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15日和9月9日，朝鲜半岛“三八线”南北先后成立了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分别形成了以李承晚为首的政府和以金日成为首的政府。之后，苏联和美国相继完成了撤军计划，将国土守卫职责移交给了双方的军队。

从此以后，韩国和朝鲜经常爆发小规模的冲突和摩擦，都希望在自己的主导下完成半岛统一。1950年6月25日凌晨，双方在军事分界线附近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朝鲜战争也由此爆发。

由于北方的金日成政府准备得更加充足，很快就将南方的李承晚政府打得节节败退，甚至在短短三天的时间便攻占了韩国的首都汉城(首尔）。在李奇微所著的《朝鲜战争:李奇微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北朝鲜人民军不仅为这次进攻作了充分的准备，而且还拟制了详细周密的计划，甚至就连派兵混杂在难民中潜入南朝鲜破坏交通、散布恐怖言论以及摧毁坚固工事等问题都考虑到了。

面对自己扶持的李承晚政权如此不堪一击，简直就是扶不起的阿斗，美国总统杜鲁门显得非常失望。不过，为了维持朝鲜半岛的均势，更为了维护美苏争霸的优势，他又不能“置之不理”，立即就着手展开各种反击。

1950年7月7日，在美国政府的主导下，在苏联政府的缺席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84号决议，强烈谴责朝鲜的同时还组建“联合国军”准备武装干预。除美国以外，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卢森堡、希腊、土耳其、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比利时、哥伦比亚、南非、菲律宾和埃塞俄比亚这15个国家也派出军队，统一接受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的指挥。

1950年9月15日，麦克阿瑟指挥“联合国军”进行仁川登陆，从而将朝鲜人民军拦腰切断，彻底扭转了半岛的局势。眼见情势突变，金日成只能迅速后撤，十多万精锐部队只有三万撤回到“三八线”以北，基本丧失了招架之力。

1950年10月1日夜，刚刚完成国庆一周年的系列庆祝活动，我国领导人们便齐聚颐年堂会议厅商讨半岛局势。在会上，毛主席通报了刚刚收到的两封信件，分别来自苏联和朝鲜。其中，斯大林的电文如下:

根据眼下形势，如果你们认为能用部队给朝鲜以帮助的话，至少应该将五、六个师迅速推进到三八线附近，以便掩护朝鲜同志组织后备的力量。

相比斯大林的电文，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亲笔信则更加急切，也更加直白。在信中，他几乎以求救的口吻表示:

趁我们严重的危机，如果敌人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只靠我们的力量是难以克服的。因此，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帮助，急盼中国军队直接出兵以援助我军作战。

得知信件的内容后，与会人员纷纷表示不能任由美国欺凌朝鲜，更不能允许美国威胁到我国的周边安全。但是，新中国毕竟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到万不得已还是要尽量避免直接开战。

会议结束后，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表达了对于朝鲜半岛的关切态度。由于中美双方尚未建交，他还委托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杜鲁门转达消息:

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北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当时，所谓的“联合国军”已经基本完成了战前的既定目标，打赢了一场有限的局部战争。而杜鲁门政府也不愿意与苏联、中国同时为敌，担心引发新的世界大战，更倾向于“见好就收”。

已经被胜利冲昏头脑的麦克阿瑟却不这样认为，在与杜鲁门当面商讨朝鲜战局时竟然狂妄地表示:“如果中国人真要南下到平壤，那就是在自寻灭亡”。于是，“联合国军”不仅越过了三八线，而且还派飞机多次入侵中国领空以进行试探和挑衅。

无奈之下，毛主席终于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提出“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口号。在讨论由谁挂帅出征时，先后排除了林彪、粟裕和陈毅，他最终一锤定音表示:

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

当天下午，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西北军区司令员的彭德怀立即赶到北京，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据《彭德怀自述》记载，他是这样表示的:

即便打败了，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将来的问题会更加复杂。

出任志愿军司令兼政委后，彭德怀马不停蹄地展开了战前的准备工作，除了亲赴东北视察部队外，还就后勤补给和武器装备等事项展开协调。最终，确定第一批入朝作战的志愿军共有六个军，分别是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第50和第66军，另有三个炮兵师和一个高射炮团，共计26万人。

1950年10月16日，第42军作为先头部队率先秘密入朝，正式拉开了抗美援朝的序幕。三天后，彭德怀也趁着夜色悄然抵达战火纷飞的桧木洞，亲自会见了金日成。据当时的随军秘书杨风安回忆:

金日成孤身一人，手头的部队已经失去联系，战场形势万分危急。

彭德怀向金日成介绍了第一批入朝志愿军的大体情况，准备先进行短期的适应再发动攻势。不过，身处北京的毛主席却通过情报获悉，此时的麦克阿瑟尚不知道我军已经入朝，依然还在不顾一切地向北推进。于是，他向志愿军指挥部发出如下电文:

应抓住战机尽快完成部署，争取初战胜利。

由于士气高涨和攻势凌厉，志愿军初战便告捷，成功打出了中国军队的气势，极大地震慑了“联合国军”。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在大榆洞召开了总结大会，也为第二次战役进行了部署。在讲话中，他客观冷静地表示:

麦克阿瑟虽遭到第一次战役的打击，但美军主力未受大的损失。同时，他对我军的具体兵力还不清楚，肯定还要向鸭绿江再次进犯。我军的装备落后，如死拼硬顶肯定要吃亏，不如暂避其锐气边打边退，后撤30至50公里以诱敌深入，然后在运动中寻机歼敌。

对于彭德怀的军事指挥能力，毛主席从来没有怀疑过，否则也不会有“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评价。因此，北京很快便批准了第二次战役的作战计划，志愿军在东西两线同时展开部署。

就在军事攻势紧锣密鼓进行之际，彭德怀还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发起了外交攻势，准备释放一批战俘以分化“联合国军”。不过，交战期间大规模释放敌军并无先例，因而特意发电请示毛主席。

毛主席接到电文后非常高兴，认为彭德怀高瞻远瞩，堪称合格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于是，他在回电中欣慰地表示:

释放一批战俘甚好，而后无需请示。

通过这次大规模释放战俘的行动，彻底破除了麦克阿瑟对于中国军队的污蔑和诋毁。于是，每名被释放的战俘都变成了一个“宣传员”，使得第二次战役中出现了多起成批成规模投降的事件，迫使敌人集结在三八线以南被动防御。

前两次战役的胜利，扭转朝鲜战局的同时，也滋生了部分轻敌冒进的观念，认为“联合国军”不过如此。作为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及时制止了这种情绪的蔓延，以谨慎稳进的态度展开了第三次战役。

经过连续的迅猛追击，第三次战役进展出奇的神速，很快就越过三八线向南推进了100公里。原来，麦克阿瑟经过了前两次战役的失败，主动下令部队不战而退，目的就是为了拉长志愿军的补给线以寻机反攻。

彭德怀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敌人在学习我军的“诱敌深入”，在没有空中保障的情况下，志愿军的后勤补给将相当困难。为了避免麦克阿瑟再次上演“仁川登陆”，他在1951年1月7日主动叫停第三次战役。

通过前三次战役的胜利，志愿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朝鲜战场的主动权，后来又相继发动了第四次战役和第五次战役。截止1951年6月，三八线已经牢牢被中朝联军占据，只是苦于后勤补给才没有进一步扩大战果。

在这种背景下，美军建议双方暂时停火，杜鲁门也希望斯大林能够从中斡旋。不过，坐到谈判桌前的美军将领却心有不甘，希望挽回自己在战场丢失的颜面。最终，经过反复博弈和打打停停，直到1953年7月27日才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彭德怀的个人威望也达到了顶峰，出任国防部长的同时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不过，他光明磊落和敢说敢做的性格却没有丝毫改变，依然还是刚直不阿，最终酿成了严重的后果。

1957年冬，全国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从而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随后，八大二次会议又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希望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

实事求是地讲，“大跃进”和“总路线”反映出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的现状，反映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组织的衷心拥护。但是，这却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忽视了当时生产力的客观水平，甚至还盲目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

就在“大跃进”迅猛发展的同时，农村又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在“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把合作社变成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

从此以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得到大力的推崇，习惯上被称为“三个法宝”，后来改为“三面红旗”。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由于理论认识的水平不够，这些政策都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危害。

1958年12月，彭德怀回到家乡湖南，先后到湘潭和平江等地进行调研，真实发现了基层存在的许多问题，像“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等现象都非常严重。对此，他不仅予以了严厉的批评，而且做好记录回京后如实汇报。

随着“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显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毛主席也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从1958年底开始，伟人在多地调研时都强调实事求是:

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他作假不作假，没那么多东西，就要造假！

　　为了加快纠正“左”的错误，组织先后在郑州和上海等地召开扩大会议，更降低了工农业产量的指标，使得国民经济出现了好转趋势。在这种背景下，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在江西庐山召开，原定议题是“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倾错误”。

1959年7月1日，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等人都陆续抵达了庐山，大家的心情都很不错，抱着总结经验教训的心态来参加这个“神仙会”。据吴德后来回忆:

初到庐山时，气氛并不紧张，我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

7月2日，庐山会议正式开始，毛主席提出了准备讨论的主要内容和议题，还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三句话作为指导思想。期间，有些人认为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认识到错误；有些人则不承认错误，只是认为方式方法存在不足而已。总体上，会议的氛围是积极健康的，与会人员都能够畅所欲言。

由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和田家英等人组成的秘书组，专门负责起草会议纪要，准备在7月15日开会时正式讨论以形成文件。7月14日，彭德怀亲自写信给毛主席，分析了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产生的原因，并且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毛主席意识到有些人对于“三大法宝”存在不同的认识，因而要求紧急印发成公开信分发各个小组讨论。同时，还提议再来一些人参加最后几天的会议，扩大讨论的民主性和广泛性，希望听取最真实的声音。

作为彭德怀的好友和下属，黄克诚在7月17日才赶到庐山参会。当他仔细看完那封信件后，非常遗憾地表示:

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却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总是感情用事，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不当面交谈，何必写信？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不仅被免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而且还遭到错误的批判，更有一些别有用心之人落井下石。直到1965年9月，他才被派往四川成都担任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算是重新复出工作。

1966年，随着那场大运动爆发，彭德怀又遭到了无端诬陷和严重迫害，长期丧失人身自由。1973年4月，他被确诊为晚期直肠癌，在周总理的保护下才住进了301医院。不过，随着病情恶化，最终在1974年11月29日含冤去世，以“王川”的化名被秘密送往火葬场火化。

陈云

1978年12月24日，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两天后，我们组织为彭德怀恢复名誉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这场迟来的追悼会由叶剑英亲自主持，由邓公和陈云分别致悼词，高度评价了他光辉的一生和革命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