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3日，国民党第52军正式接收苏军在沈阳的全部防务。同时，国民政府东北行营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开始准备从锦州迁往沈阳。
文强回到东北后，正在沈阳视察以便为搬迁作准备，突然传来了令他震惊的消息：
戴笠于1946年3月17日飞机失事身亡。
这一天，正好是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闭幕的日子。
不过，文强得到消息是在两天以后。
那天，他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是东北民主联军在前一天攻打并占领了中长铁路上的咽喉要地——四平街。
第二个消息就是熊式辉从锦州打来的电话，告知天津《大公报》刊登：戴笠已于17日飞南京途中失事。
这对文强来说，真是犹如晴天霹雳。
他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后悔自己给戴笠提出的“以退为进”献策。他以为，戴笠正是因为接受了这个想法，才急于去南京面见何应钦，想通过何应钦的关系争取顺利出国，以致失事身亡的。
其实，戴笠并非是去南京见何应钦。因为，何应钦当时正在重庆参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
后来得知，戴笠原是打算飞到上海，大约是为了找杜月笙、唐生明商量，请他们帮助解决电影明星胡蝶与其夫潘有声离婚一事。
——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胡蝶夫妇从香港逃回大陆，途中因接应护送的军统局香港站人员赵长天与童子军团驻港联络员杨惠敏（即上海八一三抗战中勇赴四行仓库向“八百壮士”献国旗那位著名人物）失职，胡蝶的全部行李（内有她多年积攒的金银首饰、四季时装和历年所拍电影的剧照、纪念品）被日军劫走。
胡蝶悲痛万分，到达重庆后，戴笠一面帮她追查此事，将赵长天、杨惠敏捉拿下狱追究；一面对她百般安慰、照顾。
不久，两人便同居了，但却一直没有合法的名分，戴笠既然准备出国，自然希望与胡蝶办妥结婚手续后，一起名正言顺地出去。
不料，戴笠的座机飞抵上海时，因气候恶劣不能与机场取得联络，只得改飞南京。而南京此时又是细雨迷雾，云层极厚，飞机无法降落。
在盘旋低飞准备迫降中，油量消耗将尽，驾驶员慌乱中触山坠落，油箱起火，机毁人亡，同行的龚仙舫等人无一幸免。
东北保安司令部旧址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文强得到戴笠失事消息后，立即与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余纪忠、沈阳市长董文琦等人从沈阳飞返锦州。
在锦州，他又得到马汉三来电，同时，还接到军统局天津站长陈仙洲打来的长途电话。
两天后，文强接到毛人凤的电报，促速飞渝。
文强是怀着沉痛的心情去到重庆的。戴笠于他，可以说是有“知遇之恩”。
他是在受到中共党内左倾路线错误处理，又遭到湖南地方军阀势力威胁后，才偶然与戴笠相识并在其手下工作的。
戴笠对他，不但不要求“交待”中共组织情况或对参加中共革命的历史进行“悔过”，而且大胆放手任用，充分用其所长。
文强在92岁高龄时忆及戴笠之死，还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与我相处十二年，他对我是特殊的对待，我感到他对我是一贯的信任，一贯有礼貌。我没有向他求过官，却将我的官阶升得比他自己还高还大。
事实确实如此。戴笠自己的军衔还只是少将时，就已保荐文强升到了中将。
由此可见，尽管历来对戴笠的评价毁多誉少，但对于这样一个复杂而重要的历史人物，不应简单片面甚至漫画式地看待。
军统元老之一唐纵在得知戴笠失事消息后，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对戴笠的评价，除去“英明果断，机智过人，勇于任事，不辞劳怨”一类褒扬之语外，还有“约束部下森严可畏”，“在生活方面待人过严，待己过宽”的批评。
而戴笠对文强却似乎并无“森严”或“过严”的态度。从他与文强的关系看，他的用人之道，还是有高明之处的。
文强到重庆后，下榻于枣子岚垭军统局招待所，以后，又移住民生路胜利大厦。
重庆军统局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30年代初，文强在重庆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时，枣子岚垭还只是城外荒凉的郊野，民生路一带的马路也才开始扩建。此时，这些地方都已经楼房相接，再难找到昔日游踪。
在胜利大厦马路对面，就有中共《新华日报》营业部，文强不知道，周恩来驻重庆期间，常在那幢房屋楼上与各方面人员约谈。
不过，即使知道了，他此时也不会想到去见周恩来。
军统局于4月1日召开建立14周年纪念会，并同时为戴笠举行追悼会，军统局内外勤的负责人都到了，军委会各部负责人也应邀出席。
文强作为军统局最大外勤单位负责人，被安排在致祭的首位。但是，他看到有黄埔军校二期的胡靖安（军统局督察室主任）等老大哥在场时，便坚辞并推胡靖安为首。
在台湾草山看管张学良将军的刘乙光也来了，刘乙光自1936年起奉命看管了张学良十年，此时仍然是中校军阶，蒋介石知道后，才将他越级提升为少将。
当天上午，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说，拒绝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军队和建立的地方政权，他声称：
“我们中央对东北的职责，现在只有接收领土，恢复主权行政的完整。”
还说：
“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府组织的协议案在本质上更不能够代替约法。”
如此一来，其撕毁政协决议的态度已经表露得十分明白。
下午，蒋介石来到戴笠追悼会会场亲自主祭，讲话中还流了眼泪，说了许多安抚部属的话。
礼毕，蒋介石在一批“烈士”家属面前转了一圈，握手赠金，表示慰问。这些“烈士”中，有些是死于内战中的，但也有不少是在从事抗日地下工作时被日伪捕杀殉难的，家属们触景伤情，有的号啕大哭起来，毛人凤立即挥手制止，将哭声压低。
追悼会后，军统局召开了三天工作会议，由内政部政务次长兼军统局代理局长唐纵介绍了军统局即将“调整裁并”的意义和办法，要求各地负责人回去后，对外表示军统局将结束，对内则作好把公开与秘密工作分开的安排及有关人事调整。
唐纵在当天日记中记载：
出席会议者数十人，其思想观念与做法，均因袭陈旧，毫无新的意识与转变办法。将来调整，余甚担忧！
文强在这次会上没有发表什么意见。此时，他对戴笠死后的军统局前途已经失去信心，认为不管怎么调整裁并，也不过是新瓶装旧酒。
而且，他已经发现，戴笠之死，使原在其一手统治之下的军统局陷入了人事纷争之中，人员分裂成了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唐纵为首的湖南派，毛人凤为首的浙江江山派。三派明争暗斗，互不相让。
文强作为军统局唯一在华中、华北、东北都工作过的资深高干，从无争权野心而又热心干实事，所到之处人际关系都很好。
此时，他俨然成为军统局内极有实力另立一派的人物，成为三派都不放心、三派都想争取的对象，都争先恐后对他进行试探、拉拢。文强不愿陷入这种是非漩涡中，萌生了退出军统局的念头。
文强这次到重庆后的3月27日，山城的春风中，传开了报童、报丁们兴奋的吆喝声：
国、共双方与参加调处的美方代表一起签订了东北停战协定。
不过，战事仍在本溪、营口、四平、长春、海城、鞍山等地进行。于是，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派出四个小组赴东北执行停战令。
这时，国民党东北军政机关已搬到沈阳，驻沈阳的27小组便成为中心组，中共方面组长饶漱石，政治顾问李敏然，参谋长伍修权。饶漱石工作了一个来月，即调去北平军调部，由李敏然接任组长。
美国和国民党方面很快就发现，李敏然即当年名噪一时的中共领袖李立三。这时，他还担任着东北民主联军日侨管理处长。
1946年，李立三在哈尔滨与“三人小组”美方代表丁伯曼将军合影 图片来自网络
李立三这次到长春、沈阳，与国民党方面谈判了拉法、柳河、平泉等地发生冲突的责任和交换俘虏问题；
北满（中共占领的松花江以北地区）境内日侨、日俘遣返归国问题；
小丰满电站恢复供电问题；
国民党军从松花江北岸的陶赖昭和江桥以北的一个据点撤到江南并停止修复松花江铁路大桥以确保双方脱离接触不发生冲突等问题。
在谈判期间，李立三与国民党军新6军军长兼东北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廖耀湘拉上了乡亲关系。
廖耀湘热心地为李立三寻找到了在醴陵老家失去联系多年的老母，并给李母送去了600元东北流通券和家信，李立三也向廖耀湘回赠了一些礼物。
谈判结束后，熊式辉与杜聿明给了刚从重庆回到东北的文强一个特殊任务：
要他借访问为词，去同李立三进行一次辩论。
熊式辉要他在辩论中强调：
中苏条约是对中国极不友好、极不平等的条约，与帝俄时代沙皇的侵略政策一样，苏军在东北以胜利者、主人翁自居，完全不把中国国家主权放在眼里，其种种“老毛子劫收”行为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有如“前门拒狼，后门进虎”等等。
熊式辉对文强交代：
“李敏然这次来谈判的几条，我们都已答应了。你可代表我方，表现得大方一点。只是要跟他另外指出一点：
苏军到中国领土上来欺压中国人，中共成了苏俄的帮凶。你去收收帮凶的威风，让李敏然回去后，也能多少发挥一点中国人的作用。”
杜聿明则对文强说，与李立三辩论，不必提“帮凶”二字，只是要把苏联正在复活沙俄的大俄罗斯主义这一点，说得严重一些。
于是，文强以东北行营中将督察处长兼东北保安司令部中将督察处长的身份，前往沈阳中苏联谊社大楼七楼李立三下榻处。
对这个住处，伍修权有这样一段回忆：
那是一座日本建筑，我们的房间里也是日式的榻榻米。我们驻地周围布满了监视我们的军警宪特，我们开始工作后每天扔弃的废纸，他们都有专人一一收去检查寻觅什么“机密情报”。
在那里，文强振振有词地与李立三辩论了两三个小时，李立三当然只能说苏联红军是为了东北解放而来的，是中国人民的盟友，两人互不相让，各自都认为对方无理，这样的辩论自然毫无结果。
在当时情况下，文强的辩论占据着“国家主权”的政治制高点，自然占了上风。最后，文强咄咄逼人地说：
“只要李先生还没有加入苏联籍，那么，我们就都应该以中国人而且是主人的身份来说话。你这次来谈判，在这里虽然是客人，但是谈判解决的是我们中国两党之间的事，请不要忘了自己的主人身份！”
分手时，文强约李立三次日下午同赴沈阳市中心区和铁西工业区巡视，看一看苏联军队“劫收”走了多少中国财产，还有多少被他们据为己有的中国建筑物和机器设备上钉有苏联的CCCP标志牌，插有苏联国旗。
但是，到了次日晨，杜聿明打电话告诉文强，李立三准备午宴后即起程返回哈尔滨，不再同他去巡视市区了。
在午宴上，文强碰到李立三，李立三向他客气地表示道歉，说是因有急事需马上赶回，原定的巡视不能奉陪。文强料想他是不愿去面对苏联抢夺中国财产的现实而找的托词，也就一笑置之。
当时，文强并不知道，李立三自有他的苦衷。
十多年前，李立三因对1930年给中共造成重大损失的那次左倾路线错误负责，被调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和接受批判。随后，便留在莫斯科工作。
1938年，在斯大林镇压反对派的“大清洗”中，李立三突然被苏联内务部以“日本特务”罪名逮捕。关押了一年零八个月，还受过肉刑折磨。
若不是他的苏联妻子李莎不惜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交出共青团团证，不顾一切危险给予他支持和关心，李立三很难活着出狱。
在此期间，苏联内务部一个同时担任着共产国际干部部长的官员马尔特维诺夫，炮制了一份批判李立三的文件，诬称李立三参与的八一南昌起义是军事冒险主义，广州暴动是反革命阴谋。
还以在苏联召开的中共“六大”是人民的敌人布哈林领导的，“六大”决议是机会主义等等，在批判李立三的同时，对中共历史进行了攻击。
李立三对此进行了坚决的反驳。他出狱后，针对马尔特维诺夫的诬蔑，向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提出了控告。
1939年11月底，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为此召开了辩论会，当时，正在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也参加了最初的几次会议，并对马尔特维诺夫的一些诬蔑性陈述进行了反驳。
直到1940年3月，共产国际才作出结论，承认对李立三的指控没有根据。但仍然以他在中国犯有错误为由，决定对他处以停止党籍一年的处分。
谁知冤家路窄，李立三回国到东北后，那个马尔特维诺夫也被苏联派到了东北。这时，他已改名为卡尔洛夫，担任着中长铁路局副局长。
1946年，苏军刚刚撤走时的沈阳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47年春，因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急需一批房屋使用，时任东北军区对外联络部部长的李立三去找卡尔洛夫联系，商量将中长铁路局占据着而又一直空置的一些房产拿出来使用。
谁知，卡尔洛夫竟诬称民主联军擅自启封占用了他们的房子，搬动他们的家具等等，向李立三提出抗议。
李立三邀苏方人员一起去察看了“现场”，证实没有这回事，便向苏方提出了反抗议。
卡尔洛夫恼羞成怒，控告李立三挑拨民主联军和苏联的关系，并代表苏联方面宣布，以后再不同李立三打交道。
这样一来，就迫使中共中央东北局与李立三商量，让他辞去了对外联络部部长职务，专任城市工作部部长。
此后不久，文强应国民党东北交通运输总局局长陈延炯的请求，派东北行营第二处副处长张树勋率领全副美械武装的警备大队，强行接收了被苏联人占用的沈阳铁路总局铁路宾馆，并将潜伏于内的苏军情报局人员扣留，经审查后全部驱逐出境，没收了他们的间谍电台。
在这个时候，卡尔洛夫之流才终于明白一个道理：
无论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是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