好了。

刑侦人员问，昨天夜里，你一点动静没有听到？

刘祖芬说，没有。

刑侦人员问，那今天早上你起床的时候，他是什么情况？

刘祖芬说，我当时没太注意，好像是背对我躺着的。

刑侦人员问，你再把今天早上的情况说一下，什么时候发现他不对的，具体是怎么抢救的？

刘祖芬说，今天早上我起的比较早，7点开车送女儿去上学，然后去一家美容店做美容，大概10点40回的家。回来，我老公的司机就跟我讲，老板还没起床。我问家里的保姆，上楼喊过没有。保姆说喊过一次，没有喊起来。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就上楼去喊，结果怎么也喊不动。当时我有点害怕，不知道怎么弄，赶忙跑下楼，喊保姆和司机跟我一起上去，司机摸了摸鼻息，把了把脉，说老板已经没有呼吸脉搏了。我吓得赶紧拨120，又给公司的几个副总、家里人打了电话，再后来就乱套了。

刑侦人员问，你老公以前夜里发过病没有？

刘祖芬说，发过，好几次都把自己的手咬破了。

刑侦人员注意到，在接受问询的时候，刘祖芬看上去虽然很悲伤，但她的悲伤并不纯粹，里面掺杂了微妙的冷静。

第三个接受问询的是死者的司机。

据死者的司机讲述，3月20日上午，他陪老板去社区医院看感冒，被诊断为化脓性扁桃体炎，输液一直输到下午1点30分。后来，老板回公司开了一个会，晚上6点左右约了几个朋友到雅风楼吃晚饭，之后又去一家酒店洗了桑拿，20点40分左右回的家。

刑侦人员问，这一天，你感觉他有没有什么异样？

司机说，我感觉老板精气神没什么大问题，反正打死我也不敢想，第二天老板人也就没了。

刑侦人员问，他身体有病，你知道吗？

司机说，老板有脑部疾病，基本上每年发病一次，发病时会咬手指甲，但是从2002年开始服用一种补脑药后，就再也没有犯过。

刑侦人员问，你怎么知道从2002年开始就没有犯过？

司机说，老板去医院都是我陪着的，我当然知道。

刑侦人员问，今天早上你进入卧室，看到了什么？仔细讲讲。

司机说，太太发现老板不对，喊我们上楼。我进到卧室里的时候，老板盖着被子，向右侧躺着。我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就掀开被子，把老板翻身放平在床上，老板左手半握着放在嘴边，下嘴唇和左手下边有血印子。

给老板翻身的时候，我就觉得完了，因为老板的身子已经硬了。后来，我伸手探了探老板的鼻息，又把了把脉，当时我是觉得老板还有一点脉搏，120来了，说那是我的错觉，人已经死了几个小时了。

老板的亲属都不接受这个说法，喊了几波急救来，中间老板的岳父还叫家里保姆用农村土办法掐老板的脖子，但是都没有救过来。

刑侦人员问，是谁把死者的遗体搬到客厅大茶几上的？

司机说，老板的家里人说那是他们老家的规矩，这个我不懂，觉得怪怪的。

对于尸检，死者的太太刘祖芬比较抵触，亲属的态度则非常坚决，他们坚持认为死者不是病死的，只要能查明死因，他们就支持尸检。

渝北警方向刘祖芬解释说，死因存疑，必须进行尸检。即便是因病猝死，不进行尸检，谁也不敢确定死因。况且还有其他多种可能，比如中毒，药的问题等等，不进行尸检，根本无法确定。不确定，就无法排除。所以，尸检是必要程序，这不是对死者的伤害，而是为了逝者安息。

刘祖芬问，药的问题，尸检也能查出来？

渝北警方说，一般来说是可以的。

可能是想通了，也可能是迫于无奈，刘祖芬最终同意了尸检，但与此同时她提出了一个要求，她老公生前怕冷，尸检结束，她不想让她老公睡冰柜，她要办一个体面的葬礼，让她老公入土为安。

对于这个要求，渝北警方是没有理由拒绝的。

死者的亲属，一时也不好反对。

站在刑侦的角度讲，这一次尸检并不算复杂——体表经仔细检查，死者的后背有几处拔火罐的印记以及抓痕，脖颈左侧有小的损伤，无扼颈之类的痕迹，口唇部有一处带血的裂痕，上唇有一处牙印，左手有一处不算严重的咬口，除此之外，死者全身没有其他明显伤痕。

尸体经过解剖仔细检查，没有发现能够导致猝死的明显疾病，也未检出药物中毒以及各种毒素、安眠药成分，但死者的肺表面有细小出血点，这一条符合窒息而死的表征，但是不明显。死者的具体死亡时间大概在凌晨2、3点。

因为死者有脑病及癫痫病史，即便可以确定是窒息而死，但是准确的死因还是无法明确，因为他的窒息有可能是自身疾病诱发的，也有可能是外力导致的？

因为尸检无法明确死因，渝北警方随后特别走访了死者生前的主治医生。

据死者的主治医生介绍，死者2002年被诊断出继发性癫痫，系脑炎后遗症，长期服用抗癫痫药物和脑功能恢复药“奥拉西坦”，病情一直很稳定，未见再有复发。

渝北警方问主治医生，如果复发，会不会出现窒息而死的情况？

主治医生说，这个不能完全排除。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死者生前发病，并且因此死亡的话，肯定会经历长时期的痛苦挣扎，不可能一下猝死，他身边有人的话，这种剧烈的挣扎不可能发现不了，发现了马上帮他服药，病情得到控制，人也就不会死了。

主治医生的意思，除了极端的病情复发且身边无人的情况可能导致死亡，死者因旧病猝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是，主治医生只能给出专业看法，无法提供有力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渝北警方对汪某之死，展开了内部讨论。

有侦查员认为，汪某之死，他老婆刘祖芬身上有几处疑点：1、跟她接触下来，有一个总体感觉，她在强调汪某是因病猝死；2、关于死者的病，她的说法跟医生有很大的出入；3、她很排斥尸检；4、她的说法跟保姆的说法有出入，她说20号未到11点她就上楼睡觉了，而保姆却说11点50分还在楼梯上碰到了她；5、21号她上楼之后的举止不符合情理，一般来说，发现自己的丈夫不省人事，第一反应应该是掀开被子施救，她却跑下楼来喊保姆、司机，这给人刻意找目击证人的感觉；6、她有急于火化尸体的意思。

有侦查员补充说，还有一点也不正常，汪某死之前吃的宵夜，碗筷是她第二天拿下楼的，而且她还嘱咐保姆赶紧把碗筷涮了。我问过保姆，汪某吃宵夜，碗筷基本上都是保姆第二天上楼收拾，刘某极少收拾。这给人一种感觉，刘某很担心保姆忘了收拾碗筷。

有侦查员问，你的意思是刘某可能通过宵夜给汪某下毒，第二天一早她收拾碗筷，是为了掩盖。可问题是，尸检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毒源。

刚才那位侦查员说，这正是我感到困惑的地方。另外我想问一个问题，汪某和刘某这一对夫妻，我感觉很特殊，汪某因为小儿麻痹，身高只有1米4左右，刘某却比较健硕高大，有没有一种可能，刘某趁着汪某熟睡之际，拿枕头之类的东西捂死了汪某。

有侦查员说，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如果是这样的话，汪某一定会激烈挣扎，留下痕迹，但是尸检我们没有发现这种迹象。

有侦查员说，还有一种更复杂特殊的情况，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汪某的主治医生说如果汪某癫痫复发，动静应该不会小，身边有人的话，一定能够发现，但是有这样一种可怕的情况，汪某发病，刘某很清楚，但是熟视无睹，见死不救，比起刘某杀夫，或者刘某不知丈夫夜里发病，从逻辑上讲，这种可能性更大。如果这是真相，这个案子该怎么定性呢······

有些案子，看上去并不复杂，但深入下去，却像迷宫。

你越是试图揭开真相，越是被困在迷宫的中央。

因为案情复杂，汪某死因严重存疑，渝北警方随即将案子上报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总队领导认为，既然没有支持下结论的证据，那就从动机入手，再深挖一下，如果刘某有疑点，那么她一定有动机。

死者汪显东，是一个苦命人。

1969年12月，汪显东出生在重庆的一个农村家庭，从小就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因为家穷，1982年小学毕业后就辍学在外讨生活了。

因为先天残疾，身高只有1.34米，汪显东饱受世间冷眼，挣一块钱都难得要死。

但是，他是一个不认命的人。

1984年，汪显东怀揣攒下的几块钱，进城闯荡，他用捡来的废料做成箱子，用仅有的几块钱买来鞋油、刷子，在重庆街头摆起了擦鞋补鞋的摊子。

靠着风雨无阻，埋头苦干，省吃俭用，一年后，汪显东硬是攒下了几千块钱。

这个时候，汪显东看上了一个新生意，卖白糕。

汪显东后来的合伙人、公司副总包静，就是在他沿街叫卖白糕的时候，认识他的。

据包静后来回忆，每天早上，汪显东从家里挑着白糕到城里来卖，要走很远的路，无论刮风下雨，一天没有断过。他很矮，还驼背，挑着担子很费劲。但是，为了把白糕卖好，他从来不把担子放下，一直挑着担子在街上来回晃荡。他走得很慢，遇到要买白糕的人，就很艰难地从肩上卸下担子，很吃力地给人家夹白糕。大家都说他做的白糕好吃，买他白糕的时候，心里都有些同情他。

后来，有人调侃他，说他长得像武大郎，他听了一点不生气，反而扮成武大郎的样子卖白糕。

就这样，他卖白糕的生意越来越好，可是他自己还是一副吃苦的样子，一天到晚，从来不歇。早上白糕卖的差不多了，他就把担子放一边，在街边铺一块破布，摆上鞋油、刷子、刀子、牛皮，又开始给人擦鞋、补鞋。中午饿了，他就坐在梯坎上吃卖剩的白糕，白糕要是卖完了，他就什么东西也不吃，从不舍得花钱去买东西吃。

在很多老重庆的印象里，汪显东就是靠卖白糕发家的，那时候，大家都叫他“大白糕”。

其实，卖白糕，只是让汪显东赚了第一桶金，成了村里的第一个万元户，他真正发大财，靠的是后来的眼光和魄力。

20世纪90年代，台球厅在全国各地风靡一时。汪显东果断放弃白糕生意，把几年赚的辛苦钱基本上全投了进去，开了一家台球厅。

因为决心大，脑子活，会经营，两年后，他的台球厅就成了两路最出名的。

这个时候，汪显东做生意的感觉越来越好，胆子也越来越大，后来他先后又投资了服装和电子游戏厅的生意，尤其是电子游戏厅的生意，让他搞得风生水起，很多老重庆都在他的游戏厅“小赌”过，或多或少地贡献过票子。

汪显东真正发财，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他认识刘祖芬，也是这个时候。1991年，他和刘祖芬结婚，从很大程度上讲，他和刘祖芬算不上患难夫妻，只是在合适的时间，遇见了合适的人。

那时候，刘祖芬究竟是看上了他的人残志坚，爱上了他这个人，还是因为他有钱，这是一个不能深究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刘祖芬这个女人情商不低，很会“关心”男人。汪显东因为从小患小儿麻痹，两只脚不一样大，刘祖芬与他定情的时候，特意送了他一双两只脚号码不同的鞋。汪显东穿上这双鞋，感动惨了，他认为刘祖芬不仅有旺夫相，还是一个有心人，娶这样的女人，肯定错不了。

然而，现实的生活从来不是个人的美好感受。

有些东西，是命中注定，无法绕过的。

汪显东与刘祖芬婚后两年生了一个女儿，很不幸，这个孩子遗传了汪显东的小儿麻痹，汪显东觉得很惭愧，但刘祖芬却无法理解丈夫的这种惭愧。

他们之间的裂痕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刘祖芬觉得汪显东的残疾是一种耻辱，是一种伤害，因为对女儿的残疾无法释怀，在内心里，对汪显东她渐渐地有了厌恶之感，反映到日常生活中，她变得越来越强势、骄横。

汪显东因为身体的原因，形如一个残疾儿童，在心理上天然地处于弱势，为了弥补妻子，一方面他更加努力地赚钱，另一方面处处忍让、讨好妻子。

1999年，汪显东的生意做的更上一层楼。

这一年，他一掷千金，买下豪宅，全家搬进了重庆渝北锦绣山庄价值百万的别墅内。

从那时候开始，据说汪显东一月给刘祖芬5万块的零花钱。

进入21世纪，汪显东再次踩到时代大浪，2004年，他投资成立重庆市同晖城市建设有限公司，正式进入房地产行业。在那个年代搞房地产，只要有资格入门，胆子够大，路子够野，没有不发财的。

投资房地产，汪显东着实坐了一把财富过山车，短短几年时间，就从一个小老板跻身亿万富豪的行列。

财富这个东西，非常的诱人，也非常的庸俗。

众多生活的悲剧告诉我们，它能使人失去敬畏之心，从此对生活不再虔诚。

汪显东在外包养情人，而且不止一个，应该就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在他那里，包养情人不仅是欲望的膨胀，也是畸形的心理满足。而刘祖芬呢，可以肯定的说，到了这个阶段，她爱的是钱，对婚姻已经无感。

正是在这种微妙的生活背景下，2004年6月，两人发生一次激烈的冲突。

这一年，汪显东因为公司资金周转紧张，想用别墅做抵押贷款，但是别墅是夫妻共同财产，抵押前需要刘祖芬签字认可。

让汪显东没想到的是，当他带着公司、银行的人来家里找刘祖芬签字的时候，刘祖芬竟当众阴阳怪气地说道，“我的字那么好签呀！要我签这个字，先拿30万来。”

汪显东听了，当场破口大骂，“你个臭婆娘，想钱想疯了。”

刘祖芬听到汪显东当众辱骂自己，气势汹汹地站起来，抬手就给了汪显东一个响亮的耳光。

这个耳光将两人的矛盾，畸形的关系，暴露无遗。

汪显东在钱上，看似掌握主动权；但刘祖芬在生活上，却像一头母老虎，处在强势地位。归根到底，除非汪显东答应刘祖芬提出的离婚条件，否则，实际上，他处在一个相当尴尬且危险的境地。

这一次抵押别墅就是这样，虽然心中充满了怨气，但最后汪显东还是拿了20万给刘祖芬。

生活是存在分水岭的，悲剧的生活尤其如此。

自这一次公开的冲突之后，刘祖芬在生活上越发地骄横放纵，为了报复汪显东，她经常很晚回家，后来直接发展成半公开地在外找情人。

面对这个问题，汪显东有些力不从心。

在生活上，他根本不是刘祖芬的对手，离婚，又面临巨额财产分割，无奈之下，他只好向刘祖芬下软刀子，将她每个月5万块的零花钱降到2万块。

刘祖芬提出来，要离婚。

汪显东说，离婚可以，最多给你1400万。

刘祖芬觉得少，不同意，过了一段时间，由于无法忍受汪显东的软刀子、冷暴力，她又提出来，要离婚。

这一次，汪显东将离婚的价码降到了800万。

刘祖芬再提，汪显东再降，只剩400万。

从这一细节来看，汪显东也是极其阴狠的。大概是意识到闹离婚，自己占不到便宜，从离婚的价码降到400万之后，刘祖芬再不提离婚，不仅如此，在家人的干涉下，她甚至还给汪显东写了一份《保证书》，保证再不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今后在生活上会关心爱护丈夫。

然而，面对刘祖芬的屈服与改邪归正，汪显东感到的不是欣慰，而是害怕。

刘祖芬不知道，就在他们的生活看似恢复平静的时候，汪显东偷偷签署了一份遗嘱，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针对刘祖芬的，如果汪显东死于非命，刘祖芬只得100万元。

汪显东生前留下的遗嘱，是一种强烈的暗示，刘祖芬可能勾结外人，谋财杀夫。

但是，重庆警方苦于没有证据，即便查明刘祖芬有谋财杀夫的动机，却无法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刘祖芬不是个简单的女人，见重庆警方尸检之后，迟迟给不出明确说法，她便明白了自己已掌握了主动权。之后，她利用死者遗孀的身份，哭哭啼啼，扬言再不要折腾亡夫，要求尽快给亡夫办理后事。

重庆警方无力阻止，死者亲属也有所动摇。

3月24日，在刘祖芬的强烈要求下，死者的遗体被拉到渝北区殡仪馆。

到了殡仪馆，刘祖芬一刻不耽误，给遗体化妆，在耳朵里塞棉花，穿好寿衣，家属披麻戴孝······做完这一切，刘祖芬要求举办告别仪式，然后进行火化，让亡夫入土为安。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领导说服死者部分亲属，提出紧急邀请公安部的刑侦专家，被誉为“法医之神”的陈世贤来重庆一趟，对遗体作最后的复检。

总队领导给出的理由是，我们对死因存疑，你们不应该动摇。

陈世贤当时正在福建罗源指导办案，接到重庆警方的求援电话后，3月26日，他一路风尘，飞抵重庆，下了飞机，直奔渝北区殡仪馆。

由于刘祖芬强硬阻止，陈世贤没有对死者的尸体进行二次解剖，而是将此次复检的重点放在了尸体表面。

陈世贤“法医之神”的名号不是白给的，在仔细检查尸体表面的几处伤痕时，他的脑海里已经浮现出种种画面。

凭借经验判断，陈世贤认为，死者生前应该没有经历剧烈挣扎，但死者嘴唇以及左手上的伤痕又是一个鲜明的信号，死者的死亡过程并不平静。

将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结论叠加到一起，陈世贤想到了一种可能。

“掰开死者的口腔。”

当死者的口腔被掰开后，陈世贤用手电筒仔细查看，结果在死者左颊部黏膜上发现一个暗紫色的圆形血泡。

陈世贤问陪同进行复检的法医，“第一次尸检的时候，发现这个血泡没有？”

法医很抱歉的说，“当时没有仔细检查死者的口腔，没有发现这个血泡。”

陈世贤听了，没有说什么，继而又严肃地问，“第一次尸检的时候，你们确定做了严格毒检吗？”

陪同法医肯定地回答，“确定做了。”

陈世贤有个工作习惯，不在尸检现场谈论尸检细节。

结束这一次看似简单的复检之后，陈世贤回到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当场就给出了他的看法：这肯定是一起刑事案件，死者不是正常死亡。

陈世贤给出的理由是，从死者口唇部的损伤以及口腔黏膜上的血泡来看，外人捂嘴的动作肯定是有的。另外，现场提取到的重要物证枕头上有少量的擦拭状血迹，这说明血迹的形成是动态的，死者生前有过挣扎的动作，但是不激烈。

将这两个判断结合到一起分析，陈世贤认为，死者生前遭到了捂嘴，有过挣扎，但反抗不力，最终被捂死。

有侦查员提出来，死者口唇部以及左手上的伤痕，还有嘴里的血泡，都比较常见，怎么证明是死者生前挣扎留下的呢？

陈世贤说，这个很简单，走访排查一下，看死者在20号白天有没有这些伤，另外现场枕头上的血迹支持这一点。

有侦查员问，我们之前分析，认为有种可能，死者20号夜里癫痫复发，出现了痛苦挣扎的情况，但是他的这个挣扎是因为病发，我的意思是说，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这个捂嘴的动作，是死者发病导致的，比如说在痛苦挣扎的时候，自己把脸埋在枕头里，自己咬了嘴唇，咬了嘴？

陈世贤说，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死者的生前挣扎并不激烈。我还是那个观点，这个捂嘴的动作，是外人施加的。

本来就怀疑刘祖芬的侦查员听了，激动地说，那这个外人就是死者的老婆刘祖芬，可问题是，我们没有证据。

陈世贤说，当发现死者口腔里的这个血泡时，我就在想，谋害他的人为什么是捂嘴，而不是掐脖子？通常情况下，掐脖子更容易将人控制住，也更容易导致窒息死亡！除非一种情况，死者生前已经没有反抗意识。

有侦查员问，陈老师的意思是，死者生前被下了药，但问题是，尸检我们没有查到任何毒源啊？

陈世贤说，发生在夫妻之间的深夜谋杀，往往有这样的共性，先下药，再下手。这个案子，尸检没有发现毒源，这一点确实让人感到困惑。但是门并没有关死，因为还有一种极少见的情况，犯罪嫌疑人下的这个药是新药，我们的光谱仪和色谱仪没能检测出来。

听到这个说法，有的侦查员表示震惊，有的侦查员很激动，认为这是这个案子唯一的机会。

按照陈世贤的要求，当天下午，重庆警方兵分两路，一路去走访确认，死者在20号白天，嘴上、手上是否有伤，嘴里是否有血泡；另一路则前往医院，调查近期有无新型安眠药，最关键的一点，近期刘祖芬开过哪些药。

第一路的走访很顺利，多人证实20号白天，死者嘴上、手上没有伤痕，20号给死者输液的社区医院则证实，20号刚好给死者检查过口腔，确认没有血泡。

比起第一路，至关重要的第二路调查，在当天下午收获重大线索——2007年3月初，刘祖芬在医院开过一种新型安眠药“曲宁”，即“扎来普隆胶囊”。

将“曲宁”的光谱和色谱添加进样本库后，重庆警方对所留检材再度检验，结果所有样本都检出了“曲宁”的成分。

拿到这个有力证据，重庆警方果断刑拘了刘祖芬。

一开始，刘祖芬百般抵赖，但是当重庆警方拿出“曲宁”证据，并将她杀夫的过程还原出来后，这个恶毒的女人终于低下了头。

据刘祖芬供述——

当她得知有“曲宁”这种新型安眠药，公安局短时间内查不出来后，她便有了谋杀亲夫，独吞家产的歹念。

3月12日凌晨，刘祖芬在卧室偷偷地将“曲宁”粉末掺进汪显东的宵夜里，然后装睡。

汪显东斗完“地主”，送走客人，回到卧室，吃了宵夜，就睡下了。

刘祖芬见汪显东沉睡过去，便用胶带将其捆绑起来，然后用枕头捂住口鼻。可能是药下少了的缘故，汪显东喘不过气来，本能地挣扎起来，惊慌之下，刘祖芬赶忙咬住汪显东的左手，想把人控制住。

昏沉恍惚之间，汪显东迷迷糊糊地说，你干什么哦？这是哪里？不要乱整哦，我好口渴，给我倒点水嘛。

刘祖芬听了，又在水里下了大量的“曲宁”，然后给汪显东灌下去。

这一下，汪显东彻底睡熟过去。

刘祖芬用被子捂住他的口鼻，渐渐地，被子底下最后一丝呼吸消失了。

为了掩盖杀夫真相，当天夜里，刘祖芬给汪显东换了一套睡衣，第二天一早，将汪显东被捂死时穿的旧睡衣和剩下的“曲宁”扔到渝北区童家院子的高速路旁，然后去了经常光顾的美容院。

5月18日，刘祖芬被批准逮捕。

12月13日，重庆市五中院开庭审理刘祖芬杀夫一案。

开庭前，刘祖芬痛苦忏悔：我对不起两个小的，我很后悔。

刘祖芬只说对不起孩子，绝口不提冤死的亡夫，她的忏悔是假的。

果然，到了庭上，刘祖芬开始疯狂反咬。

她说，当初嫁给汪显东的时候，他又穷又丑，后来他发了财，心就变坏了，人也变恶了，从来不把她当人，一不顺心就打她，还当着她父母的面辱骂她。

后来更过分，他在外面养了七个情人，好几个情人为他做过人流。

有一段时间，她每天都生活在恐惧里，害怕有一天汪显东会害死她，让她得不到一分钱。

刘祖芬在法庭上的反咬，显出的是一头母兽狰狞的嘴脸。以至于她的父亲都听不下去了，当庭站出来说：“刘祖芬的脾气任性霸道，汪显东对她算得上是比较忍让的。”

锦绣山庄的保姆也站出来作证说，汪显东只有1.34米，他是不可能去打1.6米的刘祖芬，打也打不过呀。

公诉人抓住一点，希望判处刘祖芬死刑。

那就是刘祖芬在杀夫时，两次猛下安眠药，这绝不是她所说的仅仅想出口气，而是性质恶劣的谋杀。

然而，经过庭审，刘祖芬最后受到的刑罚不是死刑，而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法庭给出的主要理由是——1、汪显东婚内出轨，有过错；2、两人的子女书面请求对母亲从宽处理，他们给法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们已经没有爸爸了，不能再失去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