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为了表彰那些为创立新中国而做出卓越贡献的军事将领，毛主席签署命令进行授衔。其中，10人被授予了元帅军衔，10人被授予了大将军衔，57人被授予了上将军衔，177人被授予了中将军衔，1360人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在这些将星闪耀的名单当中，个个都是久经考验的功勋，个个都是戎马一生的军人。但是，其中一人却显得有些另类，他虽然没有带过兵打过仗，但却被授予了上将军衔，而且还深得毛主席信任并被评价为“共产党的大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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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1899年9月15日——1962年2月9日），安徽省巢湖市巢县人，隐蔽战线上最杰出的光辉代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和外交家。历任上海沪中区委委员、苏区政保局执行部长、红一方面军政保局长、联络局局长、情报部副部长和社会部部长等职，建国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军委情报部长和副总参谋长等职。
李克农出生于安徽省的一户富裕人家，父亲李哲卿曾在政府和海关任职，是一名接触过新思想的进步人士。受此影响，他从小便接受了系统的文化教育，12岁时随父迁至位于芜湖的安徽公学读书，那里是革命党人进行宣传的阵地。
辛亥革命后，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造成了军阀混战的乱局，国家境况一日不如一日。在此背景下，李克农越来越意识到只有义无反顾的牺牲和坚定不移的革命才能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
随着苏联“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李克农终于找到了革命的方向，也找到了革命的目标。在“五四运动”后，他迅速投身于学生运动，逐渐成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支持者和追随者。
1924年1月，在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旗帜指引下，国共之间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在两党的精诚合作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爆发了，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1926年，李克农终于如愿加入了组织，成为沪中区的宣传委员。可是，在国民党右派的咄咄逼人下，国共合作的局势已经危在旦夕，时刻都有破裂的可能。直到蒋某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直到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这种可能终于变成了现实。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随即开始进行白色恐怖统治，我们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危机时刻，李克农从未动摇过，冒死获得情报并促成了芜湖当地的组织迅速转移，从此开始与情报工作结缘并且终其一生。
我们所熟知的“军统”，其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最早由复兴社演变而来，始终都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成立之初，局长由陈立夫担任，下设有徐恩曾掌管的党务处，戴笠掌管的军警处和丁默邨掌管的邮检处。
从职务、排序和亲疏来看，徐恩曾领导的党务处无疑是真正的核心部门。不过，就是这个心狠手辣、圆滑世故和阴险狡诈的大特务，却被李克农耍得团团转。
1929年12月，李克农经组织批准考入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工作，从而成为了徐恩增的“得力干将”。为了更好的开展秘密工作，组织安排他与钱壮飞、胡底组成特别小组，具体负责收集宁沪之间的情报并与中央特科联系。
凭借着过人的专业技术和高超的交际能力，李克农在敌人内部混得风生水起，不断被特务委以重任。毫不知情的徐恩增，还不止一次表示:“机要秘书钱壮飞、特务股长李克农和通讯社长胡底是我的三员得力干将”。殊不知，这三人都是周恩来派出的潜伏人员，又被称为“龙潭三杰”。
1930年，李克农调入中央特科工作，接受顾顺章的直接领导。此人出身复杂，曾在南洋烟草公司当过包工头，也在上海青帮当过小头目，因为在工人运动中敢打敢拼而得到重用。
随着地位攀升，顾顺章骨子里的那些陋习也显露出来，吃喝嫖赌样样俱全，还美其名曰“为了潜伏工作的需要”。1931年3月，他在完成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赴鄂豫皖苏区的任务后，竟然没有立即返回上海复命，而是滞留在汉口豢养情人，甚至还以“化广奇”的名字公开表演魔术敛财。
身为秘密战线的负责人，顾顺章的行径简直是荒唐至极，简直是自己找死。果然，他很快就被叛徒王竹樵认了出来，立即遭到了特务的秘密逮捕。
遭到逮捕后，顾顺章毫无气节可言，在尚未严刑拷打的情况下就迅速投敌叛变，供出了武汉地下组织的几十处秘密据点。为了彰显自己的价值，为了换取更多的筹码，他提出要前往南京面见国民党高层，之后交待周恩来、瞿秋白等人在上海的驻地。
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被特务秘密送上了一艘前往南京的客轮。与此同时，他提供的地下组织名单和地址多达六封，也全部发往了南京国民党调查科，全部标明“绝密”并由“徐恩曾亲译”。
徐恩增
当时，徐恩曾正在外面花天酒地和潇洒快活，相当于给机要秘书钱壮飞提供了机会。当他冒死破译出第一份密电时，立即惊出一身冷汗，电文内容如下:
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并已投降，转到南京后可将所有地下机关全部肃清。同时，他称中统内部核心部门也有埋伏人员。
收到钱壮飞的情报后，李克农深知干系重大。不过，他无法立即找到只进行单线联系的陈赓，只得违反地下保密规定冒险横向联络，通过江苏省委才联系到了组织。
周恩来当机立断，一方面安排已经暴露的同志们火速撤离，一方面安排尚未暴露的同志们静默潜伏。由于情报及时准确，大多数人在国民党特务赶到时前已经撤离，组织免受了一次灭顶之灾。事后，毛主席这样表示:
李克农等人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将不存在了。
当然，经过此事的李克农也彻底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只能通过多地辗转和化装来到了井冈山根据地。之后，他被分配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主要负责肃清间谍、刺探情报和首长保卫的工作。
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损兵折将，导致苏区的面积越来越小，完全失去了“诱敌深入”的可能。无奈之下，组织决定退出井冈山进行战略转移，从此开始了悲壮的万里长征。
长征之初，博古和李德继续进行军事指挥，由之前的“寸土必争”改为了“寸土不守”，完全被敌人压着打和追着打。湘江战役后，红一方面军已经锐减到三万多人，而且部队士气非常低落。
1935年1月，红军在攻占贵州遵义后进行休整，期间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深刻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系列错误，而且严肃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路线，重新确立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史称“遵义会议”。
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组织根据形势成立了中央联络局，局长由李克农担任。在阶级矛盾缓和与民族矛盾激化的前提下，该局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国民党，尤其是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行统战工作。
1936年2月，为了最大限度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李克农奉命与张学良展开秘密谈判。不过，仗着自己兵精粮足，对方在谈判初期颇为傲气，甚至提出:
你们红军是不是真的抗日？红军内部是不是真的团结？抗日为什么一定要反对蒋介石？
对于这样犀利的提问，对于张学良表现出的态度，李克农显得不卑不亢。于是，他当面答复道:
红军当然是抗日的，不为了抗日，何必要二万五千里长征到此？至于第二个问题，红军是否团结，的确还有些争论。你晓得，张国焘跟我们分了家，但这是我们内部的斗争，你张先生不可能体会到。
对于如此坦率的回答，张学良显然没有想到，于是改变了之前的态度。最后，他真诚表示自己看到东北沦丧非常悲痛，自己愿意停止内战并联合抗日，期待周恩来作为全权代表进一步商讨。
谈判之前，张学良并没有见过李克农，只是听说过一些“传奇经历”。通过这次接触，他对这位“大特务”非常钦佩，直到晚年时期依然评价“此人真厉害”！
1936年12月初，蒋某亲率陈诚、蒋鼎文等人抵达西安，准备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调离后改由卫立煌继续“围剿”红军。经过紧急磋商，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立即发动兵谏，当即就发生了“西安事变”，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转折点。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克农先后担任八路军驻上海、南京办事处处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和长江局秘书长等职。期间，他积极协助周恩来等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筹备军需物资和运送人员。
“皖南事变”发生后，李克农奉命撤回延安担任了社会部(情报部）副部长，继续在情报领域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抗战胜利后，他转到北平军调处工作，积极与国民党以及苏联、美国等代表接触，争取通过和平谈判结束战争。
1946年6月底，蒋某人公然撕毁来之不易的“双十协定”，全面挑起了内战。到了1947年3月，胡宗南调集数十万大军意欲“闪击延安”，毛主席却高瞻远瞩地提出“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要以暂时失去一个延安去换取全中国的胜利”！
组织撤离延安后，李克农担任后方委员会委员，协助叶剑英具体负责各地情报系统的工作，为毛主席及时掌握敌情和指挥解放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难怪，伟人会这样评价:
李克农是中国的最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
1948年9月，组织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发展外线进攻并把战争引向国统区。此时，作为社会部（情报部）部长的李克农深刻领会战略意图，着力要求各地情报部门组织刺探国民党军队的动向，积极配合人民军队展开战略决战。
在辽沈战役期间，东北局社会部认真贯彻执行了李克农的指示，特别是遵照他提出的“大胆发展与谨慎安排”的方针，掌握了敌人的战斗序列、武器配备、兵力驻地、补充增援和人员编制等。根据这些源源不断的情报，东北野战军对于敌军动向了如指掌，牢牢掌握着战场主动权。对此，作为东野参谋长的刘亚楼这样表示:
你们的情报工作很出色，在辽沈战役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平津战役发动前，李克农就收到了华北局社会部发来的电报，表示“傅作义称华北局势，将来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察绥与青宁会合”。原来，对方看到东北的大势已去，已经做好了沿平绥线西撤到绥远与盘踞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会合的打算。
毛主席和周恩来得知此事后，为了提防傅作义西逃而做出了“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决策，对北平、天津和张家口实行了战略分割。之后，李克农着重展开了攻心之策，成功打消了对方的疑虑，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为了配合中野和华野发起淮海战役，李克农明确指示中原局社会部和华东局社会部搜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部署，特别是在徐州一带的兵力部署。很快，前敌指挥部就收到了方方面面的情报，包括对方的辖区范围、兵团番号、主官姓名和兵力配备等，可谓应有尽有。
1949年1月上旬，淮海战役已经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杜聿明率邱清泉和李弥两个兵团被围困于永城东北地区，早已因为粮草断绝而军心动摇。为了作垂死挣扎，他秘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空投20万只防毒面具，妄图率残兵败将通过毒气弹而突围。
谁知，杜聿明的这封密电竟然落在了华东局社会部在南京的潜伏人员手中，以最大的努力延迟和拖延，以至于他被俘后都没有见到空投的防毒面具。淮海战役结束后，蒋某人的嫡系部队损失殆尽，长江以北再无大的战事。
李宗仁成为代总统后，表现出一副“指点江山”的态势，可手中却没有多少实权。他一方面同意“和平谈判”，一方面筹划“划江而治”，任命张治中为和谈代表前往北平。
在此期间，李克农一刻也没有放松警惕，始终做着两手准备。他从上海和南京等级不断收集和整理情报，真实掌握了长江南岸的国民党设防情况，甚至精确到了桥头堡的位置、角度和距离。
北平和谈失败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人民军队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之后，北岸炮火进行了猛烈而精准的打击，粉碎了敌人海陆空的协同防御，李克农再立一功。
新中国成立后，已经逃到中国台湾的蒋某人依然还在叫嚣，甚至派遣特务进行破坏和暗杀。作为组织的“大警卫员”，李克农殚精竭虑，一一粉碎了敌人的各种阴谋，极大地保证了领导安全和政权稳定。
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国发起抗美援朝打响了立国之战，成功将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到了三八线以南，迫使其坐到谈判桌前谈判。在此背景下，毛主席钦点李克农前往朝鲜开城参加停战谈判，对他表现出了极大的信任。
1951年7月10日，停战谈判在三八线以南的开城拉开帷幕，但进行得却并不顺利，双方在谈判桌上多次陷入僵持。很明显，趾高气昂的美国人并不服输，希望挽回一些战场丢失的颜面。
开城正值夏季，气候炎热而且蚊虫乱飞，本就身体有恙的李克农虽然准备了药物，但身体还是有些吃不消。面对谈谈停停甚至边打边谈的局面，他却显得异常冷静，多次表示这是在比耐力，如果退缩就是对不起牺牲的广大志愿军战士。
面对如此强大的谈判对手，气急败坏的美军竟然轰炸了中、朝代表团住所，李克农被困在废墟里差点牺牲。直至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双方终于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这场战争就此结束。
这场长达两年多的朝鲜停战谈判，前后共经历过60多次正式会谈，非正式会谈更是多达数百次之多。期间，李克农鞠躬尽瘁，事无巨细，始终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据他的儿子李伦回忆:
从朝鲜战场回国时，看到父亲的头发变得苍白，身体也非常瘦弱，母亲当众就哭了。
到了1957年冬，李克农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尤其是哮喘病非常严重。由于经常都是边走边咳，他在上台阶时因为没有站稳而重重摔倒并伤了头部，多次抢救依然处于昏迷状态。据他的儿子李伦回忆:
父亲醒来后脑子不行了，不能说话，记忆也大部分消失。也就是在这以后，他开始了几年的休养。
李克农意识到自己的状态已经大不如前，特别是记忆能力和语言能力退化严重，这令他非常难过。于是，无奈向组织递交了一份报告：
我已无法再担任一线工作，但是还希望能负责上海特科的工作。
在此时期，李克农辞去中央的工作而申请负责上海特科，是因为那里是他曾经战斗的地方，那里有很多未尽的事项。比如，一些老特工的身份需要被证实，一些历史事件需要被证明，一些政策需要被落实。
李克农除了放心不下工作，还放心不下自己的妻子赵瑛。两人自1917年便结为夫妻，同甘共苦40多年，经常过着颠沛流离和居无定所的生活，即便建国后也是聚少离多。
1961年1月6日，赵瑛因患癌症而医治无效，溘然长逝在女儿李冰担任院长的北京市肿瘤医院。悲痛之下，李克农在两人合影的背面写下:
此相片1940年摄于广西桂林八路军驻桂办事处，不幸赵瑛同志于1961年病逝于北京肿瘤院，从此和我们永别了！回顾21年中，她埋头工作，辛勤劳动，扶老携幼，苦了一生！特留此遗照以表哀思。
从此以后，李克农经常都会盯着妻子的遗像发呆，往往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因为悲伤过度，他的病情更加恶化，而且也不再配合治疗，还是在邓颖超的多次劝说下才住进了医院。
1962年2月9日上午，李克农因病过世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只有63岁。之后，组织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公祭活动，周总理亲自担任主祭，罗瑞卿同志亲致悼词:
李克农同志是我党、我军政治保卫工作的组织者之一，他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下，坚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斗争，同为革命而壮烈牺牲了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据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得知“特工之王”李克农去世的消息后，立即感觉如释重负，甚至还休假三天以示庆祝。或许，对手或者敌人的评价，才更能反映出自己的真实价值和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