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历史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这部中国古代最早的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以大唐时期“玄奘取经”这一真实历史事件为蓝本，通过精彩的艺术加工和演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其中，也包括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西游记剧照
从少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开始接触和阅读《西游记》，很快就被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等角色吸引。在他看来，唐僧虽然显得有些软弱，但却意志坚定，适合作为领导核心；孙悟空最具反抗精神，尤其是“大闹天宫”值得颂扬，但需要加个紧箍咒实施约束；猪八戒意志不坚，除了贪吃好色还经常搞分裂，是需要“被改造”的对象；沙僧各方面都很一般，也没有明显的长处和短处，属于从众心理的“老好人”。
在长达六十多年的革命和工作生涯中，毛主席对于《西游记》的学习和认识水平不断加深。甚至于，他曾经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引经据典，通过这部小说的人物和情节形象生动地指导实践工作和评价现实人物。其中，张国焘就被形容为“长征路上的猪八戒”。
本着实事求是和尊重历史的态度，文史不假为您讲述历史，深入分析毛主席为何会评价张国焘为“长征路上的猪八戒”？为了杜绝抄袭，被迫在来源于网络的图片中附加水印实属无奈，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同时声明，此文只出现于“百家号”、“企鹅号”和“头条号”这三个平台，拒绝任何形式的转载。
张国焘（1897年11月26日——1979年12月3日），别名张特立，字恺荫，江西省萍乡人。他曾是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还曾是党的早期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因为长征期间分裂党和军队而遭到批判，不思悔改下竟然出逃叛变，沦为了可耻的叛徒和罪人，最终客死他乡。
1897年，也就是清光绪二十三年，张国焘出生于江西萍乡的一户官绅世家，父亲张鹏霄曾任象山知事，同时还经营着钱庄。出生于这样的殷实人家，而且还是家中的长子，他自幼就接受了系统的旧学教育，被家族寄予无限厚望准备来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
1905年，面对国内外时局的变化，经过袁世凯和张之洞等朝廷重臣的联名奏请，慈禧太后最终同意废除延续上千年的科举制度。从此以后，张国焘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和新式文化，成绩同样非常出众，属于父母口中啧啧称赞的那种“别人家孩子”。
面对腐朽反动的晚清统治，全国多地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为了筹措军费镇压革命，为了继续苟延残喘，清廷在邮政大臣盛宣怀的建议下突然宣布“铁路国有”，强行将已归民办的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都收回。
受此影响，湖北、广东、湖南和四川等地都相继爆发了“保路运动”，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到了10月10日晚，革命党的蒋翊武和孙武等人率领新军工程第八营起义，成功掌控武汉三镇后建立了湖北军政府，从而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大幕。
辛亥革命后，满清面对南方的孙中山和北方的袁世凯根本就无力回天，宣统皇帝被迫下诏退位。不过，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真正完成。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北洋系开始统治中国，国家进入持续动荡时期。面对一系列的暴行逆施，比如尊孔复古、独裁政治、卖国求荣……，先进的知识分子们终于意识到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民众缺乏民主共和意识。
新文化运动
1915年，在胡适、蔡元培和李大钊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带领下，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受此影响，作为该运动发祥地的北京迅速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也成为了所有热血青年的向往之地。
1916年，张国焘以优异的成绩顺利考入了北京大学就读。凭借出色的演说能力和鼓动能力，很快就成为了学生中间的积极分子，这种聪明上进但却骄傲激进的性格，为日后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据他在晚年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记载:
当年，我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青年，常常因为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而与人激烈争辩。
蔡元培
1917年1月，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进一步为学生提供了自由奔放的环境与氛围。在他的努力下，学校呈现出“兼容并包”的可喜景象，还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和杨昌济等进步人士任教，裁减了一大批的腐朽守旧人物。
早在1915年9月时，陈独秀便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开始倡导科学与民主，形象地称为“赛先生”（Science）和“德先生”（Democracy）。随着他进入北大，自然也带来了许多进步理念，其中就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张国焘从此开始接受熏陶和洗礼。
五四运动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直接引起了民众的强烈抗议。在青年学生带动下，广大的群众、市民和工商人士都参与其中，从北京向全国各地扩散，史称“五四运动”，成为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
“五四运动”前后，思想激进的张国焘自然成为了积极倡导者和参与者，还被推选为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不过，由于太过执着于公开亮相和演讲，他遭到了北洋政府的逮捕和关押。
通过蔡元培和陈独秀等人积极营救，张国焘终于获释出狱，为了避免再度被捕只得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后，他继续着自己“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高调，继续宣扬革命理论，成为著名的“青年革命家”。
一大召开
1921年7月23日，经共产国际批准，党的一大终于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张国焘和毛泽东、李达、何叔衡、李汉俊、邓恩铭、董必武、王尽美、陈潭秋、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和包惠僧一共13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本人也被选入由三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央局。
刚刚成为党的领导人，张国焘身上的一些旧社会习气逐渐显露了出来，丝毫不像是一名党员。比如，他自以为是，除了“南陈北李”外再无其他人；他贪慕虚荣，认为不上大学算不得进步青年；他心胸狭窄等，容不得不同观点和理论出现。或许，正是这些陋习，注定未来将成为一名反革命者。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以“反共”为名在上海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以“清共”为名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从此以后，被国人寄予无限厚望的大革命失败了，而长期在国共合作中坚持右倾路线的陈独秀也遭到了批判。
在此背景下，张国焘的党内地位快速崛起，当选为政治局的常委。第二年，还被组织委派前往莫斯科学习，更成为了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思想和行动越发的左倾和激进。
1931年，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张国焘从苏联回到上海，很快被委派到鄂豫皖苏区，以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成为了鄂豫皖根据地的最高领导。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宣布成立，下辖有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由徐向前担任总指挥，由陈昌浩担任政治委员，由刘士奇担任政治部主任。
为了树立自己在鄂豫皖苏区的个人权威，张国焘的个人恶习和左倾思想再度蔓延开来。很快，他对苏区所有的成绩都通通加以否定，甚至还盲目进行肃反运动。
原鄂豫皖苏区的领导层大多出自地主家庭，张国焘抓住这个客观事实大做文章，甚至还“上纲上线”排斥异己。由于共产国际影响，当时的领导层也充斥着“左”倾路线，竟然支持了他的许多激进之举，将原本团结稳定的鄂豫皖苏区搞得乌烟瘴气。据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载:
“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转变过来的，不论起义、投诚还是被俘都要一律严审；二是从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不论平时表现如何都要一律严审；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特别是上过私塾的都要一律严审。而且，对于这些被审查的对象也是简单粗暴，或关押，或清洗，或杀掉。
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王明和博古等人更加有恃无恐，还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于是，自上而下都推行起了以“教条主义”和“媚苏主义”为主要特点的“左”倾路线。
在“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党内弥漫着不计后果的斗争策略，虽然对国民党造成了有限的打击，但自身的损失却非常大。甚至于，就连位于上海的总部机关都岌岌可危，时刻暴露在危险之中。
为了安全起见，总部只得分批分次搬到了位于江西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那里已经被毛泽东和朱德经营得固若金汤。不过，随着“左”倾错误路线扩散到军队，博古和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红一方面军被迫开始进行长征。
湘江战役
在长征的初期，博古和李德继续指挥军事，又犯下了严重的“逃跑主义”错误，导致红一方面军大幅减员。一场湘江之战，八万多名红军竟然损失过半，只有三万多人渡过了湘江，党和军队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上，洛甫和王稼祥等人多次向博古、李德提出建议，希望能召开会议及时纠正错误。最终，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对军队的指挥权，也在事实上确立了以他为核心的领导层。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越战越勇，通过一系列出神入化的指挥将党和军队转危为安。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强渡大渡河，在汉源击败四川军阀杨森后翻越了大雪山，成功到达了四川懋功达维地区，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了著名的“懋功会师”。
在红一方面军抵达懋功之前，红四方面军打出了“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的标语。徐向前认为这不太可能，长征途中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牺牲，部队减员一定很多，出发时尚没有30万人数，现在就更不可能了。但是，张国焘却坚持进行错误宣传，蓄意为日后造成巨大的落差，降低中央在红四方面军的威信。
懋功会师
1935年6月2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亲自赶到约定地点迎接张国焘到来，随即进行了会师后的庆祝活动。当他看到一个个穿着破烂不堪的领导和战士，随即询问红一方面军的人数，当听到周恩来回答“三万多人”时，竟然骄傲地表示“我们有十万人”，心中已经萌生了不良企图。
两军会师后，党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了临时会议，商讨下一步的行军方向和政治路线，史称为“两河口会议”。当时，出席会议的有洛甫、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博古、王嫁祥、凯丰和张国焘等人。
在会上，作为临时总负责的洛甫同志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强调“北上抗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议向北发展建立起川陕甘根据地。经过表决，大家一致同意红军向北发展，张国焘也投下了赞成票。
两河口会议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却没有准备真心北上，而是不断煽风点火，甚至蛊惑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怀疑中央决策。同时，他还小范围表示“北上是错误的”，只有向西康发展并建立“川康政府”才是正确的出路。
为了能够团结红四方面军，毛泽东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主张采取灵活的策略进行应对，避免革命力量出现分裂。经他提议，周恩来主动辞去红军总政委，改由张国焘接任。
张国焘却更加的得寸进尺，坚持向西康建立根据地，甚至还命令红四方面军对红一方面军进行军事警戒。无奈之下，中央只得率领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成功抵达了陕北地区与刘志丹会师。
张国焘不仅坚持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而且还在卓木碉另立了“中央”（第二中央），自任中央主席。甚至于，他还以“中央”的名义开除了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和博古等领导的党籍，公然分裂党，公然分裂革命。
红四方面军
红一方面军在陕北落脚后，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还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打开了局面。而红四方面军却频频受阻，在百丈一带与川军连续僵持数月，造成了极大的牺牲和损耗。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为了向我党传达会议精神，林育英化名张浩被派往了陕北。通过长途跋涉，他通过蒙古才入境中国，成功抵达了延安。
1935年12月17日，林育英在瓦窑堡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主要内容，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奠定了基础。会后，毛泽东代表中央向他表示:
目前情势下，张国焘与我和闻天、恩来的关系很僵，我们发电过去他听不进去。而且，朱德、徐向前等同志在那里也很为难，很吃力。他比较相信共产国际，如果你能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去做工作，他可能会听。
于是，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明确表明了对“第二中央”的反对。但是，又没有过分刺激对方，还为迷途知返留有足够的余地。
林育英
张国焘深知林育英这封电报的分量，在第一时间就做出回电，将罪责全都归咎于张闻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为了挽救革命力量，林育英并没有立即戳破，而是通过多次回电进行规劝。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记载:
林育英这些电报给我的印象，似乎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变了，共产国际指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
受此影响，张国焘逐渐缓和了之前的强硬态度。同时，留在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和徐向前等同志也不断劝说。于是，他只得同意取消“第二中央”，同意接受中央和共产国际的领导。
1936年7月27日，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局，任命张国焘担任书记，任命任弼时担任副书记。从此开始，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开始合兵北上。
1936年10月，随着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长征终于胜利结束了。张国焘在进入陕甘宁边区后，立即就遭到了党内的严肃批判，他也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径。
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中央对张国焘采取了“批评加礼遇”的政策，并没有一棍子打死。在毛主席的建议下，张国焘被安排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副主席，后又成为了代理主席。
到了1937年底，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长期留苏担任共产国际执委的王明也回国了，他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对此，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这样记载:
王明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仿佛是在传达圣旨。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却不考察实际，也缺乏贯彻主张的能力和方法，造成了一些不安的情绪。
由于在路线和方针问题上长期积怨，张国焘和王明的关系非常紧张。因此，他此时在内心深处是非常惧怕对方的，深怕自己在长征途中犯下的错误被抓住不放。
果然，曾经作为“一把手”的王明眼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已经形成，而且非常的团结。于是，他只能通过敲打张国焘来刷一刷存在感，还告之曾在红四方面军任职的李特和黄超等人都是托派分子，已经被执行了枪决。
很明显，王明是在吓唬张国焘，暗示他也是托派分子，最起码是一个嫌疑分子。如果说，张国焘前段时间对中央的批评和教育还能接受的话，那王明的威胁无异于宣判了他的死刑。
张国焘怕了？张国焘怕了！
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终于摒弃前嫌停止内战，一致将枪口对准了日本侵略者。1938年春，为了彰显合作抗日的诚意，国民政府邀请我党派人共同前去陕西省祭拜黄帝陵，共同祭拜炎黄子孙的共祖。
4月3日，张国焘主动请缨前去祭祀黄帝陵，得到了组织的批准。不过，他在离开延安后竟擅自逃往西安向行营主任蒋鼎文求助，声称自己愿意归顺国民党。据蒋鼎文这样回忆:
我那年主祭黄帝陵寝，中共也派代表张国焘陪祭。某日，我起身不久就进来一人跪下求救，自称是张国焘，要我保护他的生命安全。
在蒋鼎文的安排下，张国焘被送到了武汉暂时安置。得知消息后，我党立即派出周恩来同志也前往了武汉，希望能规劝他返回延安。同时，毛泽东等人还专门发出了一封情真意切的联名电报，主要内容如下:
当此民族危艰之际，我党内部尤应团结，方能团结全国，方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
张国焘的叛党之心却非常坚决，始终都不为所动，最终于4月18日被开除党籍。当时，他离开延安时非常匆忙，竟然连自己的妻子杨子烈都扔下不管。
张国焘叛逃后，杨子烈受到了所有人的指责和冷眼，根本无法继续待在延安。不得以，她只好去求助毛主席，希望能去武汉和自己的丈夫团聚。
本着仁至义尽的原则，毛主席并没有为难杨子烈，还同意她带着儿子和妹妹一起离开延安。借助张国焘的叛逃，蒋介石在重庆终于可以大放厥词了，多家国民党媒体都纷纷鼓吹:
看来，跟随共产党是没有出路的，就连其建党创始人都“弃暗投明”了。
不过，毛主席却对此非常冷静，只是借用《西游记》进行了解说。他把唐僧师徒比作一个集体，“西天取经”是共性，“人物特点”是个性，张国焘叛党就是共性出现问题了。原话是这样的:
唐僧师徒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八戒。那么，张国焘“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
起初，蒋介石为了利用张国焘的影响力来策反我党和我军的干部，因而把他安插在了军统。可是，很快发现这名变节者早已经声名狼藉，没有什么“剩余价值”可以榨取，逐渐就丢弃不用了。
到了解放战争期间，随着国民党的颓势显现，张国焘认为自己还可以“发挥余热”，于是在1948年6月创办了《创进》周刊。期间，他完全不顾事实的真相，大肆污蔑和诋毁我党，甚至还毫无廉耻地表示:
为了夺取政权而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这种手段是有害而可怕的。
渡江战役后，张国焘终于意识到国民党已经时日无多，自己势必难以自保。于是，他竟然厚着脸皮去求毛人凤，甚至不惜下跪去获得前往台湾的机票，依然被对方毫不犹豫地拒绝。
为了逃命，张国焘耗尽了自己所有的积蓄，通过四处求告才乘船来到了台湾。当时，逃往台湾的残兵败将甚多，谁也不会搭理一个没有价值的变节者。因此，他不仅没有工作，甚至连租住的房子都被征用了，只好灰溜溜地迁到了香港。
面对日益强大的新中国，张国焘心中万分懊悔。上世纪50年代，他向毛主席写信表示愿意回国效力，希望得到政府的帮助。对此，毛主席亲自批示:
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
不过，张国焘却在最后关头退缩了。不知是无法面对曾经的战友，还是无法面对曾经的自己，他远远地躲到了美国开始艰难度日。
张国焘全家
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找到张国焘，希望他可以撰写一部回忆录，并且还承诺一笔丰厚的稿酬。对此，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之后才有了《我的回忆》一书。
1968年10月，美国媒体对张国焘进行了一次专访，希望他详细介绍毛泽东和正在进行的“大运动”。回顾自己曾经的战友，他显得感慨万千:
毛泽东是一个有着超凡魅力和政治能力的人，虽是一个农民社会主义者，却有着对平等的渴望，当他发现所建立的政权没有这些时，便会想方设法达到目的。
1968年底，张国焘和妻子杨子烈为了有个依靠，只好抵达加拿大多伦多投奔大儿子张海威。不过，由于儿子的境况也非常一般，夫妇俩只好住进了一家免费的养老院度日。
张国焘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在北京不幸逝世，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当时，张国焘面对一名西方记者提问时，只是淡淡地回答:
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张国焘墓
1979年，张国焘已经82岁，还因为中风住进了医院。12月2日夜，他在病床上翻身时掉到了地上，多次按铃都无人应答，竟然被活活冻死了。之后，遗体被安葬于多伦多东部士嘉堡的松山墓园，从此客死他乡为异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