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统领义军经德胜门攻入北京内城。彼时，局势急转直下，崇祯帝朱由检陷入绝境，于煤山自缢身亡。此标志性事件，正式宣告大明王朝覆灭，从而终结了其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统治。

在历史的进程中，李自成曾获千载难逢之机。彼时，大顺政权迅猛拓展势力范围，一举接管了涵盖山海关在内的黄河流域广袤疆土，统一全国的前景已然在望。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李自成未能有效把握这一关键契机，致使本可铸就辉煌的局势走向崩坏。

李自成进驻北京之后，究竟犯下了哪些致使其最终走向失败的关键失误？总体而言，这些失误主要集中在政治与军事这两大层面。

【政治方面的失误】

对于熟知此段历史的读者而言，皆明晰李自成入京之后，大顺政权高层拟定了一项名为“追赃助饷”的政策。

“追赃助饷”实则包含两个迥异概念，需分别予以剖析。

所谓“助饷”政策，其实施对象涵盖明朝全体官员。为确保该政策的有序推行，针对不同类别的官员，制定了差异化的具体数额标准，并出台了详细且明确的实施细则。

内阁大学士所涉款项达十万两之巨；部院京堂及锦衣卫官员，其数额在七万两至五万两区间，亦或为三万两；科道吏部官员款项则处于五万两至三万两范围；翰林院官员的款项大致为三万两至一万两；至于部属及以下官员，款项则以千两计之。如此，各级官员所涉款项，从高至低，层次分明。

在“助饷”政策的推行进程中，暴露出诸多弊端。彼时，相当数量的官员因各种缘由无法足额提供所需款项。大顺军鉴于预期目标难以达成，遂将“助饷”这一举措调整为“追赃”，以寻求解决之策。

所谓“追赃”，其主要指向对象为贪腐官员，此类群体向来为民众所唾弃。如史料记载，在相关追赃举措中，周奎被责令上缴赃银达五十万两之巨；太监王之心亦被追缴赃银十五万两；大学士陈演，同样被要求交出四万两赃银。

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追赃助饷”政策的推行，就其初始动机而言，本不存在显著弊端。李自成自投身起义事业伊始，便以“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来凝聚人心，并颁布“三年免赋”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策。

几十万之庞大军队，其粮秣供给与饷银发放皆为关键要务。在财政资源获取途径上，若不向民众征收赋税以充军饷，从策略角度考量，将目光投向官绅地主阶层亦不失为一种选择，此做法在当时特定历史情境下，有其合理性与可行性。

然而，以刘宗敏为核心的大顺军高层，未能秉持客观审慎之态度，一概而论地将明朝官员皆判定为贪腐之辈。他们采用简单机械的方式，仅依据官职高低划分追赃数额，如此举措致使打击范围过度宽泛。这一系列不当行径，最终导致大顺军自身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地。

若大顺政权于占据北京之后，仅没收与朱明王朝关联紧密之宗室、国戚、勋贵、太监以及贪官污吏的全部财产，且在面向广大官僚士绅征派赋役时，秉持适度原则，限定征派范围与额度，如此举措，大概率能赢得绝大多数汉族官僚的拥护。

由此可推断，大顺政权极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崭露头角且富有生机活力的汉族主导政权。在此情形下，满清入关之路势必遭遇重重阻碍，难以顺遂。随着大顺政权趋于稳固，其在物质层面的优势亦会日益彰显。

李自成未能把握历史契机，究其根本，在于大顺政权所秉持的阶级意识。该政权自始至终深植于农民阶级出身的底色，即使在占据北京、颠覆明王朝之后，仍未实现向封建政权的实质性转变。这种局限性致使其难以应对复杂的政治局势，最终，汉族官僚与满洲贵族相互勾结，合力将大顺政权颠覆。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以农民身份崛起并最终登上皇位者，可谓凤毛麟角，朱元璋或许是唯一获此成就之人。在构建政权的进程里，朱元璋针对前朝元朝的官僚阶层与地方士绅，采取了极为有效的策略与手段。由此，他成功地从一介草民，实现了向封建统治阶层核心人物的华丽转身。

【军事层面的失误】

自李自成于西安发起大规模东征之始，便臆想着覆灭明王朝后，自身即可君临天下，稳据太和殿之尊位。然而，其未料及的是，彼时大顺政权所面临的主要劲敌，并非摇摇欲坠的明廷余部，而是雄踞关外的满清势力。

从战略视角审视，李自成于获取北京之后，在军事布局层面暴露出严重失策。彼时，他并未在京畿区域集结军事主力，以构建起有效的防御体系，从而抵御八旗军队可能发起的进攻。

彼时，大顺政权的主力部队广泛分布于西北、湖广四府及河南等地。在成功占据山西、京畿与山东等区域后，其兵力布局更趋分散，兵力分散态势进一步加剧。

李自成所秉持的战略规划呈现出显著的保守倾向。其核心意图在于稳固大顺政权的统治架构。然而，在具体的军事部署上，采取分兵驻防之策略，这一举措从军事战略学角度分析，必然致使京师与京东地区的兵力配置难以达到充足状态。

以李自成率军向北京进发这一历史事件为例，其间，左良玉所率明军于彼时趁势对湖广承天、德安等地发起进攻。其战略意图明确，旨在颠覆当地由大顺政权所构建的统治秩序。

在湖广地区，原设有白旺统领的七万精锐部队戍守，凭借此军事力量，抵御左良玉的军事行动应无较大阻碍。然而，李自成鉴于湖广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担忧其失陷，遂即刻调遣袁宗第统率十余万大军奔赴此地予以增援。

袁宗第统领之部，为李自成麾下嫡系精锐，于野战方面颇具专长。依原战略规划，该部理应调遣至北京周边区域。待局势渐趋稳定，秩序得以全面恢复后，再挥师折返湖广地区。

从更宏观的战略视角审视，即便湖广四府有所失陷，亦不足以对整体局势产生决定性影响。于图谋天下之雄主而言，一城一地之得失，实乃细枝末节，不应成为左右战略决策之关键因素。在此情形下，若能成功抵御满清八旗之攻势，进而整顿与应对诸如左良玉等势力，实可谓相对轻松之举，犹如探囊取物。

李自成率部攻克北京之后，其轻敌之态愈发彰显。彼时，他麾下拥兵十余万，兵力规模不可小觑。

颇为蹊跷的是，李自成于山西、真定等地精心布防，配置大量兵力，然而，对于战略意义极为关键的山海关一线，却未予以应有的重视与妥善布局。

或因李自成彼时判定吴三桂已然归降，自恃山海关防御固若金汤，故而仅差遣明朝原总兵唐通，率领八千老弱士卒前去接管山海关的防务工作。

尤为值得深思的是，吴三桂归降大顺政权之后，李自成却做出了将其召回京师这一在战略决策上颇具失当之处的举措。吴三桂长期与清军对峙作战，从军事战略布局的角度审视，实不应将其调离原防区而移师京城。暂且不论吴三桂后续叛离大顺这一事实，即便其未生反意，仅以唐通所部区区八千兵力，欲图稳固把控山海关这一战略要冲，无疑是难以达成的。

从战略考量而言，李自成在成功招降吴三桂后，理应采取妥善举措。一方面，以优厚待遇加以安抚，赐予其高官显爵；另一方面，饬令吴三桂依旧驻守山海关，并派遣大顺政权之嫡系高级将领，统率大顺主力部队，与吴三桂协同戍守此战略要地。若能依此行事，满清势力便极有可能被稳固阻挡于山海关之外，难以实现入关之图谋。

审视弘光政权所处局势，其面临的外部威胁，相较满清为轻。彼时，李自成势力已据有河南、山东以及襄阳等战略要冲。一旦时机契合，只需委派得力将领，或取道两淮南下渡江，或攻克荆州后由长江上游顺流东进，南京之地便可收入囊中。